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五 己饥己溺之心情
吾华自昔以农立国，顾因灌溉系统窳劣，耕作技术幼稚，故水旱荒歉，已成司空见惯。又因政治不良，各地方大小内乱，几于史不绝书，凡是天灾人祸之结果，恒为田庐颓废，市廛凋残，生物丧亡，疫疠漫布，需要诸般赈济。积前人之经验与思想，作为赈济之书籍，不胜枚举，殆成一种专门学问。且社会上竟有一部分人士，常恃办理赈济以为生活。故在吾国为政治家者，对于赈济一事，不能不有所研究也。
左宗棠先世，于赈济事业，多好行其德，故早已耳熟能详(参阅二节)。且尝于未出山前小试于乡里。道光二十八年(1848)，湖南于连年苦旱之后，忽患大水，所在饥馑，宗棠就授徒之暇，向富室劝募捐赈。统计在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宁乡各属所得银钱米谷，不下五十余万。又以其时收获薄而谷愈贱，贫富交困，劝族里储谷以备荒。次年复大水，宗棠预出束脩籴谷，以半佐左家塅族人，半济柳家冲本乡。而柳家冲距湘江仅十里，下游饥民来就食者，日千百计，饿殍相枕藉，宗棠罄仓谷煮粥俵食，病者丸药治之，筠心夫人与家人亲率仆媪，临门监视。不足，则典钗珥、减常餐佐之，全活甚众。又次年，宗棠筹族中备荒谷成，悉捐家中长物，建所居仁风团义仓，择公正之士经理，为立规约，以要久远。注944
然宗棠出山后所实施者，则以兵荒之救济为多。最初，用兵浙江，衢州府属肃清，即令每一县设置同善局，择廉干绅士董之，并听其就乡村设分局，作为主办救济之机构，规定其工作凡四：
(一)收养幼孩 遇有被难幼孩，自数岁以至十五岁者，即收入局，立册注明姓名、年岁、籍贯、居址、父母伯叔兄弟姊妹存亡，及有无宗族亲戚。每口日给米半斤，盐菜钱八文，两人共絮被一床。如有亲族来领，须经幼孩自行认明，方准给领，以防冒诈。有拐卖者，事发斩首。或铺户愿领出学习手艺，取具领字，粘卷备案。姿性颖异者，送入义学读书，日后长大，听其归家。其有无家可归，无亲属可依，本地人民愿收留作养子者，援照道光年间两江奏准成案，由官给与执照，作为嗣子，收入族谱，宗族不得以异姓阻挠。
(二)收养妇女 凡遇被难妇女，问明年岁、籍贯、居址、翁姑、丈夫、父母、伯叔、兄弟存亡，及有无内外亲属，详细注册，由局发棉麻，课令纺绩，织成布匹，归局发售，以充经费。十岁以下，如无可依归，本地人民愿收留作女，作媳者，官给执照为凭，以免异时争讼。其余与幼孩同。
(三)恤养孤寡残废 城乡市镇，遇有孤寡残废，报局施赈，并准该地写立缘簿，沿门乞食。
(四)收埋胔骼 尸骸暴露，惨不忍睹，且凶秽薰蒸，易成疫疠，急宜收埋掩葬。凡收埋一尸，掘深四尺者，给钱二百文。每日由局雇人巡视，遇有暴露，不问亲属有无，即予收埋，插立竹标，暂为志识。注945
至于经费，每县先筹发钱二百千文，以为之倡。复为规定经常收入来源四项：
(一)增盐茶厘税 盐除官运及零星肩挑负贩，数在三十斤内，不再加征厘税。此外每盐百斤，加厘税钱五百文，茶厘亦然。或于场灶增收，或于水陆口岸各卡局征收，温州、处州境内，总以此为限，专款提充同善局经费。
(二)增船户厘税 海船出口，除所载货物应征厘税外，每船增船税钱四百文，江船每石加抽船税钱四文，均于载齐之日，收取给票。
(三)劝捐祠庙私租 凡民间宗族祠堂，积存公款，以三分之二赡其本族，地方庙宇所有田土租息，划提三分之二归公，充作经费。
(四)劝捐绅富 凡捐钱八十千者，给予六品功牌，六十千者，给予七品功牌，二十千者，给予九品功牌。每捐至百名，即由局禀县造册，专送本都院行辕，立将各等功牌填给。其已捐领六品功牌，愿换捐从九品者，准赴行辕，换给从九品印收。如现有部照，即发部照。或力不能捐资，而设法能全活百人者，准详明实迹，给予六品功牌。各县官委及局绅，办理妥善，全活最多者，分别核请保奖。
然宗棠又以为地方情形各异，习俗亦殊，故如有应行推广增减之条，准其禀明核夺。其后在浙，每收复一地，即仿此办法，实施救济。注946及杭州省城克复，别设赈抚局，专办省城救济，并将《康济录》一书，刊发地方官吏，示以救荒之准绳。注947
而宗棠于救济，尤有别具会心者：
(一)招集当地原有农民，贷给种籽、农具、耕牛，俾即耕作。其本无田园，或来自客地之难民，则指拨荒绝地亩，亦贷给种籽、农具、耕牛，令从事。或遇抛荒之地，一时无人耕种，则饬所部兵士，先行垦植以招徕之，俟业主来归，仍举以相畀，不取分文。注948宗棠认农具、耕牛为农家生存命脉，故尝谓：救人之外，亦须为人救牲畜，救农具。所部兵士，倘获寇所遗牲畜，辄令给资易之，农具缺乏，则拨款设厂铸之。注949以为言救荒，则赈垦为第一义，赈者，以乞丐养之，不可久也，垦则无穷利赖，为地方长久计也。注950
(二)在浙江时，特拨银一万两，作为资本，令难民在各地采集茶叶、竹笋，以及废铁，官为收买，积有成数，运往市场销售。以所得价，再行收买，难民多倚以生活。截至同治三年(1864)六月，赢余银四万四千余两，拨入军费，其利赖可知。注951在陕西时，指示并协助难民掘煤炭，伐树木，熬硝，牧羊，均可养活多人。又在甘肃时，尝人与樵采之具，令樵以供军，倍其值以励之，一人樵采，得值可赡数口。复鼓励地方官烧窑，开煤矿、兴种植以活灾黎。注952
宗棠尝言：
赈务谈何容易，惟将地方可尽之地力，可资之物产，逐一搜索，令灾民得自觅工作，自谋养赡，较之坐食不饱，卒填沟壑，差为得之。注953
凡此皆其思想之见于行动者也。
关于天灾之赈济，惟在清光绪三年(1877)，尝有一次。时陕西与甘肃东境，均因旱荒，民不得食。当商同陕西巡抚，备款往湖南产米之区，广购米谷。同时，禁止民间窖藏，俾利流通，亦禁止灾民抢粮，俾粮户乐于出售。然吾人须知，西北运输，最为艰巨，用兵运军需为然，救荒运赈粮亦为然。故宗棠当初即切嘱将拨船、车驮，早为准备，无如经理者漫不经心，其后终致赈粮堆积河南之裕州、汝州，缓不济急。注954惟同州府知府饶应祺，仿照宗棠运转军米办法，成效最著，其议曰：
南粮由汉江入丹江，可至荆紫关，水盛时，可至龙驹寨，否则至荆紫关，即须用夫，择贫民之丁壮，前往迎运，亦以工代赈之意。惟长运民力难胜，应由潼关至龙驹寨三百二十里，划分八站：(一)大峪；(二)黑章；(三)纸房沟；(四)柴峪沟；(五)照树沟；(六)游方坪；(七)苍龙岭；(八)龙驹寨。由寨至荆紫关二百八十里，划分七站：(一)华王庙；(二)武关；(三)试马寨；(四)党家店；(五)青山；(六)小岭观；(七)荆紫关。每站各四十里，设一小局，收发运米，各驻夫一二百名，多则三四百名，视来粮衰旺增损。日行四十里，至下站交卸，仍回本站住宿。每人日负米一包七十斤，合京石五斗，给口食米一斤，钱数十文，穷民得食，力费亦省。惟必俟前途来粮积存荆紫关局者果多，始可发夫前往。如计程可到，而汉江、丹江水涸滞运，则粮不敷运，运夫须以次递退，发夫再往，又需放空之费。昔殷化行筹此路粮，运夫集而粮未至，粮到而夫又回，转折劳费，运事弗畅，实为前鉴。若来粮果多，此路行走不开，再分途设站，一由雒南，出蒿峪，至钓桥；一由商州，出瓮峪，至华阴；一由黑龙口，出猴子头，至渭南。即雇本地夫负运，费亦相埒，可免拥挤而期迅速。注955
总之，办理赈济，最要为同情心，有此同情心，则自能随时随地，体会入微，用费少而收效宏。其次为责任心，有此责任心，则自能敏捷而足赴事机，切实而不涉浮滥。宗棠即富责任心，而又富同情心，故于赈济，颇有建树。
至赈济所需之款，除由公家支拨，亦如常例之取给于劝募，而宗棠尤着眼于为富不仁之辈，且公然形之奏牍。在浙江时，宗棠奏称：
查有籍隶浙江之富绅杨坊、俞斌、毛象贤等十数员，身拥厚资，坐视邦族奇荒，并无拯恤之意，且有乘机贱置产业以自肥者，为富不仁，莫此为甚。现饬尽力速措巨款，广购米石，运回办赈，以救阽危而昭任恤之谊。
清廷竟予照准，且谕旨有如敢不遵行，即行严办之语。其后事实可考者，毛象贤认捐米六千石，杨坊则宗棠令捐米五万石。同时，李鸿章亦令捐京米十万石。杨坊迫不得已，在宗棠处认捐银二万两，以一万两助浙赈，以一万两请转解京米。宗棠以两处各捐银一万两，按当时米价，对于令捐五万石之数，仅及三十分之一，对于令捐十万石之数，仅及六十分之一，而以鸿章令捐京米，在浙报认，尤为取巧，因复奏陈其事，并称：
杨坊以市侩依附洋商致富，十数年间，拥资百万，捐纳道员。从前在浙经手洋务，往往从中渔利，人所共知。即如咸丰六年(1856)，为前浙江抚臣借用英商啤喱大轮船一只，未及三月，竟开销洋银七万九千余元，名为供应洋人，实则取归私橐，其昧良私利如此。
奉旨令鸿章先将京米十万石勒限如数追缴，缴清后，再押赴宗棠处照捐浙米，毋任狡展。至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浙江巡抚杨昌濬奏称：
杨坊现已故世，据伊子鄞县举人杨宝镕禀呈，愿盖父衍，闻甘省肃清在即，饷需紧急，愿措江平银十万两，稍助军饷。
等情，当获清廷允准。旋将所有缴到捐银，陆续搭解赴甘，作抵欠饷。注956夫贪官污吏，不绳之以法，而勒之以捐，一若一捐即可免其贪污之罪，故此举虽若痛快，究乖政体。当陕西与甘肃旱灾时，宗棠又奏称：
此时筹办赈抚，兵燹之余，何从取给。是非择绅商之稍有力者，劝令捐输不可。就两省而论，甘肃贫瘠著名，素乏殷实之户。至陕西除南山、北山瘠区不计外，富室较多，又经商获利之家，所在皆有。近遭回乱，多散居贸易各省，生计仍完。兹值桑梓奇荒，理宜尽力捐输，以敦任恤之谊。臣现饬甘肃司道劝令官绅量力酌捐，一面咨商陕西抚臣督饬司道劝谕各绅士富商，尽力捐助，其悭鄙太甚者，恐非择尤勒令承捐不可。
致帮办陕甘军务刘典书，更申其说曰：
荒政首重劝分，而秦人偏喜悭鄙，无可如何，自非分两种办法不可。两者维何？一劝捐，一勒捐也。劝以行之君子，勒以施之鄙夫，出其有余，为其市义，何用其煦煦孑孑为哉。
其后据陕西巡抚报告绅民共捐银九十余万两，捐粮二十五万余石。注957宗棠此种办法虽若霸道，殆发于对难民之同情心。夫朱门酒肉臭，野有饿死骨，此最人世不平之事，饿夫不敢开罪朱门，宗棠代为打抱不平，自可博得一般社会之好感。
积谷防荒，自昔称善政。宗棠早年，已在本乡着意经营，自经此次旱灾，宗棠于光绪三年(1877)九月，通令劝办义仓，其结果可考者：
皋兰县捐得入粮三千三百四十二石；
洮州厅捐得本粮二千六百十九石，本大钱二百串；
固原州捐得仓粮六千八百石；
平远县捐得秋粮四百石；
崇信县捐得仓斗谷七百六十石；
镇番县捐得仓斗粮二千四百六十五石，又三渠社仓捐得仓斗粮八百二十石，蔡旗堡社仓捐得仓斗粮一百二十一石；
东乐县丞捐得市斗小麦一千零二十七石；
丹噶尔厅捐得三包市石粮四百三十九石；
泾阳县捐得京斗麦一万六千一百二十一石。
先于同治十一年(1872)，陕西延安府禀设社仓，宗棠批云：
社仓，善举也。每因经理不得其人，遂废不举，甚或反以为累。然古今无不敝之良法，人存政举，徒法不能自行，虽圣贤立法，亦不能保其不敝。惟于所属良愿士民，留心采择，令各司其社仓之出入，地方官但按年稽核，不令吏胥涉手，稍可留遗久远，与古人当社立仓之意有合。惟士民不尽良愿，而地方亦有无可举充社长者，是用士民一法，有时而穷，安得留心造士之贤有司，俾善气熏陶，比户可封乎。
此次通令劝办义仓，其经理殆即采用官督绅办方式。如崇信县，每仓遴派正副四人，两年一换。如东乐县，各以仓正管理。如洮州，选正副殷实之家经理，大致仍不出宗棠之主张也。注958
秦翰才著。写成于1949年初，历时十几年，四易其稿，是首部系统研究左宗棠的专著。为撰写《全传》，作者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前人著作，引用书目多达360余种，在已有的左宗棠研究著作中，无能出其右者。为了查找史料，有一段时期，秦翰才先生在上海鸿英图书馆将《申报》从创刊号始至左宗棠逝世止十多年的报纸逐日翻阅一过，而书中引用的《申报》材料不过十数条。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极可称道的。总之，《左宗棠全传》足可作为学界进一步研究的基石。《左宗棠全传》以治军理政为中心，全面评述了传主的一生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