苻坚论上
夫东南之所恃以为固而抗衡中原者，以其有长淮大江千里之险也。然而吴亡于前而陈灭于后者，彼之动者义与顺，所出者智与奇也。晋之取吴也，二十万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陈也，五十万耳，而所出之道八。惟其所出之道多，则彼之所受敌者众，是其千里之江淮，固与我共之矣。今坚之所率者百万之强，而前后千里，其为前锋者惟二十五万，而专向寿春。坚尝自恃其众之盛，谓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乃自向项城，弃其大军而以轻骑八千赴之。是以晋人乘其未集而急击之。及其既败，而后至之兵皆死于躏践，恶在其为百万之卒也。使坚之师离为十道，偕发并至，分压其境，轻骑游卒营其要害，将自为敌，士自为战，虽主客之势殊，攻守之形异，晋诚善距而却我之二三，则吾所用以取胜者盖亦六七。虽未足以亡晋，而亦以胜还也。嗟夫！坚之于诸国也，固所谓铁中之铮铮者矣，然至此而大悖者，益信乎兵多之难办也。盖兵有众寡，势有分合。以寡而遇众，其势宜合；以众而遇众，其势宜分。黥布反攻楚，楚为三军以御之，而又自战于其地，布大破其一军，而二军溃散。吴汉之讨公孙述，以兵二万，自将而逼成都；授其裨将刘尚万人，使别屯江南，相距者二十里。述分将攻之，汉、尚俱败，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而知其妙者，虽少犹将分之，以兵必出于奇，而奇常在于分故也。项羽之二十八骑而分之为四，会之为三是也。至于兵大势重而致溃败者，未尝不在乎不分之过也。
法曰：“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身则首尾俱至。”此言其阵之分也。以阵而必分，则凡兵之大势者可知也。盖兵大势重，分之则所趋者广，足以出奇而人自为战。不分则所应者独，难以合变而身萃其敌。将以其身萃敌，而士不自为战，求其无败，不可得也。嗟呼！人常乐乎大众之率，苟唯不知其所用而用之，虽至死而不悟者，岂特为苻坚也哉？
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1卷，28篇。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撰。书成后，深得翰林学士苏轼赞赏，两次奏荐，乞换文资，并附呈此《备论》，以证实其“文章议论”。该书现存26篇。书中对战国至五代的兴衰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以史为鉴。该书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 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重要的是看是否含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所以战胜了一味争强斗力的项羽; “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书中对如何用“智”作了多方面的论述：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濞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推崇韩信、曹操“出奇应变”，多谋善断。 为了以智胜敌，主张利用“谋夫策士”，东汉末孙坚之所以“功业不就”，就是因为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书中提出君将要和谐，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何博士备论》褒贬历史人物不囿旧说，苏轼赞誉它“论历代所 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当然，其中对某些人和事的评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