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　四君子

光绪五年(1879)三月，左宗棠已平定新疆，上折言：

窃维治军以求才为急，方略必资儒硕，经武厥赖英才。盖必志节著于平时，其体已立，故事功见于当世，有用必行。善观人者，正不在乎事为之末，彼夫工于论辩，惟知猎其华者，不足以言儒。徒尚气矜，不知养其勇者，不足以言武。功名之际，志节存焉。非华士之彬郁，粗才之猛厉，所可袭而取也。臣湘水寒生，于当世贤豪，少所结识，初参戎幕，继领兵符，自忖学殖荒陋，无补时艰，亦惟借助同心，匡其不逮，所与商略军事，始终攸赖，赍志以没者，约有四人。其成就之大小，志事之显晦，各有不同，而立身本末，均有可观，在臣军营，多有裨赞，虽人往风微，而回首旧时，每耿耿于怀，未尝一日去诸胸臆。

于是撮举四人行谊，请宣付史馆立传，朝旨允之。注1010四人者：

内阁中书，安徽颍州府教授夏炘，字心伯，号弢甫，安徽当涂县人，道光五年(1825)举人。

宗棠之言曰：

臣前转战江皖之交，夏炘时官婺源县教谕。以贼势方张，分起狎至，外无援军，婺源为程朱系出之乡，先世庐墓在焉。士多恪守旧闻，素明礼义，地介江皖，形胜攸关，每驰书告警，臣与刘典躬率所部，星往赴援，击贼安民，婺源幸免蹂躏。夏炘日居营幕，代筹军食，师得宿饱。嗣臣入浙，督办军务，饷源久断，夏炘久官婺源，时遣生徒赴江皖，书券乞银米，饷臣军。比杭城克复，夏炘年已七十余矣，犹时来臣军，详举两浙形势，用兵次第以告。盖乾嘉之间，故大学士阮元，视学浙江，嗣抚浙，平海寇，时夏炘均曾襄事幕中，故山川能说，阅历亦多，所言多协机宜。所著《景紫堂文集》，于朱陆异同，辨析颇精。同治七年(1868)，其门人刑部侍郎胡肇智，进呈其《恭绎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暨所撰《檀弓辨证》、《述朱质疑》等书，钦奉谕旨：该员年届耄耋，笃学不倦，所绎《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得周官与民读法遗意，用于讲约，甚有裨益，着刊刻颁发，其《檀弓辨证》、《述朱质疑》，均留览。具见其所著述，上契圣衷。臣前督闽浙时，以甫经兵燹，幕学久荒，地方有司，多属新进，不习法律，曾刊发夏炘所绎《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广为传布，移督陕甘，复重刊之。大经大法，易知易从，官吏借有遵循，罔敢失坠，夏炘之学有经术，通知时事，此其征也。注1011

按太平军犯婺源，夏炘倡办团练自卫，设局四乡。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宗棠抵婺，对夏炘颇加礼遇，命在城中设总局，使勇营与团练相联络以为固。同治元年(1862)，宗棠入浙，肃清开化，克复遂安，夏炘诫以当慎于前攻，亦慎于后顾，得尺则尺，得寸则寸之道。宗棠嘉纳其言。及宗棠克龙游，更向严州而东下，杭州省城，唾手可得。而皖南太平军势复炽，休、宁、歙危急，夏炘语宗棠：新安不守，虽得杭垣，无益也。宗棠以为然，分兵回援，盖亦贯彻其慎于后顾之主张也。夏炘尝赠宗棠以《小学》、《孝经》、《近思录》、四书，刻本极精，颇启发宗棠刻书之宏愿。入浙后，乃得为之，夏炘亦颇参与其事。如宗棠重刊《康济录》，即为夏炘所校。夏炘著述甚富，先已刊行多种，宗棠主汇为一编，并亲为题签，后亦在杭州省城刻成，此即今行《景紫堂全书》，凡为十七种。其后成之《大象解义》，宗棠又尝议叙而刊之，然已在夏炘下世后矣。夏炘生朱子之乡，研朱子之学，而宗棠学术，亦素宗朱子，尝言行军用兵之法，皆得力于《四书注》之中，宜两人自有针芥之投也。注1012

刑部主事王柏心，字子寿，湖北监利县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

宗棠之言曰：

王柏心素以文学见重于时，为臣素识。咸丰三年(1853)，臣从已故署湖广总督张亮基在鄂，王柏心与臣同居幕中，见其筹笔从容，算无遗策，心诚倾服。后张亮基调抚山东，臣与王柏心同舟而归，过其所居迈园，王柏心尽发所著录十数种见示，其早年所刻《枢言》一书，于历代兴亡成败得失之故，言之了然，尤多可采。时则东南鼎沸，群盗纵横，王柏心作《漆室吟》，自写忧愤，当事延致戎幕，概辞不赴。胡林翼抚鄂，请主荆州讲席，书函往复虽勤，然未尝一诣省会也。臣在闽浙，音信时通，未得一晤。移督陕甘，师过黄州，邮书订其汉皋营次一见。筑营甫成，王柏心适至，询以关陇山川形势，用兵次第，及时务所宜先者，王柏心罄所知以告。盖尝入前云贵总督林则徐及前陕甘学政侍郎罗文俊幕，遍历关内郡县，舆程日记，历历可稽，其于汉回及种人习俗性情，知之尤审也。维时臣去湘已久，亲故闻臣将有万里之行，来鄂省视，言及入关度陇艰险情状，多为臣危者，王柏心独不谓然，臣为气壮。后此三道进兵，坚持缓进急战之议，亦王柏心有以启之。其学问深邃，识略超群，足达其忠爱之意，非时贤所易及也，旋卒于荆州讲舍。注1013

按柏心好为大计，咸同间，各省军兴，柏心对于各统兵大员，时有献策。宗棠东征，柏心建议中有两点，似于宗棠颇有启发。一为对太平军以计购间，使内自猜疑，无复斗志。当时宗棠是否自动用间，固无明征，然遇各地太平军发生内讧，或表示款附，辄立即迎机以赴，用速成功，则无疑也。一为请清廷宽省江浙苛重之田赋，收拾人心。其后宗棠在浙，陆续减赋额，去浮收，殆即实现柏心主张，惟柏心更冀清廷自先宣布耳。陕甘变乱，柏心认为平定之道，重在才略处置，不尽在强力战斗。归纳其意见，约有四端：第一，用兵当有先后缓急之分，捻之患在腹地，故宜先肃清。捻灭，再移兵治回；第二，治回当视彼中尤骁黠者诛翦之，余当徐待其畏服请抚，然后因兵力移而分置之。阑之以山河，扼之以屯戍，令弗与汉民杂处。又简彼族良善者，使自相什伍，加之约束，毋得四出滋扰；第三，西北粮缺运艰，宜先事屯田，专务垦辟，力行劝课，与朝廷约，勿责速效，勿遽促战，必食足兵精，乃可进讨，请以三年为度；第四，兰州省城，孤悬极西，当前玉门关外，不绝如缕，无取控制建牙，宜先固秦中根本，勿遽深入，若必先至兰州省城受事，则杨岳斌前车可鉴。后此宗棠西征之言动，均与相合，顾于收复新疆，则柏心未以为然，尝向宗棠提供下列之见解：

顷间传者谓，俄夷意欲兼并西域，朝廷闻之，遂诏麾下移师出玉门阳关，规复新疆。窃谓此为失策之甚者。佐庙谟者，不能料敌知兵，犹狃于中国全盛之势，以为城郭属国，皆吾祖宗所开拓，岂可令远夷蚕食；一二宵小，又忌麾下澄清关陇，功名太盛，将欲使之困于穷沙荒碛，疲惫匮乏，至溃散而后快，此非为国家谋者也。果有成命，则请抗疏力陈，不可出关，如无此事，亦望先行疏列，置嘉峪关于不问，惟极力守关，保固秦陇内地，此安危所系，不可不先事陈奏者。请为麾下举其大略，而酌采之，为入告张本。

昔者匈奴强盛，则汉武开置西域，断其右臂，匈奴遂弱，汉亦衰矣。至光武则不纳质子，闭玉门以谢使者，而陇民获安。厥后段颎奋其武节，尽灭东西两羌，可为奇快，然未几即阶董卓之乱，曹氏遂起而移祚矣。唐之盛时，亦辟地至安西四镇，后卒沦于吐番。明成化、弘治间，号为盛时，曾弃哈密、吐鲁番，但守嘉峪关，未闻有阑入内地者。明之亡也，乃在流寇，而不在西戎，此往事之宜鉴者也。近十数年前，中原群盗纵横，窃闻新疆南北诸城，若存若亡者久矣。是时有索酋者，窃据僭号，势且逼近甘州。今者俄夷不知与索酋相首尾，抑已掠及南北诸城，且又总吾罪人以临之。有匈奴用中行说，金人用郭药师，俺答用赵全故智，彼反为主，我反为客。俄夷在诸种中，最强且大，谕之以理与词，彼必不应，威之以势，又不足，此近事之宜审者也。且今吾力不能兴师出关与争者，有三：

瓜沙以外，声气久经隔绝，保塞旧部，无为我用命者，水草美地，彼先据之。粮糗安出乎，刍藁安出乎，马牛橐驼安出乎。往时台栈顿舍，大半已废，斥堠道路，荆棘丛生，自嘉峪关至南北诸城，近者七八千里，远者万余里。驱中国壮士，斗之黄沙白草，冰天雪窖，寥阔无人迹之地，吾未见战之必胜也，此其不能者，一也。

兵少不足制敌，兵多又苦飞挽不继，幸而胜，必留兵驻守，设亭候，严烽燧，增毳幕，障水泉，功费不可胜计。彼西戎种落，非吾孝子顺孙，稍不得志，即导夷深入，粮援告断，异时仍不免委而弃之，此其不能者，二也。

中国自军兴以来，垂二十余年矣。海内虚耗，将士凋伤，滇黔尚有未复之郡县，长鲸毒蜃，布满畿甸，未尝一日敢忘戒备。若复举锐士精骑，自顿于轮台、交河之外，腹地有警，不能还顾，譬螳螂不见黄雀在其后也，此其不能者，三也。

奈何中朝之士曾未一涉思及此，而甘为夸父逐日，精卫填海之愚耶。故曰，失策之甚也。麾下不言，更有何人能言哉。

此自与宗棠之见，大相剌谬，而宗棠亦卒收复新疆，当出柏心所逆料。浙闽初定，柏心致书宗棠曰：

夫有矫世之见者，必有高世之略，言之遂能行之，信乎明公为中兴以来奇才第一。柏心他无所补助于明公，惟愿自兹以往，勋益盛而心益下，望益峻而量益闳，毣毣忠勤，始终无懈，则超然智略事功之上矣。

下其心，闳其量，正切中宗棠之病，君子赠人以言，柏心有焉。注1014

员外郎衔中书科中书吴士迈，字巽行，号退庵，湖南巴陵县人。

宗棠之言曰：

吴士迈为诸生时，专心经济之学，家居洞庭湖畔，习见风涛之险，舟行有失，众渔户乘危劫掠货财，其呼号求救者，辄置不顾。吴士迈请于官，设救生船，创敦善堂拯之，全活甚众，劫掠之风遂绝。咸丰二年(1852)，粤寇犯湖南，前湖北巡抚常大醇议防江不如防湖，躬赴岳州，延吴士迈主其事。吴士迈倾财誓众，集渔户千数百，分堵入湖诸港口，惟枪炮军械领于官。长沙解围，贼众由湘西犯宁乡、益阳，出临资口，渔户见贼即遁，贼得其空船，水陆并进，遂陷岳州，迅趋武汉。吴士迈收所领枪炮，缴还鄂台，谋入城与共存亡，讵尾贼而行，江路早为贼断，比抵金口，贼众已陷汉阳，合围武昌矣。武昌旋陷，吴士迈以救援不及为憾。实则鄂抚未尝给以文札，委以事权，船户皆仓卒召集，未尝编列队目，无人钤束，亦未发给饷粮，遇贼即溃，非战之罪。吴士迈乃引为私戚，日夜思所以报国雪耻者，深自愧厉，寝处不遑。曾国藩、胡林翼常遣人招之，令选其徒众俱来，旋失意而返。臣入浙时，道员李元度遵前浙江巡抚王有龄檄调赴援，率所部安越军抵衢州，李元度旋擢浙臬。杭城陷，其军无所归，课饷甚急，臣奉命抚浙，兵力甚单，檄调安越军助剿。会战时，见其中有称宗岳营者，旗械鲜明，行列甚整，鏖战甚力。询其营，则吴士迈所召集，与李元度偕行者也。李元度以曾国藩劾去，解军事，吴士迈亦归。臣旋由浙入闽粤讨贼，事平，吴士迈来闽。适臣调督陕甘，嘱其精选壮士，同赋西征，吴士迈星夜驰归，仿古束伍法，募选入格者，以军法部勒之，涤除营伍恶习，身自教督，率以入关。臣令其驻华州，扼渭水南岸。吴士迈斩获探骑，遏贼南窜。捻踪甫飏，回氛复炽。臣于同治六年(1867)冬，追捻北行，吴士迈一军隶前署陕抚刘典，专剿逆回。七年(1868)四月，臣在吴桥行营，得刘典函报，三水大捷，称吴士迈烈士苦心，数战大挫凶锋，厥功尤伟，并录折稿送阅，保奖员外郎衔，赏戴花翎。臣由燕齐回军，调吴士迈度陇，剿秦安逆回，破康平堡，斩贼目周瑞。适逆回纠合大股，由清水窜陕西陇州、宝鸡边界，臣虑前汉中镇李辉武兵力单薄，势将不支，预调吴士迈回军助剿。吴士迈时患气陷腹泄之疾，委顿殊甚，急起赴之，遂获陈村、罗局两大捷，解李辉武之围。陕抚蒋志章上其功，保加四品衔。因罗局之战，所部记名总兵，本任浙江处州镇游击朱德树，违其调度，致渠目漏网，吴士迈愤甚，手刃朱德树，徇于军。臣得报，正饬查办，接吴士迈书，病势增剧；自称殆将不起。旋接其营员飞禀，吴士迈发函次日，已没于军次矣。臣比据实上陈，奉旨：吴士迈业经病故，其擅杀朱德树之案，免其查参，所请给予恤典，着无庸议，钦此。吴士迈为人，尚志节而重然诺，治军严整，廉公有威，深自刻厉，在营衣粗食淡，与下卒同其苦，临阵意度安闲，坚不可撼，军名宗岳，盖其征意所向往者也。尝与人言，以洞庭渔户往事为耻，求为憔悴专一之人，借此补咎报国，若复希图利达，是负初心。每当论功叙保，必再三推辞，虽虚衔亦不肯受，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注1015

按士迈于岳州土星港设栅，遏上下商船万数，太平军未至营田，士迈已先遁走，太平军遂尽挟此万数商船，顺流东下，锐不可当。而官军尾追，转无船可驶，此乃贻误天下之最大者，为不争之事实。士迈引咎自责，尚为知耻。至士迈经营岳州防务，系自请于大淳，而大淳为奏明清廷，宗棠所谓未尝给以文札，委之事权，又谓遇贼即溃，非战之罪，不免曲笔弥缝。士迈手刃朱德树，宗棠初次奏报，以不免专杀责之，又以实非枉杀宽之。及德树家属向都察院诉冤，宗棠奉旨查覆，复以是统领以违令杀营官，非中书杀总兵为解，其言甚辨。而元度以德树为其从姑之子，又尝为部将，素相亲厚，颇于哀辞中，讼言其冤：

同郡吴士迈者出从左公西征，仍领宗岳营，凡二千余人，夙知君朴忠，请于左公，调君司营务，每战必出力。左公命增马队，翼长周君开锡尤贤之。士迈以君名出己上，颇忌之，君不知也。会川督奏派李提督辉武，帅二千五百人，援秦陇，号武字营，与宗岳营同出一路。士迈素蔑视同人，于武员尤甚，君则倾心结纳焉。(同治)八年(1869)三月十七日，贼围武字营于草柏，势张甚，君帅马队驰救之，力战解围，军民大欢噪。先一夕，士迈令君剿别路，会其地已无贼，贼悉萃武字营，君念川军众寡不敌，不救，且同尽，遂改道赴援，围既解，众口交美，士迈益忌恶之，君仍不知也。二十二日昧爽，士迈召君，数其违令，出不意斩之，牒总督，诬以违令吞饷罪。总督大骇，顾已无可如何，而各军皆为愤痛。秦州士民立碑孔道，曰朱镇军被害处

元度与宗棠久交恶，或不无借此以短宗棠之意。而德树家属之京控，宗棠亦指为受元度之怂恿，然当日宗棠曾有致刘典一书，亦可略见本案之真相：

朱德树事，得其(按指士迈)来牍时，殊为诧异。然思范宣子闻韩献子将斩人，驰救无及，遂令以徇一段，觉古人处此，亦不能专论是非。诚恐是非一明，军情翻因而摇动也。然终疑其别有缘故，不尽因违令致然。日昨见陇州汤牧敏禀称，朱德树上次到陇时，曾以军装布百余卷，向周署牧借领银三百两，又索借一百两。周以人地生疏，托汤转借应付。后吴退庵到陇，向其索还，始犹应允，继则以药材骡头抵算。比请还银，则覆信饬其私相授受为非例，大约退庵之杀朱德树以此。而原禀一字不及，又不知其何故，岂新病后，神智昏迷耶。朱德树保至总兵，实任游击，不宜如此草草。若以侵军饷，贩私货，及强借州县银钱，有犯军律为说，加以军法，亦尚有可原，又何必代为隐饰，专坐以违令之罪。至其军中营哨各官均怀不服一说，此间尚无所闻，然此公若久留军中，必有异变，拟密致受三(按指周开锡)，因其病重求归，好为遣之，惟闻其乡人怨之者多，恐归后亦不免异患相干也。

盖士迈为人，自视甚高，遇事立异，故居恒与人不合，宗棠亦尝屡诤其非，而不谓终以是酿成巨变也。至宗棠谓军中均怀不服一说，此间尚无所闻，似犹为士迈开脱。而如元度所谓秦州士民立碑志德树被害处，则士迈之谬戾，亦有难逃公论者。或曰，士迈从兄吴士敏，为宗棠乡试同年，友好甚笃，故于士迈，不无偏私之见，倘或然欤。注1016

翰林院编修吴观礼，字子俊，浙江仁和县人。

宗棠之言曰：

臣督闽浙时，闻其潜心书史，内行甚笃，调其入军，练习营务。漳州克复，全闽肃清，吴观礼相从入粤，剿贼嘉应，事毕返闽。归途，治漳、泉、龙岩积匪，整饬吏事，均资其筹策。嗣随赴陕西，复由晋追贼赴燕、齐，相与讲求阵法，所用惟方、圆、仰月、偃月诸式，步兵枪炮刀矛，结阵居中，骑兵斜布于后，张左右翼，贼败则抬阵追之。所至成营，师行平原旷野中，虽夜深天黑，哨队不乱也。吴观礼短衣匹马，辄居臣前，时或并辔徐行，与商战略，传宣进止，臣颇赖之。惟素患肝疾，两目汁流不止，遇尘飙顿起，则蔽翳益甚，中途转剧，两睛且陷，臣劝令少憩就医，吴观礼遂辞臣归。捻平，臣复返秦，吴观礼目疾渐减，尝作书寄臣，询讯兵事，时臣已度陇，驻军平凉。吴观礼以回势尚张，急请赴陇襄事，臣念其目疾虽幸少愈，而陇右寒苦，风尘时起，实非所宜，商其暂驻西安，督办采运饷需局务，聊资养息，俟全愈赴营未晚。吴观礼以从军而避劳就逸，于义不可，乃注销所保道员官阶，以原资赴试，复成进士，入翰林，臣闻喜甚，冀其有所建立。吴观礼心系西事利钝，深以臣担荷日重，衰疾渐臻，无分任劳勚之人为忧，臣每详举近事告之，或杂以谐语，释其念虑。吴观礼自典蜀试归，应诏陈言，多蒙采择，虽局外论事，容有未及详审者，而直抒所见，要本于忠爱之忱，固非建言要誉比也。旋闻肝疾举发，殉于邸寓。检其寄函时日，相距不过旬许，而议辨之切，意念之深，无殊平昔，惜夫未见其止，遽赍志以殒也。注1017

按当日观礼对于宗棠之阻其去陇，似不无介介，故宗棠语杨昌濬曰：

吴子俊，浙士之良，弟欲其官秦，不欲其度陇，盖以其体气素弱，目疾尤畏风寒，与陇不宜也。渠并不赴陕，未达愚衷。

观礼入都，见翁同龢，故同龢记云：

吴子俊观礼，一别十余年矣。其人识力才分皆好，在左营五六年，待以上宾，不合而去，今来会试。

会试榜发，果然获中，宗棠以书贺之，而仍置念于其目疾，劝常服白水海参，以为曾见人服之二十年，盲而能视，老犹炯然，足知滋阴之功也。光绪三年(1877)，观礼典试四川归，以记行之作寄宗棠，宗棠覆书喜其细字长篇，知目力犹能及百里。次年，北方旱灾，观礼应诏陈言，颇有多起。其与左氏有关者，一请召募山西、河南流民，以其入陕西者，分发玉门关外垦荒，此件清廷以为恐多窒碍，是否可行，交宗棠酌度办理；二请详计新疆善后，盖深虑大功既蒇，将士思归，则相度形势，督理屯垦，安设郡邑，布置营汛，将无所措手，请悬懋赏，以期人人急于赴功，此件清廷认为所筹不为无见，交左氏加意图维，凡办理善后各员，务使始终其事，见诸实效，此殆即宗棠所谓本于忠爱之忱者也。惜同时观礼承命办理京畿振济，积劳染疫不治。陈宝琛，观礼至友也，时方赴甘典试，以告宗棠，宗棠与书，即有入一文字之约，乃复逾年而践之，并寓书朱智云：

子俊夫人处，已拨三百金。由儿辈交何伯源(伯源，庆涵字，绍基子，盖观礼为绍基女夫也)转寄，尚未得回信。此次将夏、王、两吴四君宣付史馆立传，正值黎简棠(培敬)、刘岘庄(坤一)两奉严谕之后，恐不能邀允。惟愚衷如结，实非无病呻吟，亦有不得不然者。所惜四君后嗣凋零，难期表章先德，故妄意干渎，以存其人耳。注1018

由此可知宗棠上疏动机，最初原为观礼一人，临文乃并及于夏炘、柏心、士迈。所谓培敬、坤一两奉严谕，系指为已革云贵总督贺长龄请求恤典，大受申斥。宗棠所请为四人立传，情事本不相同，惟四人中，夏炘于学术，自多贡献，尚有立传之价值，柏心迹近策士，立传已较勉强，士迈、观礼均属无当，而士迈尤不可取。苟非清廷当时顾念宗棠新有收复新疆之功，决不能邀俞允，而宗棠所以迟至此时着笔者，似亦正欲择一有利之时机。抑今考《清史稿》，竟未为四人立传，不识何故，仅柏心《百柱堂全集》卷首，列有国史本传一篇，亦不知伊谁之拟稿也。

秦翰才著。写成于1949年初，历时十几年，四易其稿，是首部系统研究左宗棠的专著。为撰写《全传》，作者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前人著作，引用书目多达360余种，在已有的左宗棠研究著作中，无能出其右者。为了查找史料，有一段时期，秦翰才先生在上海鸿英图书馆将《申报》从创刊号始至左宗棠逝世止十多年的报纸逐日翻阅一过，而书中引用的《申报》材料不过十数条。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极可称道的。总之，《左宗棠全传》足可作为学界进一步研究的基石。《左宗棠全传》以治军理政为中心，全面评述了传主的一生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