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 建安時代之文學批評
自獻帝以上，大一統之時代，蓋四百年。獻帝初平四年，興平二年，此六年間，國中混亂，迄無定日。及建安改元，曹操遷獻帝於許昌，自是威柄下移，天子守府而已。以至析爲三國，亂於五胡，南北分立，群雄割據，中間西晉楊隋，不過數十年事，而自初平迄於唐武德六年中國大定，其間紛擾割裂之局，共四百三十二年於兹，此則言文學者所不可不知也。
西漢中葉而後，中國社會，完全爲儒家思想所支配，迄於漢末，君主屢遷，中國分裂，而儒家尊君大一統之説皆不行，至是其支配社會之勢力中衰矣。於是向者受儒教思想支配之文學，始嶄然特出，不復受其羈勒，附庸蔚爲大國，至蕭梁而極盛。迄至唐宋之間，國家統一以後，儒家之焰復盛。又以爲文學之士，畔經背道，淫靡忘返，遂肆詆誹，不遺餘力。觀其因果相嬗，概可知矣。
開此四百年之局者爲建安時代，而曹氏父子兄弟實主持之。曹操《敕有司毋廢偏短令》云：今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此才行不相掩之論既發，至曹丕始有文行不相掩之説。丕《與吴質書》云：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自是而後，文學始與儒術歧途。
王夫之《薑齋詩話》云：子桓精思逸韻，以絶人攀躋，故人不樂從，反爲所掩。子建以是壓倒阿兄，奪其名譽。實則子桓天才駿發，豈子建所能壓倒耶。又：曹子建之於子桓，有仙凡之隔，而人稱子建，不知子桓，俗論大抵如此。此言若就文學批評方面論之，殆不可廢。子桓識力精絶，辨别明晰，皆出子建之上，可比較得之也。
曹丕之論，見於《典論論文》篇，及《與吴質書》，皆案頭習見，不更絮引，兹擇要述之。
第一論文章之重要：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詞，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夫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强力，貧賤則懾于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典論論文》） [1]
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立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内，講論大義。（《與王朗書》，見《魏志文帝紀》注引《魏書》）
《與王朗書》作于建安二十二年冬，因知曹氏兄弟論文，皆發于東漢之末，無關黄初也。觀丕之言，一再期於不朽，謂詩賦之長，足以垂令名於千古，此固與古人立言之意已異，其重視文辭，良可見矣。
第二論文氣：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論論文》）
此爲自古以來論文氣之始，然子桓之所謂氣，指才性而言，與韓愈之所謂文氣者殊異。又《典論》稱徐幹時有齊氣，孔融體氣高妙，《與吴質書》言公幹有逸氣，其所指者，皆不外才性也。劉勰《文心雕龍風骨》篇，論本於此。
第三論文體：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典論論文》）
自子桓起，始於各種文體之異宜，加以論述，其後有陸機之十分法，則視子桓更進一步者也。
子桓批評當世文人者，見《典論》及《與吴質書》，於王粲、徐幹、陳琳、阮瑀、孔融、應瑒、劉楨諸人，皆絜長比短，得其窾要。其尚論古人者如次：
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優？曰：優遊案延，屈原之尚也。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托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矣。長卿、子雲，意未能及已。（《北堂書鈔》引）
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滯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御覽》引）
當東漢末對於屈原、相如之優劣，論猶未定，曹丕先述其所長，而後以其意之有餘與否，判其優劣，皆足以見其持論之精密，固非子建之籠統，可得而比也。
曹植對於文章之重要，顯然未能認識。《與楊德祖書》云：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此論薄視文辭，謂不足爲，其見與子桓異。又書中備論當時作者，茫無定評，雖語本泛泛，不在甄别，果以分析之密論之，固在子桓下也。 [2]
楊修《答臨淄侯箋》，於植之言，多所辨正，其謂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别耳。深悉古今詩體之遞嬗，不爲經生所劫持。又云：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强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愆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跡，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3]
* * *
[1] 1933年講義此下尚引《與吴質書》：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
[2] 1932年講義下云：或謂子建《與楊德祖書》，備述當時作者，茫無定評，此或語本泛泛，意非評論，遽加譏彈，寧能盡當。然植之論文，確有籠統之病，如云：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與吴季重書》）故君子之作也，儼乎若高山，勃乎若浮雲，質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氾乎洋洋，光乎皜皜，與雅頌争流可也。（《前録序》）此種春榮清風，高山浮雲，秋蓬春葩，洋洋皜皜之辭，託義若甚高，案之于實，不得其命意所在。後來文家撰述，多用此例，徒見辭采，無裨論斷，皆曹植爲之厲階也。
[3] 1932年講義下云：其言尤婉而多風。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