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八
八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发现他们已把帐房收拾干净供他过夜。帐房里有一张高大的床，铺着鸭绒垫子，放着两个枕头，还有一条厚得卷不拢的大红双人被子，绗得很细密，带有花纹，大概是管家妻子的嫁妆。管家请聂赫留朵夫吃中午剩下的饭菜，但聂赫留朵夫谢绝了。管家对伙食粗劣和设备简陋表示歉意，然后告辞，把聂赫留朵夫一个人留在房间里。
农民们的拒绝并没有使聂赫留朵夫感到丝毫困惑。正好相反，尽管库兹明斯科耶的农民接受他的建议并再三向他道谢，而这里的农民却不信任他，甚至对他抱着敌意，他却觉得心情平静而快乐。帐房里又闷又脏。聂赫留朵夫走到户外，想到花园里去，可是一想到那个夜晚，想到侍女房间的窗户，想到后门廊，他就不愿再到那些被犯罪的往事所玷污的地方去。他又坐在门廊里，吸着那充满桦树嫩叶浓香的温暖空气，久久地眺望着暮色苍茫的花园，谛听磨坊汩汩的流水声、夜莺的鸣啭和门廊附近灌木丛里一只小鸟的单调叫声。管家窗子里的灯光熄灭了。东方，在仓房后面，初升的月亮倾泻出一片银光。空中的闪电越来越清楚地照亮鲜花盛开的蓊郁花园和颓败的房子。远处传来雷声，三分之一的天空被乌云遮住。夜莺和其他鸟类都停止了鸣叫。在磨坊的流水声中传来鹅的嘎嘎声。然后在村子里，在管家院子里，早醒的公鸡开始啼叫——每逢雷雨交加的闷热夜晚，它们总是叫得特别早。俗话说：夜晚过得好，公鸡啼得早。对聂赫留朵夫来说，那个夜晚不止过得好。对他来说，那是个欢乐幸福的夜晚。他那时还是个纯洁的少年，在这里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夏天，种种情景如今都历历在目。他觉得现在不仅同当年一样快活，而且同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一样幸福。他不仅记得，而且重新体验到，在十四岁那年他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向他揭示真理。他还记得，小时候怎样伏在妈妈膝盖上，哭着向她告辞，答应她永远做个好孩子，决不使她伤心。他还记得小时候同尼科连卡·伊尔捷涅夫一起说定，他们将互相帮助过高尚的生活，并尽力为一切人谋幸福。
这会儿，他想起他在库兹明斯科耶经受的诱惑：他留恋他的房子、树林、农庄和土地。如今他问自己：他是不是还舍不得那些东西？他甚至觉得奇怪，他居然会留恋那些东西。他想起白天见到的种种景象：那带着几个孩子而失去丈夫的女人，她的丈夫就是因为砍伐他聂赫留朵夫家树林里的树木而坐牢的；还有那荒唐的玛特廖娜，她居然认为或者至少口头上说：象她们那种女人理应充当东家的情妇；还有她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把孩子送往育婴堂的办法；那个头戴小圆帽、样子象小老头、不住地苦笑的不幸孩子，因为吃不饱而奄奄一息；那个怀孕的瘦弱女人，因为劳累过度，没有看好饥饿的奶牛而被迫为他白白做工。他又想到了监狱、阴阳头、牢房、恶臭和镣铐，同时也想到了自己的以及京城里全体贵族穷奢极欲的生活。事情一清二楚，不容怀疑。
一轮近乎圆满的明月从仓房后面升起，院子里铺满了乌黑的阴影，破房子的铁皮屋顶都被照得闪闪发亮。
一只夜莺沉默了一阵，似乎不愿辜负这皎洁的月光，又在花园里鸣啭起来。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怎样在库兹明斯科耶开始考虑自己的生活，决定今后该做些什么和怎样做。他想起他怎样被这些问题困住，无法解决，因为他对每个问题都顾虑重重。现在他又向自己提出这些问题，发现它们都很简单，不禁感到奇怪。所以变得简单，因为他现在不再考虑对他将有什么后果，甚至对这些问题不感兴趣，而只考虑照道理应该怎么办。说也奇怪，应该为自己作些什么，他简直毫无主意，可是应该为别人作些什么，他却一清二楚。现在他明白，必须把土地交给农民，因为保留土地是很可恶的。他明白，不应该撇下卡秋莎，而应该帮助她，不惜任何代价向她赎罪。他明白，必须研究、分析、理解一切同审判和刑罚有关的问题，因为他看出一些别人没有看出的事。这一切会有什么后果，他不知道，但他明白，不论是第一件事，还是第二件事，还是第三件事，他都非做不可。这种坚强的信念使他感到快乐。
乌云逼近了。现在看见的已不是远处朦胧的电光，而是照亮整个院子、破屋和倒塌门廊的明亮闪电。雷声在头上隆隆震响。鸟雀都已停止鸣叫，但树叶却飒飒地响起来，风一直吹到聂赫留朵夫坐着的门廊里，吹动了他的头发。大颗的雨点一滴一滴地落下来，敲打着牛蒡叶子和铁皮屋顶。一道明晃晃的闪电照亮整个天空，刹那间万籁俱寂。聂赫留朵夫还没来得及从一数到三，一声霹雳就在头上打响，接着空中隆隆地滚过一阵响雷。
聂赫留朵夫走进屋里。
“真的，真的，”他想。“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事情，这些事情的全部意义，我不理解，也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有两个姑妈？为什么尼科连卡死了，而我却活着？为什么世界上会有一个卡秋莎？我怎么会对她疯疯癫癫？为什么要发生那场战争？后来我怎么过起放荡的生活来？要理解这一切，理解主的全部事情，我无能为力。但执行深铭在我心灵的主的意志，那是我力所能及的。这一点我毫不怀疑。我这样做，自然就心安理得。”
滴滴答答的小雨已变成倾盆大雨，雨水从屋顶上流下来，哗哗地落到一个木桶里；闪电照亮院子和房屋，但不那么频繁了。聂赫留朵夫回到屋里，脱下衣服，躺到床上，但担心有臭虫，因为肮脏的破墙纸很可能藏着臭虫。
“是的，我不是东家而是仆人，”他这样想，心里感到高兴。
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刚一熄灯，小虫就来咬他了。
“交出土地，到西伯利亚去，西伯利亚有的是跳蚤、臭虫、肮脏……那有什么了不起，既然得受这种罪，我也受得了。”不过，尽管有这样的心愿，他还是受不了这个罪。他起来坐到打开的窗口，欣赏着渐渐远去的乌云和重新露面的月亮——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