晋论下
昔者五胡之祸晋室，其起非一朝之故也。探其基而积之，乃在于数百岁之淹缓。国更三世，而历君者数十。平居常日，不见其有可窥之形，是以一发而莫之能支。夫非无形也，盖为祸之形常隐于福，为福之形常隐于祸。人见其为今日之祸福而已，不就其所隐而逆窥之。是以于其未发，皆莫睹其昭然之形。此其为祸至于不可胜救之也。先王之世，侯甸要荒，各以其职来贡。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四国之君立于四门之外，使得与夫备物盛礼之观，而隐寓其羁縻勿纵之义，甚深远也。后世之君，幸其衰敝而悦其向服也，因内徙而亲之。其事肇于汉之孝宣，渐于世祖，而盛于魏武。或空其国而罢徼塞之警，或籍其兵而为寇敌之捍。夫既去其侮而又役其力，可谓世主之大欲，国家之盛福矣。不知积之既久，而大祸之所伏，一旦汹然若决防水，莫之能遏。晋为不幸而适当之，以其平居常日不睹其昭然之形故也。昔者孝宣乘武帝攘击匈奴之威，令五单于内争，始纳呼韩邪之朝。元帝时请罢边备，赖侯应之策，以为：“自孝武攘之漠北，夺其阴山，匈奴失所蔽隐，每过阴山，未尝不哭其丧亡也。今罢备塞，则示之大利。”元帝虽报谢焉，自是北人亦浸而南顾，汉亦甚悦其来而不之却也。世祖因匈奴日逐之至，遂建南庭以安纳之。稍内居之西河美稷，而其诸部因遂屯守北地、朔方、五原、代郡、云中、定襄、雁门之七郡。而河西之地，悉为彼有。加徙叛羌，错置三辅。魏武复大徙武都之氐以实关畿，用御蜀寇。而匈奴五部，皆居汾晋而近在肘腋矣。于晋之兴，大率中原半为敌国。元海，匈奴也，而居晋阳；石勒，羯也，而居上党；姚氏，羌也，而居扶风；苻氏，氐也，而居临渭；慕容，鲜卑也，而居昌黎。种族日蕃，其居处饮食皆趋华美；而其逞暴贪悍、乐斗喜乱之志态，则亦无时而变也。是以元海一倡，而并、雍之众乘时四起，自长淮之北，无复晋土，而为战国者几二百年。所谓发于迟而为毒深者也。虽然，彼之内徙而听役也，亦迫于制服之威。而其情未尝不怀土而思返，固甚怨夫中国羁拘而贱侮之也。是以刘猛发愤而反于晋，事虽不济，而刘氏诸部未尝一日而忘之也。自魏而上，其间非无明智之主，足以察究微渐，为子孙后世之虑。然皆安其内附，或乐用其力，惟恐其不能鸠合而收役之。虽有失为祸之形，皆不为之深思远虑，就其所伏而消厌之。由晋而下，自武帝之平一吴会，遍抚天下，固无藉乎夷狄之助矣。苟于此时，有能探其所伏之祸而逆制焉，因其怀返之情，加之恩意以导其行，为之假建名号而廪资之，使各以其种族而还之旧土，彼将乐引轻去而惟恐其后也。然后严斥障塞，使截然有内外之限，后虽有警，则无至发于肘腋之间，而被不可胜言之祸矣。虽然，自非明智英果之主为子孙后世之虑，则不能决于有为以救其未发之深祸。彼晋武自平一吴会，方以侈欲形于天下，其能有及于此耶？虽郭钦抗疏，江统著论，其言反复切至，皆恬不为省，方抱虎而熟寐尔。嗟乎！为天下者，无恃其为平日之福，而忽所隐之祸也哉！
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1卷，28篇。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撰。书成后，深得翰林学士苏轼赞赏，两次奏荐，乞换文资，并附呈此《备论》，以证实其“文章议论”。该书现存26篇。书中对战国至五代的兴衰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以史为鉴。该书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 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重要的是看是否含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所以战胜了一味争强斗力的项羽; “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书中对如何用“智”作了多方面的论述：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濞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推崇韩信、曹操“出奇应变”，多谋善断。 为了以智胜敌，主张利用“谋夫策士”，东汉末孙坚之所以“功业不就”，就是因为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书中提出君将要和谐，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何博士备论》褒贬历史人物不囿旧说，苏轼赞誉它“论历代所 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当然，其中对某些人和事的评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