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论
梁祖起于宛朐群盗之党，已而挟听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谓一时之奸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业已大，固当气吞而志灭之矣。借使不遂及于子祸，则其后嗣有足以为庄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旋踵也。后唐武皇假平仇之忠义，发迹阴山，转战千里，奄践汾晋。及其子庄宗，以兵威霸业，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谓壮矣。然天下略定，强臣骄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顾，而天下遂归于明宗。至于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犹庄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业，而有强臣骄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于天下乎？晋人挟震主之威，乘衅而起，君父契丹，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虐，而北人骄功恃强，殚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负反之。及其所以蒙祸辱者，不可胜言。观其所以自托而起者如此，则晋安得而后亡哉？汉祖承兵戈扰践之馀、生灵无所制命起，视天下复无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号而应之。而天下之人无所归往，亦皆俯首听役于汉。然一旦委裘，而强臣世室已不为幼子下矣。故不胜其忿，起而图之，侥幸于一决。而周人抗命，卒无以御之，而至于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谓一时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当天之眷命。而真人德业日隆，已为天下之所归戴，则其重负安得而不释哉？由是观之，自梁以迄于周，其兴亡得丧，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
又尝究之，若唐之庄宗与夫末帝，皆以雄武壮决转斗无前，摧夷强敌，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变于邺下，晋祖之甲倡于并门。彼二王者，乃低摧悸迫，儿女悲涕，垂颐拱手，以需死期，无复平日万分之一者，何也？有强臣骄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无以自救之也。
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骄兵。臣非故强也，恃勋赏之积而卒至于强；兵非故骄也，恃战役之勤而卒至于骄。故古者拔乱定倾之主，不忧天下大计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强，战士之或骄。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于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国家安强；举而遗之冲人弱息，而变故不作。彼以乱继乱者则不然：方其图天下之即集也，日责功于将，而责战于士。责功之亟，则凡所以酬将者未尝恤，其或至于强；责战之切，则凡所以抚士者未尝病，其或至于骄。是以天下略定，强臣倚骄兵而睥睨，骄兵挟强臣而冀望。一旦相与起而迫之，反视其身，彷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则虽有平日壮决之气，持是而安归哉？此唐之庄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图天下于亟集，而不计其既集之利害者，终亦亟亡而已矣。
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1卷，28篇。北宋武学博士何去非撰。书成后，深得翰林学士苏轼赞赏，两次奏荐，乞换文资，并附呈此《备论》，以证实其“文章议论”。该书现存26篇。书中对战国至五代的兴衰成败和22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进行了评述，旨在以史为鉴。该书认为，不能笼统地肯定或否定战争，战争既“有以 用而危，亦有以不用而殆”，重要的是看是否含乎“德”、合乎“顺逆之情”、“利害之势”。它强调，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必须有“智”，“智”胜于“勇”，楚汉战争中刘邦“能得真智之所在”，所以战胜了一味争强斗力的项羽; “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认为隋朝杨素堪称智勇兼备。书中对如何用“智”作了多方面的论述：认清主要敌人，以战国时六国之亡，“自战其所可亲，而忘其所可仇”为鉴;攻防的主次方向要分明，以晋灭吴所以胜，刘濞之所以败为例证;主张灵活用兵，“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推崇韩信、曹操“出奇应变”，多谋善断。 为了以智胜敌，主张利用“谋夫策士”，东汉末孙坚之所以“功业不就”，就是因为无人“发智虑之所不及”。书中提出君将要和谐，认为孙武、司马穰苴、周亚夫、诸葛亮、王猛等历代著名将相都是“深得于君”，权不中御，因而才能“武事可立，而战功可收。”《何博士备论》褒贬历史人物不囿旧说，苏轼赞誉它“论历代所 以废兴成败，皆出人意表，有补于世”。当然，其中对某些人和事的评论，也难免有偏颇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