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令第十三
本篇导读
靳令，指严格执行法令。要严格执行法令需要不少条件：首先，要有决断力；第二，以刑罚来治理国家，用赏赐来诱导作战；第三，排除各种令国家不能富强的因素，去除六种虱害，就是要留意儒家思想对社会风气的影响；第四，要简化管治，激发人民的力量，使之为国效劳；第五，以刑去刑，以言去言，从而达到管治的最高境界；最后，重刑轻赏，罪轻刑重，防止以刑致刑。
靳令[1]，则治不留；法平，则吏无奸。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任功，则民少言；任善，则民多言。行治曲断[2]，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宿治者削。以刑治，以赏战，求过不求善[3]。故法立而不革[4]，则显。民变诛[5]，计变诛止。贵齐殊使[6]，百都之尊爵厚禄以自伐[7]。国无奸民，则都无奸市。物多末众[8]，农弛奸胜[9]，则国必削。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10]，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四寸之管无当[11]，必不满也。授官、予爵、出禄不以功，是无当也。
[1]靳令：严格执行法令。
[2]曲：乡曲，乡里。
[3]过：过失。
[4]革：更改。
[5]变：通辨，辨明。诛：惩罚。
[6]贵齐：贵族和平民。殊：不同。
[7]伐：夸耀。
[8]末：末业，指工商业。
[9]弛：松懈。
[10]出：进。
[11]当：底部。
译文
严格执行法令，那么官府处理政务就不会拖延；执法公平，官吏就不会作奸犯科。法令已经制定，就不应用那些所谓仁义道德的空谈来破坏法令。任用那些在农战中立功的人，人民就会少说空话；委任那些所谓的讲仁义道德的善良人，人民就多喜欢空谈。推行法治，在乡里决断政事，在五个里之内就能做出决断的，君主就能称王天下；在十个里之内能做出决断的，国家就能强大；隔天才能处理好事情的国家就会被削弱。用刑罚来治理国家，用赏赐来激励人民作战，追究过失而不追求良善。如果法令制定了而不更改，那么法令就彰显了。人民能明察惩罚的条例，他们盘算辨明法令的惩处，处罚也就停止了。贵族和平民虽然差使不同，但各都市尊贵的爵位和优厚的俸禄都要凭各自的功劳获得。国家没有违法的人民，那么城市也没有违法的市集。货物多，经营工商业的人就多；农业生产松懈，邪恶的事就多，那么国家就会被削弱。人民有多余的粮食，让人民用粮食换取官爵，官爵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获得，那么农民就不会懈怠。四寸长的竹管没有底，一定装不满。授予官职、给予爵位、发放俸禄不靠功绩，那么（赏赐）也就没有底了。
赏析与点评
这节谈严格执行法令。执法要公平、严格。其中，决断力是能严正执法的重要因素。若不能严正执法，法令就会变质。
国贫而务战，毒生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国以功授官予爵，此谓以盛知谋[12]，以盛勇战。以盛知谋，以盛勇战，其国必无敌。国以功授官予爵，则治省言寡，此谓以治去治，以言去言。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则治烦言生，此谓以治致治，以言致言。则君务于说言[13]，官乱于治邪，邪臣有得志，有功者日退，此谓失。守十者乱[14]，守壹者治。法已定矣，而好用六虱者亡。民毕农，则国富。六虱不用，则兵民毕竞劝而乐为主用[15]，其竟内之民争以为荣，莫以为辱。其次，为赏劝罚沮[16]。其下，民恶之、忧之、羞之。修容而以言[17]，耻食以上交[18]，以避农战，外交以备，[19]国之危也。有饥寒死亡，不为利禄之故战，此亡国之俗也。
[12]盛：大。
[13]务：通瞀，眩惑。
[14]十者：《诗》、《书》、礼制、音乐、为善、修身、仁爱、廉洁、善辩、聪慧。即《去强》篇所说的国有十者，指儒家思想。
[15]竞：争相。劝：鼓励。
[16]沮：阻止。
[17]修容：一说容是善之误，修善指崇尚仁义，与言并列，指笃行儒家思想人士的言行。
[18]上交：为了得到任用，同君主交往。
[19]外交以备：备，同避。外交，依上下文理，应为上交。全句应是以避上交。
译文
国家贫穷却致力于作战，祸害就会在敌对国家产生，没有六种虱害，国家一定会强大；国家富有但不对外征战，苟且偷生的事情就会在国内发生，有了六种虱害，国家一定会被削弱。国家根据战功授予官职、给予爵位，这就叫用大智慧来谋划，用大勇气作战。用大智慧来谋划，用大勇气作战，这样的国家一定无敌。国家根据功劳授予官职、给予爵位，就会政务简明空谈减少，这就叫用政务去掉政务，用空谈去掉空谈。国家根据六种虱害授予官职、给予爵位，政务就会繁重，空谈就会增多，这就叫用政务招致政务，用空谈招致空谈。那么君主就会被空谈迷惑，官员就会被邪恶的风气搞得混乱，奸臣便得逞了，有功劳的人则一天一天被排挤出去，这是（治国的）过失。墨守儒家思想的国家就会混乱，坚持让人民专一从事农战的国家就会安定。法制已经确定，而喜爱任用六种虱害的国家就会灭亡。人民都从事农业，国家就会富有。不任用六种虱害，那么士兵和人民都会争相鼓励而乐于被君主任用，国内的人民也会争相以农耕作战为荣，不会以之为耻（，这是最好的情况）。稍次一等的情况，是人民被赏赐所鼓励，因为刑罚而停止犯法。再次一等的情况，（对于从事农战，）人民感到讨厌和担心，也觉得羞耻。他们崇尚仁义，以获得君主的俸禄、同君主交往得到任用为耻辱，以此逃避农战、逃避与君主交往，这样国家就危险了。有人宁可饥寒交迫而死，也不愿为利禄而作战，这是亡国的风气啊。
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20]，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21]，曰仁、义，曰非兵[22]，曰羞战[23]。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十二者成朴[24]，必削。是故，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而不攻，必富。朝廷之吏，少者不㪏也[25]，多者不损也[26]。效功而取官爵，虽有辩言，不能以相先也，此谓以数治[27]。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亡百。国好力，此谓以难攻；国好言，此谓以易攻。
[20]修：崇尚之意。
[21]贞廉：正直廉洁。
[22]非兵：反对暴力。
[23]羞战：耻于战争。
[24]朴：根。
[25]㪏（bǐ）：借作埤，增加。
[26]损：减少。
[27]数：定数。
译文
六种虱害：叫礼、乐，叫《诗》、《书》，叫修善，叫孝悌，叫诚信，叫贞廉，叫仁、义，叫非兵，叫羞战。国家有这十二种祸害，君主就无法让人民参与农耕和作战，国家一定会贫穷直至衰弱。如果这十二种祸害聚集在一起，这就叫作君主的管治不能压服大臣，官员的管治不能压服人民，这叫作六种虱害压过了政令。这十二种祸害生了根，国家一定会衰弱。因此，兴盛的国家不用这十二种祸害思想实行统治，所以国家的实力强大，天下其他国家没有谁能侵犯它。士兵出战，一定能夺取土地；夺取了土地，一定能拥有它。如果按兵不动，国家也一定会富有。朝廷的官吏，应该少的不会增多，应该多的不会减少。只要有功绩就能获得官职和爵位，即便有辩才，也不得比他人优先，这就叫治国有定法。凭实力攻伐，出一分力获得十倍的回报；凭空谈攻伐，出十分力会付出百倍的代价。国家崇尚实力，这就叫用别人难以得到的东西进攻别的国家；国家崇尚空谈，这就叫用别人容易得到的东西进攻别的国家。
赏析与点评
此处重提《去强》篇说过的六种虱害，共十二个项目。这些祸害削弱国家的力量，妨害了政府的统治。
重刑少赏，上爱民，民死赏。重赏轻刑，上不爱民，民不死赏。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28]，利出二空者其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重刑，明大制；不明者，六虱也。六虱成群，则民不用。是故，兴国罚行则民亲；赏行则民利。行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
[28]空：同孔，通道，途径。
译文
刑罚重赏赐少，这是君主爱护人民，人民会为了得到赏赐而拼死效力。赏赐重刑罚轻，这是君主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会为了赏赐而拼死效命。利禄来自一个途径，那个国家就会天下无敌；利禄来自两个途径，那个国家就只能得到一半的好处；利禄来自多个途径，那个国家就难以自保了。刑罚重，能申明重要的法制；法制不严明，是因为有六种虱害。有六种虱害思想的人成群结队，那么人民就不会被君主役使。因此，兴盛的国家实行刑罚，人民反而会与君主亲近；实行奖赏，人民就能被君主所利用。实行刑罚，对那些犯轻罪的人施重刑，那么，轻罪不会产生，重罪不会出现。这叫用刑罚遏制犯罪，刑罚不用而大业可成。犯重罪而用刑轻，刑罚使用，坏事产生。这叫用刑罚招致犯罪，那个国家一定会被削弱。
赏析与点评
刑罚与赏赐的运用比重，对国家的兴衰极为重要。首先，要统一发放赏赐的渠道，只能经由一个途径，赏赐渠道太多，对国家没有好处。其次，排除影响人民争胜心的因素，即六种虱害。最后就是用重刑，以收阻吓之用，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用刑罚去掉刑罚的目的。
圣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至要，故执赏罚以壹辅[29]。仁者，心之续也[30]。圣君之治人也，必得其心，故能用其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31]。
[29]壹辅：以统一的做法来辅助。
[30]续：连接。
[31]述：施行。
译文
圣明的君主了解事物的要点，所以他治理人民能抓住关键，所以执行赏赐和刑罚，辅助引导人民专一从事农战。仁，是上下民心的连接。圣明的君主管治人民时，一定要得人心，因此，能调动他们的力量。实力产生强大，强大产生威力，威力产生恩德，所以说恩德产生于实力。只有圣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能在天下施行仁义。
赏析与点评
得人心是管治的要领，心灵的连接能产生强大的聚合力量，圣明的君主明白这个重要的道理，能发挥出强大的管治能力。要特别指出的是，能连接心灵的，是《商君书》中一再垢病的仁义之道。但此节提及的仁和义，是《商君书》的仁义，并非儒家的仁义，其解释跟儒家所说差异颇大。
亦称《商子》或《商君》。中国古代政治学著作。商鞅及其后学著作和言论的汇编。编定于战国后期。《汉书·艺文志》著录29篇,现存24篇。《商君书》的古本有元刻本、明范钦本(即天一阁本)、清四库本等。通行的注释本为清代严万里的《商君书校》和当代高亨的《商君书注译》。商鞅(?—前338),战国中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法家代表人物。姓公孙,名鞅,亦称卫鞅。由魏入秦,任左庶长、大良造(相当于宰相),执掌军政大权。两次变法,使秦由弱变强,封于商,因称商鞅。后被诬害,车裂而死。本书大部分篇章并非商鞅所作。“垦令”、“内外”、“靳令”、“开塞”、“耕战”等篇出自商鞅之手,“更法”等篇记述了商鞅的言论,其他为商鞅后学所著。但《商君书》各篇在内容和体例上首尾一贯,与商鞅变法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基本相符。其主要内容有:1.“更法”等篇记述了商鞅“不法古,不修(循)今”的历史进化观以及利益说和力的原则。2.“画策”等篇论述了“不贵义而贵法”,以法治国、反对儒术的思想。3.“农战”等篇提出了兴国以农战、奖励农耕与兵战的法家主张。4.“赏刑”等篇提出了法不阿贵、厚赏重罚、“以刑去刑”的主张。5.“弱民”等篇提出了“民弱国强”,使人民俯首听命、无力反抗的“弱民”观点。本书所提出的思想和主张,为后期法家韩非等人所继承,也为后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