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红山插曲
地里干活的男人，围坐在一起八卦家长里短的妇女，和在打谷子的敞坝上玩耍的孩子，都能望见山上一群苦力正在给一个外国人干活，这些苦力是从其他村庄来的。外国人起初想在红山当地招募苦力，但没招到。不过因为这位外国雇主出手大方，就算县上来维持秩序的警察把很大一部分本属于苦力的工钱都塞进了自己的口袋，还是有很多远处村庄的苦力欣然前来做工，工位供不应求。
要观察这些苦力如何在山上挖出又深又直的沟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再走十里，就可以看见一道道黑纹般的沟沿山坡而下，沟渠两边堆着新挖出来的锈红色土块。
这场面太过显眼，惹得沿河前行的旅人都停下来打量询问。于是，红山有好事情的消息就四散传开了。
那些上山给苦力带过木板、水和食物的村民，把鸡卖给外国人的厨师的村民（可不能错过赚点小钱的机会）都说，山上的苦力拿筐子把土从二十英尺深的坑里运上来，再用外国人的阔铁锹和大镐子在这座坚硬无比、蓝黑发亮的矿山上到处采挖。
最不寻常的是，武安县长完全不打算按村民的想法，去阻止外国人正在做的事。当地村长在另外三个人的陪同下，到县上反映说整个村庄对此事都很警觉。村民们说，外国人肯定图谋不轨，来这儿不过又是为了抢夺埋在中国大山里的宝藏。这种事情他们早有耳闻，总是有外国人来破坏掠夺中国的土地资源。
红山上的小寺院
正因如此，红山上发生的事令人不安。红山伫立于此，庇护着整个村庄，为村子遮风挡雨。在过去几代人的记忆中，村民们一直崇敬并守护着红山，在山顶的寺庙里祭拜山神。据说红山上有一处古老的铁矿的确曾被人开采过，但当时在那儿开采的也是中原人，不是外族人。再说，开采也没能持续下去，似乎山里也没什么可挖的。现在怎么能让在这些事上狡猾得多的外国人，拿走连武安人都未曾触碰过的宝藏？
县长本该心怀慈悲地倾听村民们的担忧：如果对山顶上的事放任不管，冒犯山神了怎么办？虽说干旱、饥荒、盗匪和苛税已经让生活沉重不堪，但难保不会有新的不幸发生。如果让这个外国人随心所欲地亵渎红山，谁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呢？
但出乎所有人意外，也让所有人大失所望的是，当村长说完他的考虑后，副县长回了一段奇怪的、充满告诫意味的话：
只有什么也不懂的乡下人才有这么蠢的想法，以为把一切都看在眼里、抓在手心里的政府，会允许一个外国人为了一己私利破坏红山的铁矿，更别说红山还是武安的骄傲和荣耀。
红山上的外国人一到县上，就立刻向县长出示了加盖农商部长公章的护照和委任书。虽然来自一个叫瑞典国（Jui Tien Kuo）的小国家，但他自己却和县长一样是政府官员。一切没有向政府报备过的事情他都不敢做。而且县长派去警察不仅是为了维持苦力间的秩序，还是为着要他们报告这个外国人的所作所为。
红山上的事说来也怪。大总统可能不久就得叫他皇上了掌控***广袤大地上的一切。他想让老家河南落在防御工事的核心，所以打算修建许多兵工长来生产枪械炮弹，好对抗那些国内外反对势力。制造武器要大量铁矿，大总统打算在红山开一处铁矿，所以才派这个外国人去看看这里的铁矿质量和储量如何。
你就拿这个说法给那些愚昧无知的村民一个交代吧！县里一直注意着武安的动静，况且秋收就要到了，你们也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没根没据的怀疑和争论上了。
我去拜访朋友新常富，也就是那个红山上的陌生人的时候，他正熟练地指挥着大规模的挖掘工作。大约五十名苦力在狭窄而危险的深沟中不停工作，垂直的槽壁上都尽可能地铺上了木板。
我们和开封来的矿务署张署长一起在山顶的寺庙里待了一周。九月的天气相当暖和，阳光充足，平原和远处山脉的轮廓在阳光下模糊不清，这让我们在山顶上更增加了独处的韵味。一夜又一夜，庙里柏树上方的天空，万里无云，星光闪烁。在柏树下方的平原，灰白的和红色的萤火虫飞来飞去，村民们正在焚烧干草。
一周后，新常富启程前往北平，我陪他走了一天，目睹了两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一副是煤烟弥漫、人满为患的工业城镇彭城，位于小山口的一端，煤田里的黏土都用来制造各种陶器；另一幅是风景秀丽的村庄黑龙潭，在小山口的另一端，石灰岩山上大大小小的瀑布倾泻而下，树林葱郁茂密，寺庙风景如画，无比适合坐禅。在这儿，人们可以坐下来喝喝茶，抽袋水烟，没有辛苦的劳作，也没有痛苦和汗水，任时间消逝。
暮色迅速降临，我与新常富就此别过，在两个士兵和一个铁匠的陪同下连夜赶回二十五公里外的红山。离彭城越来越远，镇子里熔炉燃烧发出的光芒也逐渐隐没于我们的身后，两盏装有牛脂蜡烛的纸灯笼散发的灯光指引着我们在黑夜中前进。我们中途休息了几次，在小客栈里享用了热水，这是游客常喝的饮品。穿过活水乡堡垒般的房屋后，北边的红山便大致可见了。山顶附近有一道光在闪烁。那是我那体贴的仆从为我们上山而放置的指路灯。凌晨一点，我吃完晚饭后就睡下了，同所有疲惫的人一样一夜无梦、熟睡至醒，而后迎来了意外不断的新的一天。
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和张署长一起去查看挖掘情况。我们在矿山东侧新挖的探槽那儿停留了很久。最高处伫立着几块朝向山脚的大圆石，看起来特别危险，于是我们下令进一步加固木板和支架。
午饭后，我在一名士兵的陪同下去山顶做测定。一个又一个时辰便在这一机械劳动中过去了。那名士兵很快发现自己显然有点多余，便躺在斜坡上打瞌睡。我自己也时不时停下来，目光掠过平原，望向隐匿于晴天薄雾中的山峰。
突然，士兵跳了起来，大叫着挥舞双臂。大山西侧深沟里的苦力们都跳了出来，独自一人或是三两成群地朝矿山东侧跑去，那边的空中一阵尘土正随风弥散。
一定是哪条探槽滑坡了。我冲下山坡，一群苦力也与我一道，沿着小路向出事的深沟跑去。
出事的地方是一处新挖出来的沟。原本它看起来像是粗糙的山体表面上一道锋利而精妙的手术切口，现在却裂成了坑坑洼洼的大洞，深沟里排好的木板和支架都被滑坡的石块砸得粉碎。苦力们互相挤来挤去。有些人站在洞边盯着看，有些人则下到洞里去，不停地把土块和石头往两边扒。有个苦力应该是被埋在碎石底下了。为了把他救出来，大家都拼命想办法。据我推测，他头上的土得有两三米深，旁边还有几块大石头，每块都得好几吨重。大家和我一样清楚，这样做也是徒劳，但试一试总比站在那儿什么都不做好。他们在救人这件事上的执着真让人惊叹！塌方口仅可容纳几人进洞，他们靠手里的锄头和铁锹，一刻不停地把沟底的石块锨出沟外。十分钟后，像是跑紧张的接力赛一样，第一棒结束了，几个摇摇晃晃地苦力走出洞口，栽倒在地，浑身是汗。新的替换人员立刻冲进去，在紧张地交接工具时，互相叫喊鼓劲儿。
一个人趴在探槽旁的地上，用头撞着地面，发出令人怜悯的哀号。他是那位受害者的朋友，正发泄着自己的绝望。
离他稍远一点的地上躺着一个可怜的苦力，他不时扭动着身体，发出沉重的呻吟。我慢慢明白发生了什么。塌方时，他和另一个人都在沟里，但他成功跳了出来，只埋在了表面。就在我们到达之前，他们刚把他挖出来。检查后发现他没有骨折，只是被卡住了，还处于惊恐中。我们把他抬回寺庙并被安置在一个大炕上。他想要点能止痛的东西，于是我给了他几粒阿片（鸦片），这是我能提供的最好的药了，服用后他整晚都没有再叫痛了。
我刚给这个苦力包扎好，另一个苦力就被他的工友半抬半抱地带进了庙里。洞口发生小型二次滑坡时，一块石头砸中了他的腿。谢天谢地！他的腿没有骨折，只是有一大片淤青。我们用毛巾、油布以及我的绑腿带给他做了一块湿敷布，这个可怜人在吃了几粒阿片后也睡着了。
天渐渐黑下来了，我们赶紧向村里借了灯笼和蜡烛，好让工作能持续进行下去。到目前为止还没找到死者，但大家逐渐认识到，死者得下一番大功夫才能找到。
我现在才知道，张署长在没有和我商量的情况下就给武安县长发了急报，要求派遣更多的士兵来保护我们。他以为苦力和村民肯定会把怒火发泄在我身上，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是灾祸的根源。我认为他的担忧毫无道理；在事故现场时，身旁的苦力都没有对我表现出任何不友好的态度。不过，在请求更多警力协助的同时，我还采取了自觉更合当前情况的措施。苦力们极有可能要工作到大半夜，他们需要一顿加餐，于是我派了一个信使到村里去，把他能弄到的食物都带来。过了一会儿，消息传来说，这么晚了这个小村庄里什么食物也找不到，除了到四英里外的活水村（Hotsun）再去寻找外，别无他法。
与此同时，我们打着灯笼和火把继续寻找死者。随着沟渠越来越深，发生再次滑坡的危险性也越来越高，狭窄的空间每次也只能容纳几个人进入挖掘。最后，他们挖出了死者的脑袋和上半身。但接着又发生了滑坡，只好又从头开始。几个小时后，尸体再次从泥土中暴露出来，人们试图用绳子把它拉出来。看到尸体像一个被绳子猛拉的填充木偶一样来回摆动，感觉真是五味杂陈。然而，尸体的双腿依旧陷在泥堆里。
随后，有人来送信说饭食已经从活水村运来了。此时已快到半夜两点，我把所有人带进了寺庙里，请他们吃了顿便饭。我的这六十位客人面对成堆的面包和蔬菜汤可以享用。碗里的汤空了又满上，看着劳力们兴高采烈地蹲在黑黢黢的寺庙里，一边嚼着东西一边闲聊，真是让人高兴。这顿临时的加餐虽然简单，但能让这群劳力敞开吃饱，对他们来说就成了一顿小小的筵席。他们说就像过年一样，这是他们对筵席的最高赞美了。
劳力被分成几班，一班工作时，其他几班休息。经过十八个多小时的努力，到了上午十一点，他们终于把尸体挖了出来，随后将其放置在寺庙旁的一间侧室中。
在中国习俗里，死者身旁守候的应该是他的母亲而非妻子。于是，死者的母亲立刻被召了过来，大约中午时分到了山上。我们从寺院里搬出一把扶手椅，让她坐在上面休息。坐在那里的母亲的绝望之情几乎凝成一幅画，一双视力模糊的眼睛无助地望向阳光。署长和死者的工友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她。她嘴里的牙齿都掉光了，一直喃喃自己多么悲痛。周围一片沉寂的忧伤，唯有坐在地上的苦力默默哭泣。
矿区的规章制度就是我们的行事准则。出现这种情况，在事故中丧生的劳工的家属有权得到一小笔赔偿金。此外，丧葬费须由雇主提供。所以严格来讲，我对此不负有个人责任。正式规定应是将报告递到北平的农商部，随后由农商部把一笔补偿金拨到武安县长那里，再由县长的下属送到遇难者家属手中。但是，我知道这笔补偿款的交付过程充满各种不确定性。与矿山监察员以及我的助手（他深受此事触动）讨论过后，我们一致认为这笔补偿款应由我们亲手交给遇难者家属，并最后商定给出二十块大洋的安葬费以及六十块大洋的赔偿金。六十块大洋的赔偿金中，十块给家属用来准备过冬，剩下的五十块用于购置田地，为今后的生计做打算。
这件事传遍了街坊邻里。很多人出于好奇从四方赶来，也有一些人，特别是女人，来吊唁死者，前额系着白绸带以示敬意。遇难者的遗体安放在棺材里，于灵堂内供人凭吊。
下午，在六名士兵的护送下，武安县长亲自乘轿子前来吊丧。他穿着红色丝绸长袍，彰显着县长身份。我们自然无法做到礼数周全地迎接这位尊贵的长官。不过，我们还是表示欢迎他的到来，因为这就意味着我们对遇难者家属的补偿方案得到了官方的批准。他还派了一名警察找来遇难者的村长和两个村民，让他们在接下来的一天留在庙里陪伴遇难者的遗孀。
第二天，遇难赔偿所涉及的各方才来商讨处理意见并达成了一致，这位身份尊贵的县长便返回了城里。这次商讨赔偿没有给我造成任何麻烦，反而让我了解了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
寡妇在村子里算得上是个样貌出众的女人。她有个身患坏血病的孩子，孩子长得其貌不扬。寡妇和村民们一上来就在我和矿山监察员面前跪下，他们下跪多半也是因为有县长在场，我们这些无足轻重的人沾了他的光。
遇难赔偿的各相关方都受邀坐在厨房的大炕上，包括眼睛看不见的婆婆、寡妇和她生着病的孩子、死者的朋友、村长、两个见证人、矿山监察员、我的助手和我。当时我太过专注赔偿的细节，忽略了观察各方的行为举止，后来才意识到，当时的我们构成了怎样一副异同寻常的画面：大家聚集在烟雾缭绕、灯光昏暗的厨房里，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讨论着如何处理这少得可怜的补偿款。
我给这一家人复述了矿山意外赔偿的法规，并解释说在县长的批准下，我们为他们争取到了更好的补偿方案，矿山监察员为我的这番话做了翻译。寡妇又一次下跪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各方也在赔偿款的使用细节上达成了一致。村民们尤为赞同用五十块大洋购置田地。按照当时的物价，五十块大洋可以买到三亩（相当于2000平方米）土地，足够养活死者的母亲、遗孀和幼子。
到目前为止，赔偿事宜进展顺利，没有异议，但一个关键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赔偿款应该交给谁？
我提议交给死者失明的母亲。她最无助，最需要保护。但那位寡妇立刻面露不安，村里的见证人也极力劝阻我。
之后，我提议把钱交给寡妇。村长立刻说：不行！让她管这么一大笔钱可不行。一这么干，男人就都来抢着娶她，她肯定会丢下婆婆不管的。
我又提议由村长代为保管这笔钱。屋内顿时陷入一阵尴尬不快的沉默。我的助手（钟先生）在角落里摇了摇头，也坚决反对。
交涉似乎走进了死胡同。于是我和其他同事、矿山监察员还有钟先生到一旁商量了一会儿，又回到厨房，提出了如下解决方案：
（1）将应付给一家人的10块大洋生活费，当着所有人的面交给寡妇，并规定她必须照顾婆婆（婆婆听到这个安排后，显得有些坐立不安）。（2）丧葬费还剩余5块大洋，这个费用连同下面（3）的费用一起处置。（3）用于购置土地的50块大洋，再加上丧葬费剩余的5块，共55块大洋归属于祖孙三人。这些钱放入一个结实的蓝色双缝标本袋里，加盖监察员印章封存，袋子交给眼盲的婆婆，并做如下说明：袋子不可随意打开，所购置田地的价格必须恰好是55块大洋，且应于所有见证人都在场时将袋子里的钱转交给卖家。
石碑
这一安排得到了各方认可，洪山插曲到此结束。
希望那个蓝色的袋子之后不会有什么问题！
《龙与洋鬼子》一书是民国初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亲历记。作者于1914—1925年受聘于北洋政府，作为地质学家帮助中国寻找矿藏，亲身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完成北伐的巨变，也与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袁世凯等重要人物有直接的交往，对于袁世凯的统治，张勋复辟，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争斗，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都有细密的观察和切身的体会与思考。除此之外，作为“北京猿人”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者，安特生对于中国史前考古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既包含作者对中国大历史的梳理，也有他作为亲历者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记录与反思，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