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论上
魏之取汉，异于汉之所以取秦；晋之取魏，异于魏之所以取汉。魏示晋以所取汉之迹，晋袭魏以所取魏之权。是晋之取魏者，魏启之也。晋将蹈迹而取魏也，是以汲汲而求执魏之权。魏徒见权之去我而在晋，犹昔之去汉而在魏也。是以安其所取，而以天下输之，乃自谓所当然者。故晋于得魏之迹，无以异于魏得汉。而于所以取魏之道，最为无名，盖有类夫王莽之盗汉也。虽然，晋室之祸，亦魏有以遗之。呜呼！岂亦天意者耶？
昔者秦为无道，天下之民唯恐秦之不亡也，是以豪杰相与起而诛秦。秦亡而汉得之，是汉无所负于秦也。东汉自董卓之乱，天下痛其祸汉之深，相与建议歃血起而诛卓者，凡以为汉也。卓既诛矣，而曹操、二袁乃始连兵相噬，以争天下而求代汉。曹操先得挟汉之策以令天下，终于汉不自亡而操取之，是魏犹有负于汉也。汉之亡也，非天下亡之，是操取之也。虽然，微曹操则汉之天下不得不亡，以其有二袁之窃取之也。操收天下于二袁窃取之中，是汉尝亡天下矣，而操收之，则魏犹为有名也。故曰：魏之取汉，异乎汉之取秦也。至于晋也，则不然。自司马仲达已韬藏祸奸于操之世，操尝悟之而不自决也，以授之于丕。而丕昏弱，加全佑而倚任之。故其于操之亡，乃稍?以立其盗权之功，遂收其权而私制之。所谓盗权之功者，盖东定辽东而取孟达，南摧王凌而内诛曹爽耳。非有存其既亡，续其既绝之大勋，若魏之于汉也。盖知夫魏之取汉，其道由此也。是以汲汲求蹈其迹，而窃收其权，更四世而固执之。至于一旦取魏于偃然无事之间，而天下之人亦安之于无可奈何，是最为无名，而有类夫王莽之盗汉也。及夫晋之宗室内叛，烽烟外起，至于陵夷而不可胜叹者，亦魏有以遗之。魏亡公族之恩，虽号加侯王，而无尺土一民之奉。晋人取而代之，矫其无枝叶之庇，于是大殖宗室，假之制兵专国之权。一旦八王内相屠噬，至于祸结不可胜解，而群盗乘之。关右、秦川帝王之宅也。魏武大徙西北之众而错居之，以捍蜀寇。至于近发肘腋，不可胜救，以成永嘉之祸。由是观之，则凡晋室之大变，皆魏有以遗之。呜呼！岂亦天意者耶？
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1卷，28篇。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撰。书成后，深得翰林学士苏轼赞赏，两次奏荐，乞换文资，并附呈此《备论》，以证实其“文章议论”。该书现存26篇。书中对战国至五代的兴衰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以史为鉴。该书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 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重要的是看是否含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所以战胜了一味争强斗力的项羽; “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书中对如何用“智”作了多方面的论述：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濞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推崇韩信、曹操“出奇应变”，多谋善断。 为了以智胜敌，主张利用“谋夫策士”，东汉末孙坚之所以“功业不就”，就是因为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书中提出君将要和谐，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何博士备论》褒贬历史人物不囿旧说，苏轼赞誉它“论历代所 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当然，其中对某些人和事的评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