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重庆

天气叫醒服务拜访中国农户好路冗长的宴席不洁之身董家又见风水奇谈铭文

周日，4月8日，天气还算好，只不过是阴天，只在中午出了一点太阳。在商行凉爽的庭院里，温度为65华氏度。

在中国，四川以其阴天和多雨的气候闻名，我待在该省的整个四月份里，每晚都要迎接瓢泼大雨。四川省似乎正处在一个云雾带下方，这个特殊地带从古代起便体现在了邻省云南省的名字中意为云的南方。

自1875年马嘉里被杀后，北京委派了一位继任的英格兰代理领事至中国西部旅居，他的总部在重庆。1876年的烟台条约规定了这名官员需监督中方所承诺的条款，它们被张贴在所有的大城镇里，宣告了英格兰子民在整个中华帝国通行无碍的权力；他还需报告这些边远地区的贸易能力。就这样，在这些领事的长眠之所，众多极其有趣且有价值的信息被收集起来，以领事报告的形式呈现给公众。后人无法仿效的贝德禄、斯宾士和谢立山 [1] 因其在这一地区历经艰辛收集原始数据，赢得了国民的一致赞扬。在我抵达此处时，谢立山先生已经离开前往贵州省（位处四川的东南），领事馆由文书HM负责，梅先生，或以官衔称他为梅师爷。领事衙门位于上城，结构为现代中国合院式建筑。我造访时接待我的是梅先生，他是位云南人，也是位伊斯兰教徒。他去过新加坡，因此很熟悉野蛮人的急或不安分，鲜少旅行的中国人则对这种急非常惊讶且担心。于是他回应了我各种各样的问题，并把我介绍给了董先生，或董老爷。后者是一位煤矿老板，希望我能为他引进外国的泵送机械。在热情的房东董兴熙先生的饭桌上，这两个人和我一起吃了早餐。中国的上层商业阶级每天吃两顿正餐10点的早餐和17点的午餐，不过晚睡的人会多吃一次晚餐，大部分商人都是如此，因为大多数生意是在晚上抽着鸦片烟谈妥的。我接受了董先生的邀请，明天前去参观他的乡间别墅，并在那里逗留一两天。在我们商行的台阶上，我看到一支考究的佛教队伍经过门前，整支队伍足足走了半个小时。无数生动的画面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神话传说，每个神话都由4个盛装的男孩站在一个平台上呈现，平台由竹竿支撑，扛在两个男人肩上。打扮成圣人的孩子们有飘逸的白色长须，骑着马跟在队伍后面。所有的一切都是精美的构想，对我而言新奇无比。

下午我拿着一封介绍信，拜访了惠勒博士，他住在上城。我坐着轿椅到了他家，一路都是向上的石阶，街道宽阔且繁忙，但同时也很肮脏，与我在中国造访过的上百座城镇没什么两样。惠勒博士是美国美以美会的人，去年冬天带着妻子和三个女儿从九江来到此处。她们对离开大院毫不在意，欧洲女性对中国西部仍有着不可抗拒的好奇心。他们家的位置很可爱，可俯瞰小河（支流）流向江北厅的壮美景色。我和这个亲切友好的美国家庭一起喝了茶。

周一，4月9日，我在船上得了重感冒，前一个晚上又因为咳嗽整晚没睡，于是昨晚用了一点点精制鸦片，就是一般用来抽的那种。我睡得人事不省，一声也没有咳，不过醒来时头痛得快要裂开了。我一直打盹到下午2点，因为答应了董老爷要和他一起去他的别墅，我便穿戴整齐，坐进了一台由三个轿夫抬的轿椅中。轿椅的动作让我又开始犯恶心了，我现在确信用鸦片来做治疗还不如就那么病着。董老爷的住处就在山间的一道裂谷边上，谷中有一条大道通向成都该省的省会。这条路是出重庆的唯一一条旱路，它修建在扬子江冲出的一个半岛上。扬子江在本地被称为字水河，这个名字源于河中如中国字般的卷浪，它们是无数涡流在平缓又闪亮的河面形成的，其中包括干流的河面，也包括小河，即支流的河面，后者大约有主干流的一半宽，从西北而来。这条河的水源来自甘肃和陕西，并与合州、巴州、遂宁和嘉定府连成了一片水网当然了，这片水网由几乎连绵不绝的险滩所阻隔，险滩是四川所有河流的伴生物。上述旱路算是中国境内相当壮观的一条大路，它近5英尺宽，交叉平铺着沉重的石板。这条路近半程都由上上下下的石阶构成，这里的山丘和遍布中国的山丘一样，陡峭得令人侧目。在城内街道上走了一英里多后，我们出了西城门，走下约一百阶石梯来到一条马路上。这条路沿着砂岩悬崖的边缘而建，悬崖比河面（目前有三分之二是干涸的）高出大约150英尺，靠外建着漂亮的石栏杆，但在某些部位已经损毁了。而后，路面以石阶的方式向一座约500英尺高的山上攀升，路两旁尽是些小小的坟墓，它们大都没有名字。此间没有一棵树或一点灌木来打破这种单调，但奔腾的河水和对岸高耸的山峰形成了宏伟的景色，罂粟、大麦和豆子等春天的作物染绿了一切，树木环抱着如画的村庄，处处都是民居。四川东部有一个特征是我在中国其他地区旅行时没见过的，那就是既没有平原，也没有光裸的山丘，每一寸土地上都覆盖着作物或树木，只除了城周，无尽的墓地所占的土地面积比活人还多。就这样，我们在坟墓覆盖的山间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地走了三英里，之后爬上一处树木繁茂的窄谷，从几处精心雕刻的石牌坊下面穿过，四川的牌坊比其他省份的都更多且更漂亮。接着我们穿过一个小村子，爬上一座高山，它俯瞰着一众山河所形成的壮美景色，而董家就建在这山上。最后我们终于在正式的客堂中歇了下来，它面朝一个漂亮的封闭式庭院，石台上放着巨大的花瓫，瓫中种满了橙子、山茶和杜鹃花树。我一下子就被这家里的小孩子们围住了，一共是三兄弟的18个孩子，10个男孩和8个女孩。女人们只被允许从门帘的缝隙间偷窥我这个野蛮人。

我们一坐下来，拧干的热毛巾就被递到我们手上，好擦擦我们的脸。这个礼节相当提神。还有惯常的热茶，两个勤勉的仆人绝不会让它们变凉，他们提着一壶热水走来走去，客人每啜一口茶，他们都要把水补满。接着是庆祝我到来的中式晚宴，对于西方人来说，这事冗长乏味得很。我们七个人围着一张小方桌坐着，作为客人，我自己有一个单独的座位，而其他人都是两两坐在半长的凳子上。先是上了16大盘重调味的碎馅、水果和蔬菜，还有十几个浅碟，装着瓜子、花生、甜橙皮等等。桌子中间则是换菜，在整个宴会中，中间的菜被置换了十几次，它们主要是以不同方式烹饪的肥猪肉。这一天我们就在没完没了地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热糁熟，一种用小米做的一种烈酒；咔擦咔擦地嗑着瓜子和花生，并用筷子尝各自不同的菜。贵客面前那极小的碟子里堆着各种珍品，是由过于客气的主人用筷子夹来的。渐渐地，在大约两小时后，大家都酒足饭饱，桌上杯盘狼藉，我们再也吞不下任何食物了。然而，中国人非常热衷的、吵吵嚷嚷的划拳游戏再次激得人们开始饮酒了，我非常擅长这个。这一次宴席中，完全没有一小片面包或一小口米饭来帮助我们咽下油腻的菜肴，只有时不时出现的热毛巾，用来擦嘴和出汗的额头，以及几口常见的水烟。一个小伙子负责随时给每位客人分发。他一手点燃火柴，一手拿着水烟筒，将长长的铜烟管递到某人嘴里。每个人面前都叠着一张小小的红色纸巾，5英寸乘2英寸大，但用它根本擦不掉桌上的油点，涂漆的桌面上早就满布油渍了。而骨头和软骨之类的满地都是，混着倒出的烟叶，因为烟筒总是不停地被重新点燃。整个过程中，人们都坐在一张又高又硬的凳子上，对一个疲惫的西方旅者来说真是够折磨的，但中国人民从早到晚都窝在上面。最后，一个脏兮兮的仆人终于拿着饭桶出现了（他们全都又脏又油），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把饭桶放在一个边台上，旁边还有一叠小饭碗。他用木勺给每位客人装了一碗冒着热气的米饭，晚宴总算到了尾声。但饭碗里的饭必须吃光，否则人们只会认为你纯粹是在装客气。为了吃掉它，桌上某些又油又冷的汤被倒光了，客人们把汤倒进自己碗里，好吃光最后一粒米饭。饭后上了茶，酒就不会再出现了。对这条无情的规则我只能找到一个理由，那就是酒是用谷物做的，把酒置于茶之上，就好比把儿子置于父亲之上。中国到处都是这样的习俗，它们可能是有实际意义的，但理由都很稀奇。中式晚宴被各种人描述过一遍又一遍，但我还是讲述了今天的这一次，因为我认为那些描述很少能让人体会到这些宴席的沉闷，以及其无法给人一种真实的慰藉。不管怎样，要想和人们交往，你就必须压抑自己的厌恶，遵循他们的习惯。

我们9点时散场的，从黄昏至睡前的这几个小时就这么令人难受地度过了。坐在又高又硬的方凳上，身处一片昏暗中，只有一盏黯淡的油灯照明，它是一盏翘起的油腻腻的浅碟，置于一个高架上，装满了油，一根冒着烟的灯芯从边上伸出来。在中国没有隐私，我在我泥地板的卧室里摊了摊手，屋里有一台雕工华美、处处镀金的床架，还有一排带着黄铜锁的红漆衣柜，以及惯常的硬凳子和小茶几。我被小心地扶到床上，床垫是稻草编的，有一床不太干净的棉被，以及非常肮脏的丝绸花床帷。中国人就像我们自己的祖先一样，穿着华丽的丝绸和缎子，内衣却往往脏到极致。尽管他们从理论上明白清洁的价值，但他们的整个儿人生从公众场合到私下里都几乎在完全地拒绝清洁。富人和穷人没什么两样，在我看来，四川人在这方面也并不比他们的邻居好到哪里去。一路逆流而上时，船员里的每个人身上都有疥疮，我给了他们一些药膏，他们也不愿意费劲去涂它。毫无疑问，他们对不适和苦痛漠不关心。另外，他们看起来极度缺乏想象力，所以永远也发明不出什么新东西，也因此，他们就不需要忍受这种能力的高度发展带来的折磨，也同时失去了我们更敏感的文明体系所赋予的几乎所有的高级愉悦。就像发展到某种级别的动物一样，他们的程序都遵循天性或是遗传趋势，而非遵循理性，而他们的抱负看来也局限在了感官的满足上。他们面对疾病和死亡时无动于衷，面对需要强力抵抗的危险时则缺乏勇气。

他们的宗教旨在抚慰罪恶的灵魂，他们相信卑微地向诸圣贤磕头能对他们世俗的事业有所帮助。他们自己的伦理道德系统以子女的孝顺和风俗为基础，这个系统运转良好，致力于扰乱人心，制造的伤害超过了善行。它们有众多过失，或称激进的缺陷。它们也有很多优点：中国人很好相处，对别人怀着友善的态度，在支持亲友关系时很团结，热情好客，依恋他们的雇主，当他们的感情被唤醒时，他们的公德心会上扬到一个欧洲人所不能理解的程度。但是，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整个社会系统都被贪污和欺诈侵蚀了。从仅存于统帅橱柜中的军队，和除了谷糠外什么都没有的公共粮仓，到不被遵守的公告，整个帝国充满欺骗。然而这就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体系，如果有更加天才的领袖来统领他们，他们也许会是伟大的人民。要想知道果敢的领袖会让这些人民有什么变化，可以参见著名的平坟令，多个不同的入侵者王朝都颁布过这个法令。它是强制执行的，尤其是在公元第十世纪蒙古人入侵中原时，他们发现帝国有如此大面积的耕地被墓地占据，于是忽必烈可汗下令必须将它们犁平。遗憾的是，两百年前的满族征服者被劝说废除了这样的法令。

有钱有势的董家，已故的父亲为自己及其儿子们买了五品官衔，后者现在要被称为老爷。险滩船难让这个家庭损失了一大笔钱，不过他们仍然拥有一座煤矿（30英里外）、一座肥皂厂、丝绸纺织及染色生意（10英里外），城里还有贩售他们自己产品的店铺。一个兄弟是隔邻贵州省的知府，另外三人负责不同的生意。他们全都住在一起。男孩们由一名导师教导；漂亮且穿着俗丽的小女孩们可怜地跛着残足，学习针线和家政。在饭桌上，我惊讶地看到上座（我旁边的座位）坐了一个人，在衣冠楚楚的主人们中间，他的穿着很朴素，甚至可以说褴褛的。这个苍白的年轻人据说是老师，或家庭教师。让人高兴的是，中国各处都对老师非常地尊敬，要是在欧洲，他们的贫困会致使他们备受轻视。

周二，4月10日，又是一个美好且温暖的夏日。我出门散了一小会儿步，陪着我的还是我的房东们。我再一次赞美这陷在雾中的河谷景色，翠绿的峰顶露在上方，这一处那一处立着斑驳的砂岩悬崖，在阳光里闪耀着光辉。峰顶的土地属于董先生，他们大约在10年前在这里开了一个采石厂。担心风水被破坏的人们对此表示抗议，并在当地衙门对董家发起了诉讼。在漫长的耽搁过程中，只有地方官赚了钱，最后双方总算达成了协议：董家得了一笔巨款，作为利益保障的回报，他们的后嗣和继承人今后都不能烦扰阴间，即地下，只能利用阳间，即其财产的地面部分。我可能要补充一下，为了开这个采石场，他们摧毁了三个人工窑洞，留了一个完整的作为样本及消暑的寓所。四川的砂岩悬崖上到处都是这种窑洞，土著或是本地中国人说的蛮子曾住在这些窑洞里。大约一千年前，这些土著居住在这一整片区域以及隔邻的贵州和云南省，后来北部及东部的中国移民将他们驱赶了出去。现在，大众都被警告别去触犯这山头的阴，警告的冗长文示用红字与金字深深地刻在三块巨大的黑石板上，石板又被嵌在某种石拱门上，后者就建在房东门前的路边。我带走了一份文示的摹拓，好在闲暇时仔细研究。我觉得它非常有趣，因为它展示了风水信仰的本质，并且可以保证我能将这份文本翻译出来（本章最后附铭文）。无论如何，风水无疑在所有城市都是迷信，在恶人手里会变成强大的武器，并且对于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工作都是一个妨害。

上面还有一片大围场，一直延伸到山顶，里面有房东父亲的坟墓。围场前方是一座漂亮的平台，由两座约30英尺高的石碑守卫，碑顶蹲着狮子。平台上有三张石桌，周围是一些石凳，全都雕刻成平常的木桩凳子样。中国所有的石制工艺都有一个奇妙的特质（牌坊、护墙、栏杆），都模仿了木制工艺。中国建筑的材料最初仅限于木制品，而木结构建筑的轮廓又源自早期游牧民族的帐篷。这些石凳石桌是提供给为死者扫墓的亲属使用的，他们在这里焚香，向阴间诸神供奉米饭，并且在此处进行某种类型的野餐。围场种着柏树，尖锥状的树型隐喻了书写中文所用的毛笔，从而喻示了文学。房东仔细向我指明了坟墓出色的风水。它面朝大河，两侧低处由约500英尺的陡峭山峰守卫，墓地呈南北走向，河流突兀折向左侧，隐入近前方的山坡中。整个水景是进入状（来水），从而为长眠此地者及其子孙带来福祉。我的房东自然对他父亲的墓穴位置很上心，但他也毫不犹豫地践踏了邻居们，也就是重庆人民的风水，他掘进了他们的蛇颈。因为整个重庆城像一只龟，在它之上，或在它周围绕着一条蛇。中国人认为这两种生物生活在一起，这个信念很荒谬，但我从未能撼动它，而上海出版的一份本地英文报纸的补录证实了它的流行之广。太原的一位通讯记者（梅斯尼上将）如此写道：1883年3月，中国人总是声称蛇和龟是共栖的，我见过乌龟和陆龟的图画和金属铸件，上面会盘绕着一条蛇，象征力量和长寿。我所咨询的人总是告诉我同样的故事，这是这两种生物繁殖的唯一途径。不管怎么样，也不管自然学家们怎么说，我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是：在某个夏日的午后，我沿着中堰河的河岸往前走，想给晚餐添条鲤鱼，却碰巧看到了一只龟正在横渡清澈的河流。它的头伸在水面上，离我大概有30码。我将步枪瞄准了它，但开火后，却是一条蛇断成两半浮在了水面上。龟则潜到了河底，在岩石间穿梭，游出了视线。我猜他的蛇客人只是在搭乘某种交通工具，或者不如说就是习惯了乘着龟渡船渡江。

天气很热，我们基本上就是闲坐着，看男孩们跟着导师一起单调又嘈杂地反复背诵，再聊聊外国的各种奇观。到了晚上，我们爬上附近的一座高坡，那上面有一座庄严的坟墓，是房东某位姐妹的。从这里，我们可以俯瞰小河美轮美奂的山谷，而重庆市坐落在两条河流交汇成的一个半岛上，这两条河都流淌在狭窄的深谷中，两侧是陡峭的砂岩悬崖。在这个季节里，树木枝繁叶茂，作物也临近收割，景色异常美丽。

前文提到的公示在三块石灰岩板上重复宣告了三次，每一份都被嵌在一个厚重的砂岩框内。三份公示平行放置，分别由道台、知府和巴县发布。铭文如下：

奉圣谕，吾彭某，二品官衔，身为盐政专员，并四川永川、南川与铜梁地区监察；重庆、归州、绥定、忠州、骓州和资县地方官，官晋五品；三等公；十等加级在案者。于此，就眼前所废之事宣此禁令。

据虚衔二级官员肖如兰、三级官员李茂林、戴孔雀翎之罗远毅、举人王鼎昌、举人金铁尊、贡士林道沃、湖北同知陈集章、戴孔雀翎之李究、四级官员李申海与叶文祥、地方代长官黄邦润、刘文易、刘永盛与杨道传、虚衔官员姚淳、王寅鼎、党盛资、王竞三、周世勇、王达咨、朱明怀、周筹义、郭维江与张朔舒各自所诉：

上述诸士力促发布禁令，以慎辅下述处所之事务：

渝（重庆）南郊纪门外佛图关下方（4英里远），有一处名曰鹅项颈，邻石马槽村。经研案录，吾等察知此处实为佛图关气脉源起所在（即水源），切为渝地之咽喉处，凭此脉，本地学者云集，人民富足，商家纷至：一切皆据其相得益彰。而今，吾等再进一步，研查本省古录，见其中声言某位李言曾意图开凿此地，以贯通涪岷两江。诸葛武侯于是宣令，若此地一开，渝地将失其命脉，因此严禁触动该地。显而易见，鹅项颈为极重要之关卡，绝不容损：故该禁令务从古不易，信受奉行。

但今某董家购得此地，听取石工狡诈之辞，掘石以获暴利：此事已长达十年之久，直至此地命脉被阻，以至近乎无从补救。现今，文人武将与贸易商人皆愈衰弱。通往两处最繁忙区域之太平门与朝天门亦如是，两处商贸渐趋迟滞萧条。究其根本，吾等觉知其源头显为地脉之伤。且，若非立即思索补救之法，文人、武将与商人何以承命？此等人士明了此事，必不袖手旁观。故彼召集文士、官员与商贩商讨此事，皆首肯捐献必要款项以购鹅项颈，使其为公共之地，称培善堂，以滋风水。上述董家对此已表赞同，契约已拟，所议价格已付清，转让已成。

此事对本城意义甚重，为免事历久而没、此议于后世旁落不存，吾等弗敢擅专，已往州县请愿，且今往更高当局陈情以决，乞得禁令以观后效，并镌于石中今后明令禁止开发佛图关至校门洞间地，无论公私，不得烦扰土地；自佛图关延至校门厅之地域与渝（重庆）城墙之入脉息息相关。自此，无论出于公用或私下修复之意图，任何人不得触动此地。禁止采石、烧窑或开沟，务必珍惜此地命脉并令后世万代周知。现今，颁此禁令后，若有任何人胆敢违背，尊长及请愿人便各有责任指其名，责其行，于其无从逃跑之际通知官府对其拘捕审讯。令一切人等明确服从，不得违抗。以此令为正（即周知）。

记于当年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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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亚历山大霍西爵士（Sir Alexander Hosie，1853-1925），中文名为谢立山，1881年任重庆领事。译者注

《穿越扬子江峡谷》记录了阿奇博尔德·约翰·利特尔在十九世纪80年代，乘船由武汉到重庆的考察经历，具体内容有宜昌及其市郊、扬子江帆船、夔州、丰都与涪州、重庆初印象等等。书中不仅描写了沿路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描写了清朝末期的人文情况。可以说，《穿越扬子江峡谷》是一本研究清代末期自然与社会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