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二十五
二十五
同庭长谈了话，又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聂赫留朵夫心里稍微平静了些。他想，刚才他所以感到特别难受，是由于在那么不习惯的环境里度过了整整一个上午。
“这事真是万万没料到，太可怕了！一定要千方百计减轻她的苦难，而且要赶快动手。立刻就动手。对，我得在这里打听一下，法纳林或者米基兴住在什么地方。”他想起了两位名律师。
聂赫留朵夫返身回到法院，脱下大衣，走上楼去。他在第一条走廊里就遇见了法纳林。他拦住律师，说有事要同他商量。法纳林认识他，知道他的姓名，表示极愿意为他效劳。
“虽然我很累了……但要是时间不长，您就给我讲讲您的事吧。咱们到这里来。”
法纳林把聂赫留朵夫带到一个房间里，多半是哪个法官的办公室。他们在桌旁坐下。
“那么，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我要请求您，”聂赫留朵夫说，“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在过问这个案件。”
“噢，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么……”
“我今天做了一次陪审员。我们把一个女人，一个无罪的女人判了服苦役。这件事使我很难过。”
聂赫留朵夫自己也没想到，竟然脸红耳赤，说不下去了。
法纳林瞥了他一眼，又垂下眼睛听着。
“哦，”他只应了一声。
“我们把一个无罪的女人判成有罪。我希望撤销原判，把这个案子转到最高法院重判。”
“转到枢密院去，”法纳林纠正他说。
“对了，我就是来求您办这件事的。”
聂赫留朵夫想赶快说出最难出口的话，因此立刻就接着说：
“至于办这个案子的酬报和费用，不管多少，全部由我负担，”他红着脸说。
“哦，这事我们以后好商量，”律师说。他看到聂赫留朵夫的幼稚，宽厚地微笑着。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聂赫留朵夫把事情的始末讲了一遍。
“好吧，这事我明天就来办，要研究一下案情。后天，不，礼拜四晚上六点钟您到我家来，我给您答复。这样好吗？那咱们走吧，我还有些事，要在这里查一下。”
聂赫留朵夫向他告辞，走了出去。
他同律师谈过话，又采取了措施替玛丝洛娃辩护，觉得心里平静多了。他走到法院外面。天气晴朗，他舒畅地吸了一大口春天的空气。马车夫纷纷向他兜揽生意，可是他情愿步行。有关卡秋莎以及他对她行为的种种思绪和回忆，顿时在他头脑里翻腾起来。他又变得垂头丧气，心情郁闷了。“不行，这事以后再说吧，”他自言自语，“现在我得抛开这些烦恼，去散散心。”
他想起了柯察金家的午餐，看了看表。时间不算晚，还赶得上。正好有一辆公共马车叮噹响着驶过来。他跑了几步，跳上马车。他在广场上下了车，另外雇了一辆漂亮的马车，过了十分钟，就来到柯察金家大门口——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