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四十五
四十五
聂赫留朵夫想改变生活方式：退掉这座大住宅，解散佣人，自己搬到旅馆去住。但是阿格拉芬娜竭力劝说他，没有任何理由在冬季以前改变生活方式，因为夏季谁也不要租大住宅，再说自己也总得有个地方居住和存放家具杂物。这样，聂赫留朵夫想改变生活方式，过学生般简朴生活的努力，全都成了泡影。家里不仅一切如旧，而且又紧张地忙起家务事来：把全部毛料和皮子衣服拿出来晾一晾，挂开来吹吹风，掸去灰尘。扫院子人、他的下手、厨娘和柯尔尼都一齐忙碌着。他们先把军服、制服和从来没有人穿过的古怪皮货晾在绳子上，然后把地毯和家具也都搬出去。扫院子人和他的下手卷起袖子，露出肌肉发达的胳膊，很有节奏地敲打着这些东西。个个房间都弥漫着樟脑味儿。聂赫留朵夫从院子里走过，后来从窗子里望出去，看见那么多东西，而且都是毫无用处的，不禁感到惊讶。“保存这些东西的唯一用处，”聂赫留朵夫想，“就在于让阿格拉芬娜、柯尔尼、扫院子人、他的下手和厨娘有个机会活动活动筋骨。”
“玛丝洛娃的事还没有解决，暂时用不着改变生活方式，”聂赫留朵夫想。“再说改变生活方式也实在困难。等她得到释放或者被流放，我也跟着她去，到那时生活方式也就自然改变了。”在同法纳林律师约定的那一天，聂赫留朵夫坐上马车去看他。律师的私人住宅富丽堂皇，摆满高大的盆花，窗子上挂着精美的窗帘。总之，排场十分阔气，表明主人发了横财，因为这样的排场只有暴发户才会有。聂赫留朵夫走进这座房子，在接待室里看见许多来访的人，好象医生的候诊室那样，大家没精打采地坐在几张桌子旁，翻阅供他们消遣的画报，等待着接见。律师的助手也坐在这儿一张很高的斜面办公桌旁。他一认出聂赫留朵夫，就走过来同他寒暄，并且说马上去报告律师。但不等律师助手走到办公室门口，门就开了，传出来响亮而热烈的谈话声。一个矮胖的中年人，脸色红润，留着浓密的小胡子，穿一身崭新的服装，正在同法纳林谈话。两人脸上的神色表明，他们刚办完一件有利可图而不太正当的事。
“是您自己作的孽呀，老兄，”法纳林笑嘻嘻地说。
“天堂想进，可就是罪孽深重，上天无门哪。”
“行了，行了，这我们知道。”
两人都不自然地笑起来。
“啊，公爵，请进，”法纳林看见聂赫留朵夫，说道。他对出去的商人又点了一下头，把聂赫留朵夫领进他那陈设庄重的办公室。“请抽烟，”律师说着在聂赫留朵夫对面坐下，竭力忍住因刚才那桩得意的买卖而浮起的笑容。
“谢谢，我是为玛丝洛娃的案子来的。”
“好，好，我们这就来研究。哼，那些财主都是骗子手！”他说。“您看到刚才那个家伙吗？他有一千二百万家财。可他还说什么‘上天无门哪’。哼，只要能从您身上捞到一张二十五卢布钞票，他就是用牙也要把它咬到手。”
“他说‘上天无门’，你就说‘二十五卢布钞票’，”聂赫留朵夫想，对这个肆无忌惮的人感到按捺不住的憎恶。律师说话的腔调想表示他同他聂赫留朵夫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而那些委托他办案的和其他的人则属于另一个圈子，和他们截然不同。
“嘿，他把我折磨得够苦的了，这混蛋！我真想散散心哪，”律师说，仿佛在为他没有立刻谈正经事辩护。“好吧，现在来谈谈您的案子……我已经仔细查阅了案卷，可是就象屠格涅夫说的那样，‘它的内容我不赞成’①，那个该死的律师糟透了，没有给上诉留下任何余地。”
“那您决定怎么办？”
“等一下。告诉他，”律师转身对进来前助手说，“我怎么说，就怎么办；他认为行，很好；他认为不行，就拉倒。”
“可他不同意。”
“哼，那就拉倒，”律师说。他的脸色顿时由快乐和善变得阴郁愤怒了。
“有人说，律师都是白拿人家的钱的，”他恢复原来的快乐神色，说，“前不久有个破产的债务人遭到诬告，我救了他。如今大家都纷纷找上门来。但每办一个案子我都得费不少心血。有位作家说，把自己身上的一块肉留在墨水缸里②，这话对我们也适用。好吧，现在来谈谈您的案子，或者说，您感兴趣的那个案子吧，”他继续说，“情况很糟，没有充足的上诉理由，但试一试还是可以的。您看，我写了这样一个状子。”
他拿起一张写满字的纸，跳过那些枯燥乏味的套话，振振有词地念着正文：
“谨呈刑事案上诉部，等等，等等。上诉事由，等等，等等。该案经某某等裁决，等等，玛丝洛娃犯用毒药毒死商人斯梅里科夫罪，根据刑法第一四五四条，等等，判处该犯服苦役，等等。”——
①引自屠格涅夫中篇小说《多余人日记》。
②这话其实就是托尔斯泰自己说的。
他念到这里停住了。显而易见，他虽然长年累月惯于办案，但此刻还是津津有味地念着自己写的状子。
“‘此项判决是由严重破坏诉讼程序与错误造成的，’”他振振有词地继续念道，“‘理应予以撤销。第一，在开庭审讯时，斯梅里科夫内脏检查报告刚开始宣读，就为庭长所阻止。’
这是一。”
“不过，您也知道，这是公诉人要求宣读的呀，”聂赫留朵夫惊奇地说。
“那没有关系，辩护人也有理由要求宣读的。”
“不过，说实在的，宣读毫无必要。”
“但这毕竟是个上诉理由哇。再有：‘第二，玛丝洛娃的辩护人，’”律师继续念下去，“‘在发言时有意说明玛丝洛娃的人品，因此涉及到她堕落的内在原因，却为庭长所阻挠，理由是辩护人这些话同案情没有直接关系。然根据枢密院多次指示，在刑事案件中，被告品德和精神面目关系至为重大，至少有利于裁定罪责。’这是二，”他瞅了一眼聂赫留朵夫，说。
“那家伙当时讲得很糟，简直叫人摸不着头绪，”聂赫留朵夫感到越发惊奇，说。
“那小子很笨，当然说不出什么有道理的话来，”法纳林笑着说，“但仍不失为一个理由。好吧，下面还有。‘第三，庭长在总结时完全违反《刑事诉讼法》第八○一条第一款，没有向陪审员们解释，犯罪的概念是根据什么法律因素构成的，也没有向他们说明，即使他们裁定玛丝洛娃对斯梅里科夫下毒事实确凿，也无权根据她并非蓄意谋害而认为她有罪，因此也不能裁定她犯有刑事罪，而只是由于一种过失，一种疏忽，使商人出乎玛丝洛娃的意料死于非命。’这一点是主要的。”
“这一点我们自己也应该懂得。这是我们的过错。”
“‘最后，第四，’”律师继续念道，“‘陪审员们对法庭所提出的玛丝洛娃犯罪问题的答复，在形式上显然是矛盾的。玛丝洛娃被控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目的是谋财，因此她杀人的唯一动机是谋财。然而陪审员们在答复中否定玛丝洛娃有掠夺钱财和参与盗窃贵重财物的目的，由此可见他们本来就要否定被告有谋害性命的意图，仅由于庭长总结不完善而引起误解，致使陪审员们在答复中没有用适当方式表明，因此对陪审员们的答复，绝对须援引《刑事诉讼法》第八一六和八○八条，即庭长应当向陪审员们解释他们所犯的错误，退回答复，责成他们重新协商，就被告犯罪问题作出新的答复，’”法纳林读到这里停下来。
“那么庭长究竟为什么不这样做？”
“我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呢，”法纳林笑着说。
“那么，枢密院会纠正这个错误吗？”
“这要看到时候审理这个案子的是哪些老废物了。”
“怎么是老废物呢？”
“就是养老院里的老废物哇。嗯，就是这么一回事。接下去是这样的：‘这样的裁决使法庭无权判定玛丝洛娃刑事处分。对她引用《刑事诉讼法》第七七一条第三款，显然是严重破坏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的。基于上述理由，谨呈请某某、某某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九条、第九一○条、第九一二条第二款和第九二八条等等，等等，撤销原判，并将本案移交该法院另组法庭，重新审理。’就是这样。凡是能做的，都已经做了。不过恕我直说，成功的希望是很小的。但话要说回来，关键在于枢密院里审理这个案子的是哪些人。要是有熟人，您可以去奔走奔走。”
“我认得一些人。”
“那可得抓紧，要不他们都出去医治痔疮，就得等上三个月了……嗯，万一不成功，还可以向皇上告御状。这也要靠幕后活动。这方面我也愿意为您效劳，不是指幕后活动，是指写状子。”
“谢谢您，那么您的酬劳……”
“我的助手会给您一份誊清的状子，他会告诉您的。”
“我还有一件事要向您请教。检察官给了我一张到监狱探望这人的许可证，可是监狱官员对我说，要在规定日期和地点以外探监，还得经省长批准。真的需要这个手续吗？”
“我想是的。不过现在省长不在，由副省长管事。可他是个十足的笨蛋，您找他是什么事也办不成的。”
“您是说马斯连尼科夫吗？”
“是的。”
“我认识他，”聂赫留朵夫说着站起来，准备告辞。
这当儿，一个又黄又瘦、生着狮子鼻、奇丑无比的矮小女人快步闯进房间里来。她就是律师的妻子。她对自己的丑陋显然毫不在意，不仅打扮得与众不同，十分古怪——身上的衣服又是丝绒又是绸缎，颜色鹅黄加上碧绿，——而且她那头稀疏的头发也卷过了。她得意扬扬地闯进接待室。和她同来的是一个高个子男人，脸色如土，满面笑容，身穿缎子翻领的礼服，系一条白领带。这是个作家，聂赫留朵夫认得他。
“阿纳托里，”她推开门说，“你来。你看，谢苗·伊凡内奇答应给我们朗诵他的诗，你可得念念迦尔洵①的作品。”
聂赫留朵夫刚要走，可是律师的妻子同丈夫咬了个耳朵，立刻转过身来对他说话——
①迦尔洵（1855—1888）——俄国作家。
“对不起，公爵，我认得您，我想不用介绍了。我们有个文学晨会，请您光临指教。那会挺有意思。阿纳托里朗诵得好极了。”
“您瞧，我有多少杂差呀！”阿纳托里说。他摊开两手，笑嘻嘻地指指妻子，表示无法抗拒这样一位尤物的命令。
聂赫留朵夫脸色忧郁而严肃，彬彬有礼地向律师太太感谢她的盛情邀请，但因无暇不能参加，接着就走进接待室。
“好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他走后，律师太太这样说他。
在接待室里，律师助手交给聂赫留朵夫一份抄好的状子。谈到报酬问题，他说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定了一千卢布，并且解释说他本来不接受这类案件，这次是看在聂赫留朵夫面上才办的。
“这个状子该怎样签署，由谁出面？”聂赫留朵夫问。
“可以由被告自己出面，但要是有困难，那么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也可以接受她的委托，由他出面。”
“不，我去一趟，叫她自己签个名，”聂赫留朵夫说，因为能有机会在预定日期之前见到玛丝洛娃而感到高兴——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