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六 暮年抑塞
左宗棠自新疆奉召回京，功盖古今，誉隆中外，朝廷倚畀之深，社会责望之切，自在意中。然入赞枢机，曾不逾年，即出为两江总督。仅余二年，遽复内调，未及半年，又匆匆出督福建军务，越一年而谢世。五年之间，席不暇暖，虽劳瘁有加，而声望骤落，终于屡病，以至不起。此固高年所必至之境，而其晚岁之郁怫不如意，实有以致之，顾亦非无因也。试尝论之，其故盖有数端。
西北交通闭塞，消息隔膜，宗棠盘桓其间者，前后殆有十年之久，思想落伍，一旦东归，对于沿海各省与国际情形，认识不足，而以在军事上低估各国之实力，专事主战，尤为危险。
北京素称宦海，人与人之关系，有利害，而少是非，江南局面，尤为复杂，宗棠向在军中，予智自雄，且性本伉值，自属不合时宜，直道而行，触处荆棘。
当用兵之时，朝廷所望于各统兵大员者，杀敌致果，用人用钱，多所宽假。及其事定，文网渐密。宗棠治军二十年，用人用钱，自由已惯，晚年在江苏，在福建，处处为法律所持，不能放手做事，偶尔独断独行，辄为朝野所指摘。
宗棠往日作事，一手独揽，左右鲜有良佐。自西北回来，年事已高，精神衰苶；记忆薄弱，遇事不能自行照顾周匝，势不得不委诸手下，而幕府并无贤俊，魁柄渐移，代人受过。
宗棠自幼有夸大狂，发言为文，恒渲染过甚。晚岁纵不至恃功骄蹇，而憬憧往日勋业，不免好自我宣传，此种表演，为一般人所不喜。
于是宗棠在短促之五年中，三次被人弹劾，两次受清廷诘责，其处境之狼狈，为从前所未有。
第一次弹劾，在光绪七年(1881)五月，提出者，内阁侍读学士文硕也。原奏略谓：
奴才于五月初七日，在初六日刻邸报中，看得湖南巡抚李明墀代奏前任陕甘总督杨岳斌为前剿办巩昌等回匪，札委已革道员王梦熊就地劝捐，接济军粮，迄今十余年，尚未核奖换照，恳恩饬下现任督臣查案给奖一折。敬悉军机大臣奉旨：着李明墀咨行陕甘总督查明办理，该部知道。钦此。奴才因见此案初非难办之事，何至十五六年之久，悬而未结。其时在左宗棠任内之日为多，尤堪诧异，事属离奇，情殊障目，意其易结不结，必非无因而致。爰就杨岳斌原文所叙情节，悉心玩索，前后推勘，乃觉此案所以多年未结之故，正由左宗棠在任日久，若与杨岳斌夙相龃龉，有意积压，借以示权掣肘之所致。其致衅之由，不可得知。然此案必因二人各持门户之私，压搁乃至如此之甚，则确有可征也。查此案据杨岳斌所称，前派王梦熊就地劝捐，供应各营军食，历时不过七八阅月，既已截清造册核奖，抑又何难。乃杨岳斌移交穆图善，穆图善又递交左宗棠，直至今日，案悬未结。虽当时该省军书旁午，或者兼顾未遑，然亦何致辗转迁延，一至于此。况左宗棠素称勇于有为，莅任又复年久底缺并未出署，犹恐经制藩代拆代行，日久不足倚任，是以破格奏请，指名历举贤员，驻省会办。似此易结之案，岂有阘茸因循，无故久稽之理，此奴才所谓事属离奇者也。奴才乃骇然以为离奇，而左宗棠坦然不以为离奇，且侈然自讳其离奇，此奴才所谓情殊障目者也。至谓左宗棠敢挟私嫌，压搁公事之说，则此案本甘肃应办之事，王梦熊又甘肃本省之人，既已造册呈经原委上司，移交后任总督有案，日久未蒙核奖，理应具呈本省总督或藩司衙门，恳请速办，何必远赴邻疆，仍求原委上司代为申理？推其不惮跋涉之劳，必有稔知二人有隙，左宗棠之有意积压，为所素窥，明知于事无济，不肯进省具呈，否则必已具呈本省，因遭遏抑，隐忍多年。兹幸左宗棠进京之际，前往湖南，仍求杨岳斌主持其事，以冀沉沦海底之苦，犹有死灰复炽之机。此就王梦熊之舍彼就此，已可旁征左宗棠之有意压搁掣肘矣。而杨岳斌若与左宗棠果无夙怨，此案初不由左宗棠有意积压，则当王梦熊恳催之日，与其咨请湖南巡抚请旨，何若备文径移陕甘总督之为直捷了当。顾乃舍捷径而就迂途，则是其客气用事，不特有憾于左宗棠，且并疑及杨昌濬，惟恐为彼私人，或仍望风希旨，所谓门户之见也。
此案自是咎不在宗棠，岳斌去职后，穆图善署陕甘总督，梦熊之请奖，尚属穆任内事。其后宗棠查得梦熊有通匪吞捐情事，奏准将梦熊革职归案讯办，而梦熊避匿不到。又其后静宁州之捐输，并入通省捐输，奏准增广甘肃乡试名额，梦熊之捐案，已无从特别给奖。文硕之参案，虽曰未明源委，要亦无非借以打击宗棠也。注1079
第二次弹劾在光绪八年(1882)六月，提出者，御史李鸿逵也。清廷将命彭玉麟彻查，玉麟与宗棠为至好，然覆奏悉陈其事实无隐：
臣于光绪八年(1882)七月十四日，在江南江阴县巡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十九日，奉上谕：有人奏劣员招权纳贿，有损勋臣声望，请旨饬查一折。据称两江营务处道员王诗正、知县柳葆元，狎妓浪游，权势熏灼，贿赂公行。又有游客道员张自牧、知府郭庆藩，内外串通，招摇撞骗，捏报商名，请引渔利等语。着彭玉麟确切查明，据实奏参，无稍徇隐。原折着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臣跪读之下，仰见圣主信任勋臣，扶正黜邪，以示保全之至意，曷胜钦悚。
臣伏思自古君明臣良之世，上下相与以诚，臣责难于君，君责善于臣，开诚布公，尽言无隐，此所以上下交而为泰也。左宗棠忠直性成，勋绩卓著，久在圣明洞鉴之中。方今海宇清平，封疆任重，皇上以两使相分为南北洋大臣，如周召之分陕而治，知人善任，媲美成周。左宗棠职任两江总督，兼奉命为南洋大臣，则察吏安民，筹饷练兵，盐漕河务，江海防营，地大事殷，固皆责无旁贷。然年逾七旬，虽尽瘁竭诚，而一人之精神，自难周密。况到任未久，人地生疏，须用向来亲信得力之员，以资任使，此亦势所宜然。惟朝廷贵慎简大臣，而大臣亦必慎简僚吏，得其人，庶足以资佐理，不得其人，即难免受欺蒙。昔尹吉甫佐周中兴，成功之后，必以孝友之张仲为宾僚，然后足以受多祉，此前世勋臣之法则也。
道员王诗正，系前道员王錱之子。王錱以诸生首练湘军，历树战绩，后以带勇进剿江西吉安、抚州、瑞州、临江等处，受伤病亡。蒙文宗显皇帝赐谥壮武，优予荫恤，而其所遣老湘营，东征西剿，勋劳大著于天下。王诗正以难荫从戎陕甘，左宗棠以其年少有才，久习戎事，又以其为忠荩后嗣，派委总办两江营务处，以造就之，出于公忠之忱，无私意也。两江营务繁难，为吏治军政上下公事之枢纽，文武员弁交涉事多，权势所在，趋承者半，谤议者亦半。王诗正初到江南，资望本浅，少年意气，难免骄矜，言者谓其浪游狎妓，招权纳贿，臣查尚无确据，然举措颇多轻率，言语不无放诞，矜才使气，行事不检，用致物议沸腾，不得谓其无因而至。
前知县柳葆元，系留甘补用之员。左宗棠以其娴于词章，派司文案，带至两江，用资熟手，此不过随才器使，无甚事权。查柳葆元文采翩翩，不至如言者之所诋。惟江南风土景物，素号繁华。左宗棠巡阅之时，署中文案事少，柳葆元偶尔闲游，事亦有之。不思节署关防甚严，何得任意游览，致生疑谤。是二员者，皆不免负左宗棠之任使。
至道员张自牧，知府郭庆藩，均在湖南本籍，且郭庆藩有奉使参赞日本之行，臣再四访查，实未来游两江，则串通内外，请引渔利之说，系言者得诸传闻之误。
惟查有广西候补知府，闻于贵州案内保升道员之张崇澍，少年寡学，贪鄙性成，惯事蝇营，放达不检。当左宗棠整顿鹾纲，奏请添票添引之时，张崇澍闻之，意图买票充商渔利，遂在长沙商同饶太和钱铺，代向银号挪借银六十万两，汇兑亲来两江，捏报贺全福盐商牌名，请运湘鄂盐三百票，每票银五千两，设法钻谋，先交现银六十万两，希图掣票到手，在外招摇，加价卖票与人，不须真运盐行销，而本利先已俱获，然后缴清票银，归还钱铺，而彼收无本之利。左宗棠筹划军国大计，盐政系其职分所当经营，整饬盐纲，收回楚岸引地，添票添引，皆前督臣曾国藩、沈葆桢等所欲为而不能遽为者。左宗棠曾面奉皇太后谕旨，并非不候旨遵行，故见有来案禀请买票行盐者，先交现银，后交欠银，似在情理之中，自应照例批准，毫无私见也。惟求效太急，奸巧小人，乘间而入，从中渔利，左宗棠被其欺蒙，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耳。
又查有武巡捕、参将柳国瑞，前投效甘肃，充当勇丁，打仗尚能出力，左宗棠保至今职，派充巡捕，原冀其感激知遇，实心从公。不意小人得志，昧良丧心，与稿案门丁唐钧，阳为谨慎，阴肆鬼蜮。又有游客附贡生王代英，湘潭县人，附生蔡熙霖，长沙县人，至两江图谋馆地。宗棠念系故旧子弟，留食署中，并未授之以事，乃乘左宗棠阅兵外府，遽勾引交游少年子弟，肆行不谨，在外招摇，原奏所谓狎妓浪游，内外串通渔利者，实皆张宗澍、柳国瑞诸人之所为。言者因姓氏多同，故风闻不无讹串，现在诸人多已为左宗棠查知屏逐矣。
臣维近君子，远小人，自古圣君贤相，莫不守此为兢兢。然岂有知其为君子而不近，知其为小人而不远之理。大抵君子多直，小人多佞，君子多正大，小人多回邪。左宗棠勋高望重，齿邵位崇，苟非有硕德耆儒，参其幕府，直节正士，为其佐僚，而又虚心访求，奖进直谅，则用人行政之是非，孰敢尽言无隐。彼二三小人，或貌为谨愿于其前，或外似有才，故作忠言至计，以投其所好，而实假公以营私，所以左宗棠受其蒙而不觉。昔汉臣诸葛亮下教参佐曰：愿诸君勤攻我短。明王守仁悬牌示众曰：求通下情，愿闻己过。古之名臣大儒，深防壅蔽也如此。即前两江督臣曾国藩，亦谕僚佐曰：愿诸君常攻我短，勿事迎合，以坏公事，两江幸甚。王诗正职司营务，为左宗棠信任之人，当如何感激报效，乃如张崇澍之奸巧营谋，柳葆元之外出游览，柳国瑞、唐钧等之昧良丧心，王代英、蔡熙霖之在外招摇游荡，岂得委为不知，而互为蒙隐，实孤左宗棠裁成委任之心。言者为令左宗棠数十年重望，为之顿损。查左宗棠清操大节，伟烈丰功，信及豚鱼，忠贯金石，固已中外咸仰，士庶皆知，即令僚庶一时行检有亏，而左宗棠生平，心迹双清，仍皎如白日。然不即遵旨参奏，则不惟虑损勋臣之声望，诚恐堕我国家之屏藩。
道员王诗正，以忠荩子孙，不知自重，年少气轻，致招物议，应请旨恩施格外，暂行革职，撤去营务处差使，交左宗棠严加管束，不假事权，如能降心读书改过，谨言慎行，再准左宗棠奏明候旨，加恩录用，以示曲全。知县柳葆元，职司文案，虽无狎妓纳贿情事，究不应私出闲游，应屏出督署，仍至甘省候补，以示薄惩。知府张崇澍，既作奸商，巧谋渔利，参将柳国瑞，身充巡捕，贪鄙卑污，昧良之极，皆有玷缙绅，均应革职，永不叙用，以儆官邪。附贡生王代英，附贡生蔡熙霖，既居督署，何得浪游招摇，虽经左宗棠斥逐，不足示警，王代英应革除附贡生，蔡熙霖革去附贡生衣衿，以端士习。门丁唐钧，已经左宗棠严办，递解回籍，应不准其再至江南，文武衙署均不准收用，以生弊窦。道员张自牧，知府郭庆藩，查明实在事外，应均免置议。并请谕令左宗棠广求贤才，以为辅佐，采纳直言，以通下情。凡僚属、仆隶、游客，有似此类者，皆屏出勿用，俾勋臣之令誉永终，而国家之封圻永固，庶圣主贤臣之颂，万世垂型矣。
清廷据是降旨云：
前据御史李鸿逵奏，两江营务处道员王诗正等，招权纳贿各款，当经谕令彭玉麟查奏。兹据彭玉麟奏，遵旨确切查明，据实覆陈各折片，览奏均悉。道员王诗正，知县柳葆元，虽无狎妓浪游，招权纳贿确据，惟王诗正总办两江营务，举止轻率，意气骄矜，行事不检，致招物议，实属不知自爱，着即行革职，勒令回籍。柳葆元职司文案，身处关防严密之地，何得任意私出闲游，着以府经历县丞降补，以示惩儆。其道员张自牧、知府郭庆藩，被参各节，现据查明，该员等均在湖南本籍，并未前赴两江，即着毋置议。又据查出广西候补知府张崇澍，贪鄙性成，在两江捏报商名，请领盐票，从中渔利；参将柳国瑞，经左宗棠派充巡捕，竟敢与门丁阴肆鬼蜮，实属贪鄙卑污。张崇澍、柳国瑞，均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余着照所议办理。左宗棠勋望素著，向来办事认真，上年陛辞时，钦承懿旨，谕令随事整顿，不可轻议更张。盐务为两江要政，即使为规复旧制起见，亦应将拟办情形，奏明请旨，何得率意径行，致多窒碍。嗣后左宗棠惟当遇事虚衷，屏除成见，于一切用人听言，尤当加意详慎，抉去壅蔽，以期政通人和，用副朝廷倚任至意。
此案自予宗棠以最大之难堪，而尤足以关其口者，为张崇澍捏报贺全福商名，蒙请鄂湘两岸盐票渔利一点。宗棠于是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奏报增复各岸引额及收缴票费案中，犹谓：凡出示行文，批发呈词，均由臣一手料理。曾不逾时，一一犹堪覆按，而批发新商认捐各禀，又正值出省阅伍之时，舟次递禀，埠头看批，较之衙署，重门洞开，尤觉毫无障隔。初不料八月一日玉麟之覆奏，已将张崇澍黑幕和盘托出。至次年正月，户部咨商减引加费，宗棠乃以众商意见参差，无力承运为词，将贺全福撤销，另归和致祥等接办。且张崇澍即张自牧之子，自牧与本案亦有关系，玉麟同属湘人，断无不知之理。殆以不欲牵累多人，故以并未前赴两江，一笔轻轻了事。然次年事发，经湖南巡抚卞宝第查明，奏请拿办，时自牧在扬州，命由宗棠押解结案。平心论之，宗棠本人，诚如玉麟所谓心迹双清，要总不能不谓失察耳。注1080
清廷谕旨中所谓上年陛辞时，钦承懿旨，谕令随时整顿，不可轻议更张。似为针对玉麟覆奏中曾面奉皇太后谕旨，并非不候旨遵行而发。好更张，亦为宗棠之本性，而原于轻视他人所为，及好与人立异两点。今试数宗棠足迹所至，对于当道设施，几无一满意。莅任闽浙总督后，与人书云：
闽中吏事、兵事，败坏莫支，环顾九州，鲜有其比。中丞(按福建巡抚时为徐宗幹)廉慈而少割之才，虽遇事规益，不必尽纳，司道无能任事者，知府中仅有两人称职，余皆庸猥不堪。
督师抵嘉应州时，与子书云：
此方土匪遍地，非良吏猛将，错落布置其间，不能望其改变也。(按广东巡抚时为郭嵩焘，两广总督则为瑞麟。)
剿捻过山西，与人书云：
晋虽完善，吏事、军事、民风，窳惰已极，非大有更张不可。
过直隶，与人书云：
直省吏事、军事，全无可观。而民风之凶悍好利，竟非意想所到。(按直隶总督时为官文。)
又云：
刘荫渠(长佑)作直督数年，弟意流风余韵，必有异乎人，而所见州县，多阘茸不堪，所过地方，亦与三十年前迥异。
剿回入甘后，与人书云：
此间公务废弛，自设行省以来，因陋就简，驯至于今，则并其简陋而亡之矣。(按宗棠为陕甘总督之前任，乃杨岳斌，中间由穆图善暂代。)
宗棠此种议论，料必不止笔之于书，犹且腾之于口，则其见恶于人，自在意中。而如嵩焘、长佑、岳斌辈，固尝共戎事者也。其履两江总督任后与人书，则云：
江南克复廿年，而城邑萧条，田野不辟，劫窃之案频闻。金陵向非贸易埠头，人烟寥落，近则破瓦颓垣，蒿莱满目，虽非荒歉之年，而待赈者恒至二万数千之多，较四十余年前光景，判若霄壤。而河务、盐务，败坏不振，农田、漕运，均无益而有害，向有所闻，今则又有所见矣。
将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李宗羲、沈葆桢、刘坤一等太平军平定以来历任两江总督，一概骂倒。坤一，宗棠前任也。鸿章尝与书云：
左相威望才略，自以外任为宜。近因年高，精神似稍散漫，江南自文正创造规模，可大可久，诸贤接踵，萧规曹随，士民钦服，望交替时详告而谆劝之，勿过更张为幸。
鸿章目中所见之江南，适与宗棠相反。然不欲多所更张，则鸿章所主张，恰与清廷同之。尔时，南洋方议整刷海防，而苦经费无所出，宗棠则毅然以此自任，意即在以整理淮盐，为筹款法门。鸿章又与书四川总督丁宝桢云：
左相自谓到任自有办法，其近名而多意气，政府同事靡不深知，若更张过骤，锐意复淮，不但川鄂必须力持，农部亦断不能顺手也。
所谓近名而多意气，殆为宗棠一生好轻视人，与好更张之原因。果也，宗棠之恢复淮盐引额，上不直于朝廷，中不谅于四川、湖北两省督抚，下不满于一般盐商。惟其一往无前之勇气，自属可佩。而究其结果，于收入确有增益，惜乎诚如玉麟所云：求效太急，不免为奸巧小人所累。注1081
第三次弹劾，在光绪十年(1884)七月，提出者，礼部尚书延煦也。《东华续录》载：乙巳，谕：延煦奏，六月二十六日万寿圣节行礼，左宗棠秩居文职首列，并不随班叩贺，据实纠参一折，左宗棠着交部议处。
己酉，奕譞奏：本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延煦奏，六月二十六日万寿圣节行礼，左宗棠秩居文职首列，并不随班叩拜，据实纠参一折，左宗棠着交部议处。钦此。臣初以为纠弹失仪，事所常有。昨阅发下各封奏，始见延煦原折，其饰词倾轧，殊属荒谬。 窃思延煦有纠仪之职，左宗棠有失仪之愆，该尚书若照常就事论事，谁曰不宜？乃借端訾毁，竟没其数十年战阵勋劳，并诋其不由进士出身，甚至斥为蔑礼不臣，肆意妄陈，任情颠倒。此时皇太后垂帘听政，凡在廷臣工之居心行事，无不在洞烛之中，自不能为所摇动。特恐将来亲政之始，诸未深悉，此风一开，流弊滋大。臣奕譞于同治年间，条陈宗人府值班新章，虽蒙俞允所请，仍因措词过当，当奉旨申饬。今延煦之疏，较臣当日之冒昧不合，似犹过之，谨恭折陈奏。上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兹据延煦奏，万寿圣节行礼，左宗棠并不随班叩拜，当将左宗棠交部议处。兹据醇亲王奕譞奏称，延煦纠参左宗棠，并不就事论事，饰词倾轧，借端訾毁，甚至斥为蔑礼不臣，肆意妄陈，任情颠倒，恐此风一开，流弊滋大等语。延煦着交部议处。吏议上，延煦应得降三级调用处分，加恩改为革职留任，仍罚俸一年。宗棠亦受罚俸一年之处分。注1082
此案自属延煦吹毛求疵，借题发挥。所可注意者，第一次参奏之文硕，为旗人，第三次参奏之延煦，亦为旗人，则殆因宗棠与旗人积有恶感之故。
宗棠在湖南巡抚幕府，见恶于湖广总督官文，为樊燮参案，官文竟欲置宗棠于死地。官文，汉军旗人也(参阅十四节)。宗棠继耆龄为闽浙总督，直陈：前督臣耆龄所辖各军，亦统领乏力，急须分别去留，约以营制，乃收饷节兵精之效。耆龄，满洲旗人也。郭嵩焘参奏两广总督瑞麟及其幕友徐灏，宗棠奉旨查办，覆奏不满瑞麟所为，清廷为令瑞麟驱逐徐灏。瑞麟，满洲旗人也。
至宗棠西征，益与满洲大吏，形成正面之冲突。在太平军发生以前，各省督抚，本多用满人。甘肃、新疆高级官吏，尤例用满人。及太平军势张，清廷自知满员之无用，欲倚仗汉人平乱，于是各省督抚，始多用汉人。西北回乱，本亦以满员负责征剿，因满员无功，先后以征讨太平军人物杨岳斌为陕甘总督，刘蓉为陕西巡抚，岳斌去任而宗棠继之。时穆图善以宁夏将军权陕甘总督，对回壹主抚，而宗棠则壹主剿，至少先剿后抚，意见已相左，屡讦于清廷，而宗棠获胜。嗣穆图善以陕甘总督任务移交宗棠，清廷令出关剿新疆回，而宗棠奏陈其无用。清廷为饬留驻泾州，并悉撤冗杂之步队。乌鲁木齐都统成禄，被命出关剿回，而逗留甘肃之高台七年，借词不行。宗棠一劾其兵额不足，虚糜饷糈，既截留省粮，反蒙奏知县私卖仓粮，既掯发粮价，反蒙奏道员虚报粮数；再劾其在高台七年，苛敛捐输银三十万两，诬民为逆，纵兵枉杀二百余命，成禄遂被旨拿问。原任乌鲁木齐都统景廉，清廷旨询宗棠，其为人如何。宗棠直陈人地不宜，清廷即将景廉召回。张曜出屯哈密，宗棠奏准分垦哈密办事大臣前后任文麟、明春认为己部所有之地，并遣撤其所部冗杂之威仪军。伊犁将军金顺所部马步四十营，宗棠奏陈其缺不足额，请准裁并为二十营。穆图善、成禄、景廉、文麟、明春、金顺等，皆以丰镐世族，在天高皇帝远之甘新一带，久恣威福，而宗棠务裁抑之。虽宗棠所持，词严义正，但彼等之不快于宗棠，亦属人情之常。不特此也，迪化道于法本应归陕甘总督节制，而事实则禀承于乌鲁木齐都统。宗棠奏争，奉准回复旧制。及新疆如宗棠初议建省，而向日位置满员之办事大臣、参赞大臣等名目，一扫而空，且由是而陕甘总督，而新疆巡抚，均由汉员递嬗，满员不与焉。则彼等之不快于宗棠，更可想见。其驻节肃州也，与僚属会餐，辄詈及旗人没寸，淋漓嬉笑。没寸，湖南土语无用也。此种议论，传入旗人之耳，其反响如何，亦不问可知。故文硕、延煦之遽以小事弹劾宗棠，当有作用，或竟为旗人图报复。注1083
第一次受清廷诘责，系在光绪十年(1884)闰五月，为黄少春募勇准备应付法侵越南事。时宗棠已交卸两江总督，乃不关白继任之曾国荃，径札江宁筹防局发给经费银四百两，清廷据国荃奏报，急诏宗棠速回京供职。乃至京，又以擅用内阁印文，经上谕作如下之指斥：
左宗棠请调黄少春带营赴粤，未经奏定，即用内阁印文，照会该提督，殊属非是。嗣后务当随时审慎，不得稍逾体制。所取备用印封，均着交回内阁。本日已谕令黄少春带营驰赴广西关外，与潘鼎新会办防务，该大学士在京供职，所请调度之处，着毋庸议。注1084
此两端，自为宗棠越轨之行动，贻京内外之话柄。
第二次受诘责，乃在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为刘铭传弃守基隆事。上谕：
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左宗棠奏，覆陈刘铭传退弃基隆实在情形，得旨：刘铭传仓猝赴台，兵单粮绌，虽失基隆，尚能勉支危局，功罪自不相掩。该大臣辄谓其罪远过于徐延旭、唐炯，实属意存周纳，拟于不伦，左宗棠着传旨申饬，原折掷还。注1085
此案当为楚淮两军冲突之表面化。原折如何措词，今无可稽，想必非常深刻，致被将原折掷还。宗棠从未蒙清廷如此严厉之申饬，实为一生最大之难堪，于是不阅月而宗棠亦奄忽长逝矣。
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宗棠与曾国藩、胡林翼等会于英山，国藩于十七日之夜谈记曰：
季高言及姚石甫(莹)晚年颓唐之状，谓人老精力日衰，以不出而任事为妙，闻之悚然汗下，盖余精力已衰也。
时宗棠将出山而未出山，其言固甚为切至。
其在两江时，在与人书中亦云：
案牍劳形，实所难堪，山鸟自爱其羽毛，晚节如有疏误，悔将何及，何能婆娑以俟，供人刻画乎。注1086
知之又颇自稔。顾使其思退者，乃其聪明也，使其不能退者，乃其环境也。而其好胜争名之一念，亦有以致之。此宗棠晚境之所以大可怜也。
秦翰才著。写成于1949年初，历时十几年，四易其稿，是首部系统研究左宗棠的专著。为撰写《全传》，作者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前人著作，引用书目多达360余种，在已有的左宗棠研究著作中，无能出其右者。为了查找史料，有一段时期，秦翰才先生在上海鸿英图书馆将《申报》从创刊号始至左宗棠逝世止十多年的报纸逐日翻阅一过，而书中引用的《申报》材料不过十数条。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极可称道的。总之，《左宗棠全传》足可作为学界进一步研究的基石。《左宗棠全传》以治军理政为中心，全面评述了传主的一生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