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重归龙旗下的北京
（1917年7月10日）
去年6月6日至7日，在袁世凯死去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匆匆对导致他***和消亡的一系列事件做了一个总结。显然，他是当时中国最有实力的人。我现在回顾那时写下的文字，发现结束语中写道：明日，军阀混战即将拉开序幕。一语成谶，这个不幸的国家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之中。
改行帝制令中国的境地十分难堪。袁世凯死了，整个国家都感到摆脱了困境。新总统黎元洪是一位含蓄内敛的人，人们公认他的坦诚，他也因此受到所有党派支持。但是除此之外，此人没有什么政治才能。他是在1911年至1912年辛亥***期间，偶然走上前台的。
就职以后，人们对新总统寄予了友好的期待，但是黎元洪很快就意识到他没有能力和远见去完成命运赋予他的使命。
总理段祺瑞是袁世凯最信任的追随者之一。在袁世凯死后，他也无可争议地成为华北地区的军事领袖。人们评价他是一位有胆有谋又独立的领导者。既然袁世凯已经不在了，就当数这位段总理为全国最优秀的人，尽管他的管理能力仅限于利用军事力量维护和平和秩序。
经过最初的分歧之后，两个党派共同决定恢复之前被袁世凯粗暴解散的国会。然而，国会的活动很快就变成了无休止的权力之争。一方是总理大臣段祺瑞；另一方是得到总统支持的国会多数派***。这场斗争随后愈演愈烈。
中国是否应当作为德国的敌对方加入世界大战是斗争中出现的第一个重大冲突。当美国与德国断交之时，中国紧随其后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再进一步，正式进入战争状态？
对于一名欧洲的看客而言，中国是否成为交战国看起来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显然中国在军事上对欧洲不会发挥任何有效的作用。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东亚的局势就会发现，中国作为盟国参战并非全无益处，相反，如果把握得当，这种危险的行为还是有利可图的。
对于同盟国而言，特别是英国，中国作为德国的敌国参战会有两大价值：第一，可以免费使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而这正是英国迫切需要的；第二，可以将德国在远东地区的企业连根拔起。
而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加入战争，它将有机会与同盟国共同制定对本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规则。这些规则将涉及庚子赔款问题和海外各国从中获利的情况。
这些问题的发展如同复杂的迷宫。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问题层出不穷。
一方面，全国政界普遍倾向于对德宣战；另一方面，国会的多数人看起来都害怕总理和他背后的军事力量可能会通过与同盟国的一纸协议获得经济优势。
为了给不同意宣战的国会施压，段祺瑞在四月份召集各省军事长官开会。大军阀们或者亲临会议或者派出代表，在会上通过了段祺瑞的战争政策。
可是这次军事大会没有能够说服国会反对派，因此国会大楼外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示威者高举大旗，上书中华五族之代表。其实，这些示威者主要由雇来的苦力和穿平民衣服的士兵组成。他们威胁要封锁国会，直到对德宣战。警察们一整天都在附近无所事事地站着。但是当总理下午成功地进入国会，却被抓住当作人质时，国会广场就被强制清空了。
这次事件预示着更激烈的冲突。由于示威者同情总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国会为了抗议总理，解雇了大多数部长。总理并没有自愿辞职的意向，于是总统就解雇了他。
之后，段祺瑞将军去了天津，其他的军阀也分别回到了各自的驻地。
这几天看起来就好像黎总统已经获胜了。但是随后就传来消息，任安徽省长的倪嗣冲宣布独立。之后，一个又一个独立宣言接踵而来。同时，天津也成立了省政府，并且派出军队讨伐北京，直指总统和国会。
就在这时，张勋将军走上前台。他曾担任江南提督和其他高级职务。这是一个好像从古画里走出来的人物，或者说一个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中世纪古董。
虽然中国重视书本学习，但是张勋完全没读过书，甚至有人说他就是个文盲。但是，凭借他的军事实力和对上级的忠诚，张勋赢得了部队里最高的职位。而且，通过独裁的方式，他巩固自己的地位，建立国中之国。1913年9月，在洗劫南京之后，为了支付巨额军饷他不仅要求中央政府出钱，而且还侵吞了所驻地区为了别的目的征收的税款。为此，他受到士兵们的拥戴。
张勋自荐在北京政府和天津省政府之间斡旋，也就是说在总统和国会与叛军军阀们及其背后的段祺瑞之间调停。
张勋将军
总统发布命令，高度赞扬张勋，并邀请他来北京。在和天津当局开了几天会之后，张勋带着六千名士兵到达北京。平民百姓都很憎恶而且害怕这些士兵。他们都是几近疯狂的战士，穿着奇装异服，梳着长辫子。警察接到命令要最小心地伺候这些辫子兵。剧院和娱乐场所也收到命令，不能收这些人的入场费，除非他们自愿支付。张勋从开始就摆出主人的姿态，但是另一方面不得不说他对自己的部队约束严格。
起初，他看起来也很热心于自己的调停工作。总统首先被迫解散国会。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他誓死捍卫宪法原则的承诺，可以算作是一个让步。于是，叛乱的军阀收回独立声明，并撤回讨伐北京的部队。在6月的最后几天里，仿佛这次纷争很快就会得到和平解决。
小皇帝宣统
挂满龙旗的北京街道
然而，在7月1日的晚上，张勋发动了雷霆之击。局外人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次袭击。而这次袭击完成得很漂亮。
多年以来，人们都知道张勋同情清朝复辟，但是由于反君主制运动如此盛行，他不得不郑重宣誓，放弃这种想法。
7月1日星期日的晚上，紫禁城被张勋的士兵占领。他们首先劝说黎元洪总统辞职，恢复帝制，但是努力失败了。然而这并没有造成什么阻碍。翌日清晨小皇帝再次坐上了龙椅。满族贵族感激涕零，在新政府中纷纷占有一席之地。很快龙旗就飘扬在各座政府大楼之上。与此同时，圣旨宣布恢复帝制，张勋任总理、直隶总督。这份命令令人印象深刻（也许这是张勋的助手康有为起草的，这个人比张勋更善于文字工作），其中有一个惊人的细节，皇帝的臣民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扎辫子或是剪短发。
整个北京都惊愕于这个既成事实。各个战略要点都被辫子军占领了，张勋在此时无可争议地掌控住了时局。
东安门沙袋路障后的国民***军
但是，黎元洪总统悄悄逃出了皇宫，在日本公使馆里寻求庇护。借此机会，他发出两封电报：一封发给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要求他代理大总统；另一封发给段祺瑞将军，恢复他的总理职务。
早在黎元洪绝望地向他的对手段祺瑞寻求联手之前，后者就已经召集了自己麾下的所有部队，准备武装反抗张勋了。
张勋部队的主力仍然留在他的老巢，江苏省北部的徐州。这些部队已经在赶往北京的路上了，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阻止他们北上。段祺瑞采取迅速而果断的措施，成功地说服山东总督，专攻打徐州的部队。同时，直隶总督虽然已经宣布拥护帝制，现在也调转枪头挥师北京了。
这些天北京的有钱人纷纷逃离首都。每一趟去往天津的火车都挤满了难民，那些无法离开北京的人就去租界或自己的外国朋友家寻求庇护。义和团运动后发生了报复性劫掠。从那时起，有些中国人意识到，外国人的房子会保护他们免受眼前的侵害。为了向大家展示这种想法的实际效果，让我讲述一些个人经历：矿产股长1把房子租给我，唯一的条件就是在房子上升起瑞典的国旗。我的房子里始终住着5到8个中国人。离我最近的邻居是唐将军，他有士兵保卫自己的房子。尽管如此，他还是把20岁的妹妹每晚送到我这个更安全的房子里来住。张勋的私宅就在几百米以外的地方。现在，他把那里装备得好像个加强营，有士兵的帐篷、大炮、机关枪、汽车和马车。在外门处还有沙包障碍和防御土墙保护。
最近几个早晨，我们愉快地看到一架飞机在紫禁城上空盘旋，并扔下几枚炸弹。炸弹的直接伤害远不如造成的恐慌更为严重。有些不怀好意的报告说，爆炸发生时，小皇帝吓得从龙椅上掉下来，朝臣们坐上汽车匆匆离开皇宫，太妃一天都不敢吃东西。
张勋这次的作为一定会以失败而告终的。他派出城的部队在几次小冲突中吃了败仗，共和部队掌控了城门。有几次步枪的声音传到了我所住的平静的角落。
龙旗再次从这个城市里消失，只有张勋的营地上空还飘着一面。他的一些士兵剪掉了头发，因为段祺瑞声称，在战斗中遇到的所有辫子兵都会被毫不留情地杀掉，并且悬赏十万元（中国货币）捉拿张勋，无论生死。但同时，段祺瑞也在和张勋进行谈判。
和平解决是否临近，还是会发生烧杀掳掠的巷战？接下来几天就会有答案。
7月20日，张勋的冒险复辟进入尾声。
共和军借助于梯子爬上红墙，并从上面向张勋的部队射击
下午的时候，红墙的多处被攻破。在这些开口处***军用大炮向里面近处张勋的房子射击，致使其房子着火
战斗结束后张勋的房子成了一片废墟
清晨三点半，炮声响起，机关枪的声音也出现在不同区域。张勋的主力军留在天坛的围墙之中，立刻变得孤立无援，当天被缴了械。
讨逆的共和军的先遣队穿过几个城门进入北京，共同向张勋的房子进发。东安门是进入造帝者总部最近的入口。在东安门周围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共和军最终占领了这扇重要的大门。
一些参加战斗的士兵把梯子合在一起，爬上了红墙顶端，从那里向张勋的房子开枪，但是并没有什么成效。就在这时，围墙出现几处坍塌。两点左右，大炮被拉到这些缺口处，张勋的房子很快就被击中着火。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张勋乘坐一辆外籍轿车逃到了租界，被荷兰公使馆接收了。到五点时，他的房子已经是一片冒着烟的废墟了。
在我房子的北面和南面，***军大炮射出的炮弹严重损坏了中国人的房子。我的人也在院子里收集了很多炮弹残片和步枪子弹。在整个战斗期间，警察始终在街上坚守岗位，据我所知没有发生任何抢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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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此处指的是翁文灏（18891971），他于1912年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获得地质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洋政府农商部任矿产股长、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等职。译者注
《龙与洋鬼子》一书是民国初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中国的亲历记。作者于1914—1925年受聘于北洋政府，作为地质学家帮助中国寻找矿藏，亲身经历了从辛亥革命到完成北伐的巨变，也与胡适、傅斯年、丁文江、袁世凯等重要人物有直接的交往，对于袁世凯的统治，张勋复辟，段祺瑞、张作霖等军阀的争斗，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都有细密的观察和切身的体会与思考。除此之外，作为“北京猿人”遗址、“仰韶文化”遗址的发现者，安特生对于中国史前考古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本书既包含作者对中国大历史的梳理，也有他作为亲历者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记录与反思，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