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第三
2026-07-14 19:41
春秋繁露义证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到 之戰，偏然反之，何也？曰：《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故移其辭以從其事。夫莊王之舍鄭，有可貴之美，晉人不知其善，而欲擊之。所救已解，如挑與之戰，此無善善之心，而輕救民之意也，是以賤之。而不使得與賢者為禮。秦穆侮蹇叔而大敗。鄭文輕眾而喪師。《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是故戰攻侵伐，雖數百起，必一二書，傷其害所重也。問者曰：其書戰伐甚謹。其惡戰伐無辭，何也？曰：會同之事，大者主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苟不惡，何為使起之者居下。是其惡戰伐之且《春秋》之法，凶年不修舊，意在無苦民爾。苦民尚惡之。況傷民乎？傷民尚痛之，況殺民乎？故曰：凶年舊則譏。造邑則諱。是害民之小者，惡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惡之大也。今戰伐之於民，其為害幾何？考意而觀指，則《春秋》之所惡者，不任德而任力，驅民而殘賊之。其所好者，設而勿用，仁義以服之也。詩云：“弛其文德，洽此四國。”《春秋》之所善也。夫德不足以親近，而文不足以來遠，而斷斷以戰伐為之者，此固《春秋》之所甚疾已，皆非義也。難者曰：《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奈何以《春秋》為無義戰而盡惡之也？曰：凡《春秋》之記災異也，雖 有數莖，猶謂之無麥苗也。今天下之大，三百年之久，戰攻侵攻不可勝數，而複 者有二焉。是何以異於無麥苗之有數莖哉？不足以難之，故謂之無義戰也。以無義戰為不可，則無麥苗亦不可也；以無麥苗為可，則無義戰亦可矣。若《春秋》之於偏戰也，善其偏，不善其戰，有以效其然也。《春秋》愛人，而戰者殺人，君子奚說善殺其所愛哉？故《春秋》之於偏戰也，猶其於諸夏也。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比之詐戰，則謂之義；比之不戰，則謂之不義。故盟不如不盟。然而有所謂善盟。戰不如不戰，然而有所謂善戰。不義之中有義，義之中有不義。辭不能及，皆在於指，非精心達思者，其孰能知之。《詩》云：“棠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孔子曰：“未之思，夫何遠之有！”由是觀之。見其指者，不任其辭。不任其辭，然後可與適道矣。
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複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諸侯刺之，為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間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複，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意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間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到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見，而況微渺者乎？故案《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誌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誌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於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乘勝而誌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懼怒，內悉其眾，外得黨與曹衛，四國相輔，大困之奸，獲齊頃公， 逄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誌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吊霄，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國家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祝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邪？
逄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謂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到尊為不可以加於到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到辱為亦不可以加於到尊大位，故難失位弗君也。已反國複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固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複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嘗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複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日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
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 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逾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製，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誌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暗，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逾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複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己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到，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而擊之，鄭罷疲危亡，終身愁辜。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窮也。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同事不審時，興事不審時，其何如此爾。
司馬子反為其君使。廢君命，與敵情，從其所請，與宋平。是內專政而外擅名也。專政則輕君，擅名則不臣，而《春秋》大之，奚由哉？曰：為其有慘怛之恩，不忍餓一國之民，使之相食。推恩者遠之而大，為仁者自然而美。今子反出己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故大之也。難者曰：《春秋》之法，卿不憂諸侯，政不在大夫。子反為楚臣而恤宋民，是憂諸侯也；不複其君而與敵平，是政在大夫也。溴梁之盟，信在大夫，而諸侯刺之，為其奪君尊也。平在大夫，亦奪君尊，而《春秋》大之，此所間也。且《春秋》之義，臣有惡，擅名美。故忠臣不諫，欲其由君出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此為人臣之法也。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今子反去君近而不複，莊王可見而不告，皆以其解二國之難為不得已也。奈其奪君名美何？此所惑也。曰：《春秋》之道，固有常有變，變用於變，常用於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今諸子所稱，皆天下之常，雷同之義也。子反之行，一曲之變。獨修之意也。夫目驚而體失其容，心驚而事有所忘，人之情也。通於驚之情者，取其一美，不盡其失。《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此之謂也。今子反往視宋，間人相食，大驚而哀之，不意之到於此也，是以心駭目動而違常禮。禮者，庶於仁、文，質而成體者也。今使人相食，大失其仁，安著其禮？方救其質，奚恤其文？《春秋》之辭，有所謂賤者，有賤乎賤者。夫有賤乎賤者，則亦有貴乎貴者矣。今讓者《春秋》之所貴。雖然見人相食，驚人相爨，救之忘其讓，君子之道有貴於讓者也。故說《春秋》者，無以平定之常義，疑變故之大則，義幾可諭矣。
《春秋》記天下之得失，而見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無傳而著，不可不察也。夫泰山之為大，弗察弗見，而況微渺者乎？故案《春秋》而適往事，窮其端而視其故，得誌之君子，有喜之人，不可不慎也。齊頃公親齊桓公之孫，國固廣大而地勢便利矣，又得霸主之余尊，而誌加於諸侯。以此之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九年，未嘗肯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諸侯於清丘、斷道。春往伐魯，入其北郊，顧返伐衛，敗之新築。當是時也，方乘勝而誌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其使者。晉魯懼怒，內悉其眾，外得黨與曹衛，四國相輔，大困之奸，獲齊頃公， 逄丑父。深本頃公之所以大辱身，幾亡國，為天下笑，其端乃從懾魯勝衛起。伐魯，魯不敢出，擊衛，大敗之，因得氣而無敵國以興患也。故曰，得誌有喜，不可不戒。此其效也。自是之後，頃公恐懼，不聽聲樂，不飲酒食肉，內愛百姓，問疾吊霄，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國家安寧。是福之本生於憂，而祝起於喜也。嗚呼！物之所由然，其於人切近，可不省邪？
逄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謂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俱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所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甚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存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頃公、逄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眾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到尊為不可以加於到辱大羞，故獲者絕之。以到辱為亦不可以加於到尊大位，故難失位弗君也。已反國複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辭，況其固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也，非君定矣。若非君，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而弗能死，是無恥也而複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嘗此之時，死賢於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複察《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日上奉天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
今善善惡惡，好榮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有廉恥。有廉恥者，不生於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束獲為虜也。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春秋》曰：“鄭伐許。”奚惡於鄭而夷狄之也？曰：衛侯 卒，鄭師侵之，是伐喪也。鄭與諸侯盟於蜀，以盟而歸，諸侯於是伐許，是叛盟也。伐喪無義，叛盟無信，無信無義，故大惡之。問者曰：“是君死，其子未逾年，有稱伯不子，法辭其罪何？曰：先王之製，有大喪者，三年不呼其門，順其誌之不在事也。《書》云：“高宗諒暗，三年不言。”居喪之義也。今縱不能如是，奈何其父卒未逾年即以喪舉兵也。《春秋》以薄恩，且施失其子心，故不複得稱子，謂之鄭伯，以辱之也。且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得罪諸侯，諸侯怒之未解，惡之未已。繼其業者，宜務善以覆之，父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加不義於人，子施失恩於親，以犯中國，是父負故惡於前，己起大惡於後。諸侯果怒而憎之，率而俱到，謀共擊之。鄭乃恐懼，去楚而成蟲牢之盟是也。楚與中國俠而擊之，鄭罷疲危亡，終身愁辜。無義而敗，由輕心然。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知其為得失之大也，故敬而慎之。今鄭伯既無子恩，又不熟計，舉兵不當，被患不窮，自取之也。是以生不得稱子，去其義也；死不得書葬，見其窮也。有國者視此。行身不放義，同事不審時，興事不審時，其何如此爾。
《春秋繁露》注释本。十七卷。清苏舆注。成书于清宣统二年(1910年)。苏舆,字厚康,又字厚庵。湖南平江人。清光绪进士。后改庶吉士,做过邮传部郎中。王先谦之门人,政治上反对戊戌变法。苏舆自少年起就喜读《春秋繁露》,最初读的是凌氏注本,但由于注释中索引内容之广而不得要领。后来阅过其他注释本以后,才逐渐得其要旨。继而作《春秋繁露义证》,以供后人之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