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部 第二十四章
九月一日晚，同库图佐夫会面之后，拉斯托普钦伯爵感到伤心，认为受了凌辱，因为他未被邀请参加军事会议，库图佐夫对他所提出关于参加保卫古都的建议未予注意；同时，他还对大本营向他表示的一个新看法感到震惊，持这一看法，古都保持平静，古都的爱国热情等不仅是次要的，而且是全无必要的，微不足的，——为所有这一切伤心，受辱和震惊的拉斯托普钦伯爵回到了莫斯科。晚饭后，伯爵未脱衣 服在沙发上就寝，十二点过后便被递交 库图佐夫便函的信使唤醒了。便函称，由于部队要撤往莫斯科以东的梁赞公路，故问伯爵能否通融派出警宪官员引导部队通过城市，这一消息对拉斯托普钦已非新闻。不仅从昨天库图佐夫在波克隆山会面时算起，还要从波罗底诺战役算起——当时，所有会聚莫斯科的将军众口一词地说，不能再发起战役了；同时，在伯爵许可下，每晚都在运出公家的财产，居民也撤走一半——拉斯托普钦伯爵就已知道，莫斯科必将放弃；但是，以带有库图佐夫命令的便笺形式通知的、在夜间刚入睡时收到的这个消息，仍使伯爵惊讶和气愤。
后来，拉斯托普钦伯爵在解释这期间自己的行动时，多次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当时有两项重要目标：de maintenir la tranquillité a Moscou et d'en faire partir les habitants．①如果认可这一双重目标，拉斯托普钦的任何行动都是无可非议的。为什么不运走莫斯科的圣物、武器、子弹、火药和粮食储备，为什么欺骗成千万居民，说不会放弃莫斯科，不会把它毁灭掉呢？为了保持都城的平静，拉斯托普钦伯爵如此解释说。为什么运走政府机关一捆捆无用的文件，列比赫气球和别的物品呢？为的是使它变成一座空城，拉斯托普钦伯爵如此解释说。只要假设有什么事威胁着民众的安定，一切行为都是说得过去的。
①保持莫斯科的平静，疏散居民。
恐怖措施的全部可怕之处，就是以关心民众的安定作为依据。
拉斯托普钦伯爵有什么根据为一八一二年莫斯科民众的安定而担心？设想城里有騷动趋势的理由是什么？居民走了，军队后撤时挤满了莫斯科。结果，民众便会暴动，这是为什么呢？
不仅在莫斯科，也在全俄各地，在敌人打进来时，都没有发生类似騷动的事件。九月一日和二日，一万多人还留在莫斯科，除了一群人奉总司令之召聚在他府邸院子里之外，什么事也未发生。假如波罗底诺战役之后莫斯科的放弃已势在必行，或至少有此可能；假如拉斯托普钦不是发放武器和传单以鼓动民众，而是采取措施运走所有圣物、火药、子弹和钱币，并同民众开诚宣布城市要放弃，显而易见，便更不要担心在民众中会发生騷乱。
拉斯托普钦虽然有爱国热情，却是暴躁易怒的一个人，他一直在高层政界活动，对于他自以为在治理着的民众，没有丝毫的了解。从敌人最初进占斯摩棱斯克时候起，拉斯托普钦就为自己设想了一个支配民情——俄罗斯之心——的角色。他不仅觉得（正如每一行政长官都这样觉得）他是在支配莫斯科居民的外在行为，而且还觉得他通过措词低下、告示和传单支配着他们的心情，其实写在上面的一派胡 言，民众在自己范围内是瞧不起的，当它从上面传下来时，民众也不理解，对扮演民情支配者的角色，拉斯托普钦为此而自鸣得意，他习 以为常地以至于必须退出角色，没有任何英勇表现，也必须放弃莫斯科，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他突然失掉脚下他赖以站立的土地，茫然不知所措了。他虽然已经知道，但直到最后一分钟仍不能全心全意地相信莫斯科会放弃，所以，与此有关的事一件也没有作。居民的撤走，是违背他的意愿的。如果说搬走了一些机关，那也是应官员们的请求，伯爵不情愿地同意的。他本人只扮演那个他为自己弄到的角色。像常常发生在富有热情奔放的想象力的人身上那样，他早就知道莫斯科要被放弃，但他仅仅是靠推断才知道的，他不能用整个的心去相信，不能使想象去适应这一新情况。
他的整个活动，即竭尽全力的精力充沛的活动对民众（有多大用处、对民众有多大影响，则是另一问题），也就是致力于居民心中唤起他正体验着的情感——出于爱国主义而仇恨法国人，对自己怀有信心。
但当事件具有真正的历史的规模时，当不足以话语表示自己对法国人的仇恨时，当即使用战斗也不足以表示这种仇恨时，当自己对莫斯科问题的信心已经无用时，而全市居民一致抛弃财产、川流不息地离开莫斯科，以这一否定行为显示民情的全部威力时，——这时，拉斯托普钦选择的角色，突然变得毫无意义。他感到他本人突然间孤独、脆弱和可笑了，脚下没有土壤了。
从睡梦中被唤醒，接到库图佐夫冷冰冰的命令口吻的便笺，拉斯托普钦愈益觉得气愤，愈益感到自己不对了。所有托付他的东西还留在莫斯科，包皮括全部他应该运走的公家财产。全部运走已不可能了。
“这件事究竟是谁的错，谁造成的？”他想。“自然不是我。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瞧，我把莫斯科掌握是牢牢的！瞧他们把事情闹到了什么地步！是些坏蛋，叛徒！”他想，虽然确定不了谁是坏蛋和叛徒，但他觉得必须仇恨这些坏蛋和叛徒，他们在使他处于虚伪可笑的境地，是有罪过的。
整个晚上，拉斯托普钦伯爵都在下达命令，听候命令的人来自莫斯科各处。近侍们从未见过伯爵如此陰郁和气急败坏。
“爵爷，领地注册局局长派人来请示……宗教法庭、枢密院、大学、孤儿院，副主教都派人来……问……关于消防队您有何指示？典狱官来了……精神病院监督来了……”整晚不停地向伯爵报告。
对所有这些问题，伯爵一概给予简略的愤怒的答复，以表示他的指示现在用不着了；他竭尽全力准备好的一切被某个人破坏了，而这个人将要对马上发生的一切承担全部责任。
“呶，告诉那个木头人，”他回答领地注册局里派来的人的请示，“他得留下来看管他的文件。喏，你干吗要问关于消防队的废话？有匹马嘛，让他们开到弗拉基米尔去。不是给法国人留下的。”
“爵爷，疯人院的监督来了，您有何指示？”
“有何指示吗？让他们都走，就这样……疯子嘛让他们都到城内去，放了就是了。我们这边是由疯子指挥军队，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
对于蹲在监狱里的囚犯问题，伯爵呵斥典狱官：“怎么，派给你两营人护送吗？派不出！放掉他们就完事了！”
“爵爷，还有***：梅什科夫，韦烈夏金呢。”
“韦列夏金！他还没被绞死吗？”拉斯托普钦喊道，“带他到我这儿来。”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于1863年至1869年写成的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它以库拉金、罗斯托夫、保尔康斯基和别祖霍夫四大贵族家庭的生活情节为线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年至1820年俄国社会的重大历史事件。托尔斯泰肯定1812年俄国反对入侵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质,谴责拿破仑的野蛮侵略,歌颂库图佐夫领导的一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多方面地表现出俄国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但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它的中心主题是表现俄国贵族的命运和前途。根据托尔斯泰对俄国地主的看法,贯穿全书的主要人物鲜明地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库拉金为代表,这是远离人民、接近宫廷的上层贵族,他们自私贪婪、虚伪堕落,甚至在困难当头的重要时刻仍然争权夺利,互相倾轧,沉湎于荒淫无耻的寻欢作乐之中;另一类是彼尔·别祖霍夫、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和罗斯托夫,他们是接近人民的庄园贵族,厌恶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其中有的经过长期的复杂的精神探索和卫国战争的洗礼,最后在基督的《福音书》和宗法式老农身上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归宿,成为献身国家社稷和人民幸福的社会精华。作家否定前者,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肯定后者,给了他们以满腔热情的歌颂。整个长篇小说成功地把大规模的战争场面和多方面的和平生活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借助于庞大复杂而有条不紊的结构,提供了当时俄国城市乡村纵横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塑造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群象;其中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作者特有的心理分析,性格生动鲜明,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