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知篇第三十五
贫人好滥，而富人守节者，贫人不足而富人饶侈。儒生不为非，而文吏好为奸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义也。贫人富人，并为宾客，受赐于主人，富人不惭而贫人常愧者，富人有以效，贫人无以复也。儒生、文吏，俱以长吏为主人者也。儒生受长吏之禄，报长吏以道；文吏空胸无仁义之学，居往食禄，终无以效，所谓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虚无德，餐人之禄，故曰素餐。无道艺之业，不晓政治，默坐朝庭，不能言事，与尸无异，故曰尸位。然则文吏所谓尸位素餐者也。居右食嘉，见将倾邪，岂能举记陈言得失乎？一则不能见是非，二则畏罚不敢直言。《礼》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丑不好，有骨无肉，脂腴不足，犯干将相指，遂取间郤。为地战者不能立功名，贪爵禄者不能谏于上。文吏贪爵禄，一日居位，辄欲图利，以当资用，侵渔徇身，不为将官显义。虽见太山之恶，安肯扬举毛发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于尸位素餐乎？儒生学大义，以道事将，不可则止，有大臣之志，以经勉为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疏远。远而近谏，《礼》谓之谄，此则郡县之府庭所以常廓无人者也。
或曰：“文吏笔扎之能，而治定簿书，考理烦事，虽无道学，筋力材能尽于朝庭，此亦报上之效验也。”曰：此有似于贫人负官重责，贫无以偿，则身为官作，责乃毕竟。夫官之作，非屋庑则墙壁也。屋庑则用斧斤，墙壁则用筑锸。荷斤斧，把筑锸，与彼握刀持笔何以殊？苟谓治文书者报上之效验，此则治屋庑墙壁之人，亦报上也。俱为官作，刀笔斧斤筑锸钧也。抱布贸丝，交易有亡，各得所愿。儒生抱道贸禄，文吏无所抱，何用贸易？农商殊业，所畜之货，货不可同，计其精粗，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乡里愿之。夫先王之道，非徒农商之货也，其为长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荣也。且儒生之业，岂徒出溢哉？其身简练，知虑光明，见是非审，审尤奇也。
蒸所与众山之材干同也，〔伐〕以为蒸，熏以火，烟热究浃，光色泽润，爇之于堂，其耀浩广，火灶之效加也。绣之未刺，锦之未织，恆丝庸帛，何以异哉？加五采之巧，施针缕之饰，文章炫耀，黼黻华虫，山龙日月。学士有文章，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质不能相过，学业积聚，超逾多矣。物实无中核者谓之郁，无刀斧之断者谓之朴。文吏不学，世之教无核也，郁朴之人，孰与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琢磨，乃成宝器。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虽欲勿用，贤君其舍诸？孙武、阖庐，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学其法者，战必胜。不晓什伯之阵，不知击刺之术者，强使之军，军覆师败，无其法也。谷之始熟曰粟。舂之于臼，簸其粃糠；蒸之于甑，爨之以火，成熟为饭，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为米，米未成饭，气腥未熟，食之伤人。夫人之不学，犹谷未成粟，米未为饭也。知心乱少，犹食腥谷，气伤人也。学士简练于学，成熟于师，身之有益，犹谷成饭，食之生肌腴也。铜锡未采，在众石之间，工师凿掘，炉橐铸铄乃成器。未更炉橐，名曰积石，积石与彼路畔之瓦、山间之砾，一实也。故夫谷未舂蒸曰粟，铜未铸铄曰积石，人未学问曰矇。矇者，竹木之类也。夫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夫竹木，粗苴之物也，雕琢刻削，乃成为器用。况人含天地之性，最为贵者乎！
不入师门，无经传之教，以郁朴之实，不晓礼义，立之朝庭，植笮树表之类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钩镰斩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门，邪恶未除，犹山野草木未斩刈，不成路也。染练布帛，名之曰采，贵吉之服也。无染练之治，名縠粗，縠粗不吉，丧人服之。人无道学，仕宦朝庭，其不能招致也，犹丧人服粗，不能招吉也。能削柱梁，谓之木匠。能穿凿穴坎，谓之士匠；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夫文吏之学，学治文书也，当与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程于儒生哉？御史之遇文书，不失分铢；有司之陈笾豆，不误行伍。其巧习者，亦先学之，人不贵者也，小贱之能，非尊大之职也。无经艺之本，有笔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过多，虽曰吾多学问，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饭黍梁者餍，餐糟糠者饱，虽俱曰食，为腴不同。儒生文吏，学俱称习，其于朝庭，有益不钧。郑子皮使尹何为政，子产比于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皆以未学，不见大道也。医无方术，云：“吾能治病。“问之曰：“何用治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无经学，曰：“吾能治民。”问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医无方术，以心意治病也，百姓安肯信向，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无钱，之市使货主问曰“钱何在 ”，对曰：“无钱 ”，货主必不与也。夫胸中不学，犹手中无钱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向之，奈何也？
东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批评家王充撰著的一部哲学著作。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亡，实存八十四篇，共二十余万言。作者因感于“伪书俗文，多不诚实”(《自纪》)，乃用三十余年撰成此书。内容涉及到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在宇宙观上，认为“元气”是天地万物的原始物质基础，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以自然界的自然规律代替神学理论;在认识论上，批判了唯心主义宣传的“圣人生而知之”先验论，强调学用一致，博览古今;在人性论上，主张性有善恶，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在形神关系上，提出精气必须依赖于形体，形体死亡，知觉即告停止的观点，批判了谶讳迷信的思想;在历史观上，反对崇古非今，提出了“汉高于商”的发展进化思想;在学派关系上，对孔、孟、荀、墨、名、法、道、阴阳诸家，以及汉代儒士、道教和迷信思想，均有批判。此外，书中还有许多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因为本书是一部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论著，所以它一问世，就被统治阶级斥为“异端邪说”，长期受到埋没，宋明以后才渐受重视。王充对西汉经学的“天人感应”和当时“谶讳迷信”的神学思想进行全面挑战，特别是他开创了元气自然论的朴素唯物主义新阶段，对中国古代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使他在社会历史观上仍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到“时数”的支配。这种唯心主义的命定论，自然会在本书中有所反映。本书明清以来版本颇多。今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元1974年出版的以通津堂本为底本的校勘本。注释有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极便读者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