珂雪齋前集自序
袁子曰：《六經》尚矣，文法秦、漢，古詩法漢、魏，近體法盛唐，此詞家三尺也。予敬佩焉，而終不學之；非不學也，不能學也。古之人，意至而法即至焉。吾先有成法據於胸中，勢必不能盡達吾意，達吾意而或不能盡合於古之法。合者留，不合者去，則吾之意其可達於言者有幾，而吾之言其可傳於世者又有幾？故吾以為斷然不能學也，姑抒吾意所欲言而已矣。抒吾意所欲言，即未敢盡遠於法，第欲以意役法，不以法役意。故合於古法者存，不合於古法者亦存。總之，意中勃鬱，不可復茹，其勢不得不吐，姑倒囷出之以自快，而不暇擇焉耳。豈誠謂我用我法，而可目無古人為也？
夫古之人豈易言哉！昔宋子京自謂五十後奉詔修《唐書》，細觀古人文字，回看五十年前所作，幾愧汗欲死。予自十七八歲即知修詞，幾三十年矣，每取舊作視之，四五行後，若荊棘列楮墨間，置之惟恐不速。益覺古人千不可及，萬不可及，其愧汗欲死，又不啻子京已也。
然吾所以不及古人者有故：少誌進取，專攻帖括；中年尚遭擯斥，竭一生精力，以營箋疏。避顰迎笑，至於夢腸嘔血。四十以後，始得卑卑一第。博古修詞，偷晷為之。本不仗習，何由工巧；浮涉淺嘗，安能入微。此其不及古人者一也。古人詩文，皆本之《六經》，以溯其源；參之子史百家，以衍其派。流溢發滿，中弘外肆。吾輩於本業外，惟取涉獵，一經不治，何論餘書。或如牖中窺日，或如顯處視月。此其不如古人者二也。古人研京十年，練都一紀，盡絕外緣，為深湛之思。今者雖有制作，率爾成章，如兔起鶻落，決河放溜，發揮有餘，淘煉無功。此其不及古人者三也。古人慶吊餞送之文，實情真境，不尚浮誇。作者不以為嫌，受者不以為過。近時獻諛進熟，不啻口出，少不稱揚，便同譏刺。自惟骨體靡弱，未能免俗，雖抒性靈，間雜酬應。此其不如古人者四也。少忝聞道，有誌出世，至於操觚，輒懷利刀切泥之歎。嘗欲息機韜穎，遁跡煙雲。故未仕前，大半居山，所作多偶爾寄興，模寫山容水態之語。而高文大冊，寂然無有。此其不如古人者五也。
夫豈惟古人，即本朝諸君子，各有所長，成一家言，敢自謂超乘而上之邪？每思此道，亦自無涯，甫涉其樊，而頭顱已不待矣。兼之頻歲移徙，中間散佚已多，所存什五，荒野固陋，常欲付之祖龍一炬。而名根未忘，不忍棄擲，謬謂千古詞人之於詞，亦猶慈父之於子也。子息托體於形氣，文章亦受孕於靈腑。才不才各言其子，則工不工亦各言其詞。慈父不以子之不皆才也而棄之，詞人又豈以辭之不皆工也而廢之哉？夫父或溺愛，而以不才為才；或苛責，而以才為不才。文章之道，己憎人愛，己愛人憎。箕畢殊好，未能自定。故賅而梓之，亦不敢有去取也。
嗟乎！吾向者無一事非任也，吾今者無一事非讓也。以出世言，已將超悟讓之人，退而修香光之業矣；以用世言，已將經濟讓之人，退而處仕隱之間矣。至於立言一事，向者雖不能窮其變化，而未常無此誌也。今且以經國垂世讓之人，不惟不強合古之法，而亦不肯奢用己之意矣。然則此之梓也，豈欲流通，妄冀有述，聊以結向者修詞之局，以存過雁之一唳，而使後來不復措意此道已爾。盡釋夫不能負不必負之擔，而嬉嬉焉為盛世百不思百不能之愚人，以終其天年，吾從此閑矣。吾計定矣，吾願畢矣！萬曆戊午五月午日，鳧隱居士袁中道書於新安郡校之臥雪齋中。
明袁中道撰。凡25卷。珂雪,洁白义,出自梁元帝《与萧谘议等书》,取为书斋名,志趣可知。其足迹所至,几半天下,诗文因此日进,“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袁宏道《叙小修诗》)。论文反对蹈袭粉饰,主张师法自然:“山水之清美,且足以发灵慧之性,而助其深湛之思”(《程申之文序》)。他认为作家应当接近社会和自然,以获得真实深刻的情感体验,这样才能创造出有较高审美价值的作品。“士生而处丰厚,安居饱食,毫不沾风霜冰雪之气,即有所成,去凡品不远。惟夫计穷虑迫,困衡之极,有志者往往淬励磨练,琢为美器。何也?心机震撼之后,灵机逼极而通,而知慧生焉。即经世出世之学问,皆由此出,而况举业文字乎?”(《陈无异寄生篇序》)这与其兄见解大致相同,钱谦益以为“小修兄弟间师承议论”(《列朝诗集小传》本传)。当竟陵以幽峭之风反对剿袭剽窃之七子,异军突起时,他却强调真情实感对于审美和艺术创作的极端重要性,反对仅仅限于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上的翻新争奇,认为应“以意役法”,提倡“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笔之间”(《中郎先生全集序》),排击竟陵之谬。对于中郎“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袁宏道《与张幼于》),他坚持以历史的、分析的态度进行考察,既肯定其矫枉整刷之功,又提出了性灵与格调的结合,以弥补过正偏激之失。他的散文创作,多写闲情逸致,流露出脱离现实的思想倾向。他的散文美学理论及创作实践的优劣利弊,对当代及清初文坛均较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