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 第八章
皮埃尔心中又产生了一种他最畏惧的苦闷。他在分会讲演后，接连有三天躺在家中的长沙发上，什么人都不接见，什么地方都不去。
这时他接到妻子的来信，她恳求和他相会并且在信中写到思念他，希望把她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他。
她在这封信的末尾通知他，在最近几天内她从国外回到彼得堡。
紧跟着妻子的来信，有个最不受皮埃尔尊敬的共济会的同参闯进了他的僻静的地方，这个人谈到皮埃尔的夫妻关系，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他以此作为师兄弟的忠告，这个人说到皮埃尔对他妻子的苛刻态度是不合理的，皮埃尔不肯宽容悔改的妻子，他就背离了共济会的首要规则。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岳母，瓦西里公爵的妻子派人来找他，央求他那怕费花几分钟见见她也好，她要商谈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皮埃尔看见，这是个和他作对的陰谋，他们想要他和妻子结合在一起，而在他所处的境况下，这样做甚至不会使他觉得不痛快。他反正一样。皮埃尔并不认为生活中会有什么意义重大的事情，他受到眼前支配他的难以忍受的苦闷的影响，他既不珍视自己的自由 ，也不重视他顽固地惩罚妻子的傻劲。
“谁也不对，谁也无罪，因此她也无罪，”他想道。如果皮埃尔没有马上同意和妻子结合，那只是因为他陷入苦闷之中，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如果他妻子到他身边来了，现在他是不会把她赶走的。与那吸引住皮埃尔的注意力的事情相比，与他妻子住在一起，或者不住在一起，岂不都是无所谓？
无论对妻子，抑或对岳母，皮埃尔都不答复，于一日深夜启程，前往莫斯科拜谒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下面是皮埃尔写的日记。
“莫斯科，十一月十七日。
方才我从恩主那里回来，我现正急忙记下我所感受
的一切。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生活贫穷，两年多以来身患令人折磨的膀胱炎。从来没有谁听见他的呻吟或怨言。从清早直至深夜，除开吃便饭花费一些时间而外，其他时间全部用来钻研科学。他亲热地接待我，请我坐在他所躺的那张床 上，我向他作了个东方骑士和耶路撒冷骑士的手势，他以同样的手势作答，脸上含着温 顺的微笑，问我在普鲁士分会和苏格兰分会有什么见闻，有什么收获。我尽可能把一切情形都讲给他听，把我在我们彼得堡分会提出的基本原理转告他，把我所遭受的冷遇、我和师兄师弟断绝关系的情形告诉他。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沉默地思忖了良久，并向我阐述他对所有这一切的观点，他的观点霎时间照亮了我的一桩桩往事和我面前的未来的道路。他使我感到诧异，问我是不是记得共济会的三大目的：（一）保守与认识秘密；
（二）为领悟第一目的而净化自己，改造自己；（三）致力于这种净化，藉之以改造全人类。在这三大目的中哪一个目的是首要目的？自然，自我净化和改造是首要目的。只不过我们经常可以不依赖各种环境去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与此同时，这个目的又要求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如果我们由于骄傲而误入歧途，以致于放弃这个目的，我们就得为神秘的哲理而奋斗，可是我们由于心地不纯而不配去领会这个玄理，否则，如果我们自己都是卑鄙和婬荡行为的坏榜样，那末，我们就要为改造全人类而奋斗。光明教的教义不是纯洁的教理，正是因为它迷恋于社会活动，才显得傲气十足。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根据这个理由来谴责我的演说词和我的全部活动。我在灵魂深处是赞同他的意见的。当我们谈到我的家事的时候，他对我说：正如我对您说的，真正的共济会的主要职责乃在于自我完善。但是我常常想到，只有排除我们生活上的一切困难，我们才能更快地达到这个目的；反之，阁下，他对我说，只有在尘世的騷动中我们才能达到三大目的：（一）自我认识，盖因人类只借助于比较才能认识自己；（二）自我完善，只有借助于斗争才能达到自我完善；（三）获致主要的德行——爱死亡。
只有人生的波折才能向我们证明人生的空虚，才能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死亡或新生的天赋的爱。这些话说得十分中肯，因为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肉体上痛苦万分，尽管如此，他从未感到生活的苦恼，他热爱死亡，尽管他这个人的内心纯洁和高尚，但是他觉得他对死亡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后来这位恩人对我充分地说明宇宙的大正方形的意义，并且指出，三和七这两个数目是世界的基础。他劝我切莫回避彼得堡的师兄师弟，劝我在分会中只担任次要职务，极力地诱使师兄师弟戒除骄傲，把他们引向自我认识和自我完善的正路。除此之外，他规劝我检点自己，并为此给我一本笔记簿，今后我将自己的一切行为都记在这本笔记簿上。”
“彼得堡，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又和妻子同居 了。我岳母含着泪水到我这里来，并且告诉我，海伦在这里，她央求我要听她的话，她没有罪过，我把她遗弃，使她感到不幸福，她还对我说了许多别的话。我知道，如果我只让我自己去看她，那末，我再也不能拒绝她的请求了。我没有把握，不晓得要找谁帮忙，要向谁求教。如果我的恩主在这里，他就会讲给我听的。我回到自己房间里，把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信件翻阅了几遍，想起了我和他的谈话，从中得出结论，我不应拒绝请求的人，我应该向每个人伸出援助的手，何况这个人和我的关系这么密切，我应当忍气吞声痛苦地度日。但若我为了德行而宽恕她，那也说得过去，我和她的结合将会具有一个精神的目的。我就是这样拿定主意的，我就是这样给约瑟夫·阿列克谢耶维奇写信的。我对妻子说，要她忘记过去的一切，我有什么对不起她的地方，请她宽恕我，我是没有什么可宽恕她的。把这些话说给她听，我很高兴，不让她知道，我又看见她时心里多么难受。我在大住宅的楼上安顿下来，感觉到获得新生的幸福。”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于1863年至1869年写成的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它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祖霍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情节为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肯定1812年俄国反对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的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困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沉湎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彼尔·别祖霍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的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助于庞大复杂而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城市乡村纵横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群象;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生动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