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七
七
村长的院子里人声沸腾，但聂赫留朵夫一到，农民们就停止谈话，并且象在库兹明斯科耶那样纷纷脱下帽子。这里的农民比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要穷得多。村里的姑娘和婆娘耳朵上都戴着绒球，男人则几乎个个穿着树皮鞋、土布衫和老式长外衣。有几个光着脚板，只穿一件衬衫，仿佛刚干完活回来。
聂赫留朵夫提起精神，开始讲话。他向农民们宣布，他打算把土地都交给他们。农民都不作声，脸上表情也毫无变化。
“因为我认为，”聂赫留朵夫涨红了脸说，“不种地的不应该占有土地，而且人人都有权使用土地。”
“这个当然。这话说得很对，”几个农民响应说。
聂赫留朵夫又说，土地的收入应该大家平分，因此他建议他们接受土地，付出他们自己定的价钱作为公积金，这笔公积金今后仍归他们享用。又传出一片称赞声，但农民们严肃的脸色却越来越严肃了，原来瞅着东家的眼睛都垂了下去，仿佛看穿了他的诡计，谁也不愿上当，但又不愿使他难堪。
聂赫留朵夫讲得相当明白，农民也都是懂事的，但这会儿他们不理解他的话。他们无法理解他的话，就同管家无法理解他的话一样。他们深信，维护自己利益是人类的本性。这一点不容怀疑。他们通过祖祖辈辈的经验知道，地主总是以损害农民的利益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因此，要是地主把他们召集拢来，向他们提出什么新办法，那准是想用更狡猾的手段来欺骗他们。
“那么，你们打算定个什么价钱使用土地呢？”聂赫留朵夫问。
“怎么要我们来定价钱？我们可不能定。地是您老爷的，权柄在您老爷手里，”人群中有人回答。
“不，这些钱将来都要用在你们村社的公益事业上。”
“这我们不能定。村社是村社，钱是钱。”
“你们要明白，”管家跟在聂赫留朵夫后面，想把问题解释得更清楚，含笑说，“公爵老爷把土地交给你们，要你们出一笔钱，但这笔钱又当作你们的本钱，供村社使用。”
“这号事我们太明白了，”一个牙齿脱落的老头没有抬起眼睛，怒气冲冲地说。“这事有点象银行，到时候就得付钱。我们不来这一套，因为我们已经够苦的了。再来这一套，非得破产不可。”
“这一套用不着。我们还是照老规矩办吧，”有几个人发出不满意的、甚至粗鲁的声音。
聂赫留朵夫提出要立一个契约，他将在上面签字，他们也得签字。他们听了，反对得更加激烈。
“签字干什么？以前我们怎样干活，以后还是怎样干活。
要来这一套干什么？我们都是大老粗，没有文化。”
“我们不同意，因为这一套弄不惯。以前怎么办，以后也怎么办。只要种子能取消就好了，’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所谓取消种子，就是说，照现行规矩，在对分制的农田上种子应由农民出，现在他们要求种子由地主出。
“这么说，你们拒绝这个办法，不愿接受土地罗？”聂赫留朵夫对一个年纪不老、容光焕发的赤脚农民说。这个农民身穿破旧的老式长外衣，弯着左胳膊，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得特别直，就象士兵听到脱帽的口令拿着帽子那样。
“是，老爷，”这个农民说，显然还没有改掉士兵的习惯，一听到口令，就好象中了催眠术。
“这么说，你们的地够种啦？”聂赫留朵夫说。
“不，老爷，”这个退伍士兵装出快乐的神气回答，竭力把他那顶破帽子举在前面，仿佛要把它奉送给愿意要的人。
“嗯，你们还是把我的话好好琢磨琢磨吧，”聂赫留朵夫感到困感不解，把他的建议又说了一遍。
“我们没什么好琢磨的。我们怎么说就怎么做，”脸色阴沉、牙齿脱落的老头儿怒气冲冲地说。
“我明天还要在这儿待一天。你们要是改变主意，就派人来同我说。”
农民们什么也没有回答。
聂赫留朵夫就这样一无所获，回到帐房里。
“我老实对您说吧，公爵，”聂赫留朵夫同管家回到家里，管家说，“您同他们是谈不拢的，这些老百姓顽固得很。开起会来，他们总是固执得要命，谁也说不服他们。他们什么事情都有顾虑。那些庄稼汉，白头发的也好，黑头发的也好，尽管不同意你的办法，可人都挺聪明。他们到帐房里来，你只要请他们坐下来喝杯茶，”管家笑嘻嘻地说，“一谈起来，真是海阔天空，头头是道，活象一位大臣。可是一来开会，就换了个人，咬定一点，死不改口……”
“那么，能不能找几个最明白事理的农民到这儿来，”聂赫留朵夫说，“我想给他们详细解释解释。”
“这个行，”管家笑嘻嘻地说。
“那么就请您约他们明天来一下。”
“这都好办，我召集他们明天来就是了，”管家说，更加欢畅地笑了笑。
“瞧，他这人真鬼！”一个皮肤黝黑、胡子蓬乱的庄稼汉摇摇晃晃地骑着一匹肥马，对旁边那个身穿破旧老式长外衣、又老又瘦的庄稼汉说。那个庄稼汉所骑的马，腿上的铁绊索叮噹作响。
这两个庄稼汉夜里到大路上放马，纵容他们的马溜到地主的树林里吃草。”‘你只要签个字，我就把土地白白送给你。’哼，他们捉弄咱们还不够吗！不成，老兄，办不到，如今我们也学乖了，”他接着说，同时叫唤一匹离群的周岁马驹。“小驹子，小驹子！”他想把马驹叫住，可是回头一看，马驹不在后面，而是往斜里闯到草场上去了。
“瞧你这狗杂种，溜到东家草场上去了，”皮肤黝黑、胡子蓬乱的庄稼汉听见那匹离群的马驹一面嘶鸣，一面在露珠滚滚、野草芳香的洼地上奔跑，踩得酸模嚓嚓发响，这样说。
“你听见吗，草场上都长满杂草了，到了休息日得打发娘儿们到对分制田里去锄草，”穿破旧老式长外衣的瘦庄稼汉说，“要不然镰刀都会割坏的。”
“他说‘你签个字吧’，”胡子蓬乱的庄稼汉继续评论东家的话。“你一签字，他就会把你一口活活吞下肚子去。”
“这话一点不错，”年纪老的那一个应和说。
他们不再说什么。只听得坚硬的大路上响起得得的马蹄声——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