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的歷史家談遷
2026-02-17 13:26
北游录
吳晗
公元一六四七年，是清朝順治四年。四年前的五月初一，清攝政王多爾袞入北京。同一天明宗室福王入南京，過了十二天作了皇帝，改次年年號為弘光。第二年五月清軍入南京，弘光被俘，明朝亡國。
一六四七年八月間，浙江海寧縣的一個村落麻涇，村邊一片棗林里，住著一位老秀才談遷，此人既老且窮，半夜裏忽然被小偷光顧，破衣爛衫，什麼也沒有動，只偷走一部文稿，叫做「國榷」。
這部書是談遷編的明朝編年史，從公元一三二八年到公元一六四五年，每年按月按日編的大事紀。內容主要根據明朝的實錄和一百多家明朝史家的著作，經過細心的編排考訂，寫了改，改了再寫，一連改了六次才編成的一部大書。
他是一個窮秀才，買不起書，當時也沒有圖書館可以借書。明朝實錄是紀載每一皇帝在位時的編年史，沒有刻本，只有少數的大官僚家裏才有傳抄本。他為了研究明朝歷史，托人情、拉關係、左求右求，好容易才求通了鄰縣的幾家大郡紳，經常跑一百多里路，帶著鋪蓋伙食去抄書，抄了多少年，費了多少精力，終於把這部五百多萬字的大書編成了，十分得意。縱然刻不起板，不能傳布開去，但是，只要有了稿子，將來總會有機會出版的。
他為什麼要編這部書？公元一六二一年，他二十九歲，那一年，母親死了，在家守孝。他原來對歷史有興趣，讀了不少書，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知識，恰好得到一部陳建著的「皇明通紀」，便仔細閱讀，不料越讀越生氣，書裏記載的史事有很多錯誤，見解也很膚淺，心想這樣的書不是害人嗎，不但糟塌人的時間，還給人以錯誤的史實和看法。便下決心自己編寫。編書的主要根據是明朝實錄，經過仔細研究，有幾朝實錄也很不可靠，例如明太祖實錄是經過三次改寫的，改一次便隱沒了不少歷史真相。明孝宗的實錄是正德時的奸臣焦芳編的，凡是他所不滿意的好人都亂罵一通，把白的說成黑的，很不可靠。為了求得歷史事實的比較真實可靠，他便發憤通讀所能借到抄到的一百幾十家明朝歷史家的著作，互相對證比較，一條條的札記，按年月分別放在有很多抽屜的櫃子裏，再按年月按事綜合研究，擇善而從，編成這部書。總之，他原來編「國榷」的目的是從歷史的真實性出發的，要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編成一部可信的國史。
不料一六四四年清人入關，一六四五年弘光被俘，這一年他已經五十三歲了。亡國之慟，十分悲憤，在所著「棗林雜俎」裏寫上一段題記說：『我的祖先，因南宋亡，避難搬到海寧的棗林。如今不到四百年，又是南宋亡國時的局面了。我年紀大了，說不上那個早上晚上死去，能逃到哪裏去呢？桃花源在哪裏呢？只好在棗林算了！』崇禎、弘光這兩朝是沒有實錄的，他便根據當時的「邸報」(政府公報)繼續編寫，認為國雖亡了，但史不可亡，保存故國的真實歷史，是亡國遺民應盡的責任。從此，他的著作，署名為江左遺民，原來他名以訓，字觀若，也改名為遷，字孺木，紀念亡國的哀痛。
書寫成了，慢慢傳開了。他家雖窮，但這部書確是件大財富。當時有的人有錢有地位，獨缺少社會名望，很想有部書出版，流傳後代。但寫書要有學問，要花苦工夫。知道談遷生性梗介，拿錢是買不動的，便只好偷了。結果，這部花了二十七年時間、改了六次才編成的書被偷走了，談遷一生的精力白費了。
談遷遭受了這樣嚴重的打擊，傷心得很，在大哭一場之後，下定決心：我的手不是還在嗎？再從頭幹起！
為了保存祖國的真實歷史，也為了通過歷史給後代人以深刻的教育，於是，這位五十多歲的老人，滿頭白髮，背著雨傘、包袱、乾糧、紙筆，跑到嘉善、歸安、吳興、錢塘，向鄉紳大族說好話求情，借書抄書，讀遍了有關的參考書，抄得了所需要的材料，不顧嚴寒，不顧酷暑，以熾盛的精力，像三十年前一樣又投身到學術的戰鬥中。
這樣，經過了四年，他已經六十歲了，又第二次完成了「國榷」的初稿。
但是，還有困難。南方雖然有許多大鄉紳，有些史書可以借讀借抄，畢竟他們注意的是舉業，更多收藏的是八股帖括之類。有好多性質較為專門的書對他們沒有用，因之也就看不到。更重要的是萬曆到崇禎這幾十年的史事，由於黨爭翻覆，各人的立場不同，紀載也就是非不一，同一事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差別很大。崇禎一朝史事，有許多紀載是得之傳聞的，很不可信。要多找書讀，要多找人談，特別是找身經其事的人談，要達到這樣要求，就非到北京不可。
北京怎麼能去呢？沒有路費，即使借到錢，到北京後的吃住又怎麼辦呢？
談遷過去的職業是當官僚的幕友，替東家代寫些應酬文字，辦些文墨事務。例如一六四二年他就膠東高弘圖之聘，作高的記室，一直到一六四五年高弘圖罷相為止，在當時官僚中有些名氣。一六五三年義烏朱之錫進京作弘文院編修，聘談遷作記室，約他一路從運河坐船進京，談遷多年來的願望實現了，一口答應。在北京朱家住了兩年半，除了替朱之錫做些文墨工作以外，便用全力搜集史料和訪問有關史事的人物，補充和糾正「國榷」這部書。
當時在北京有不少藏書家，著名的一個叫曹溶，浙江秀水人，由於同鄉關係，談遷寫信給他，見了面，曹溶答應借書並且介紹別的藏書家。由曹溶的介紹，他又認識了太倉吳偉業和武功霍達。這三個人都是現任官員，都是明朝崇禎時的進士，都收藏了很多外邊不經見的秘書。其中吳偉業熟識明末掌故，親身經歷過許多事變，是當時的大名士，交游相當廣泛，從此談遷便經常和他們往來，問以先朝遺事，一一筆錄。又借到「萬曆實錄」「和崇禎邸報」，和「國榷」原稿核對。
他到北京去的時候是帶著「國榷」去的，把原稿送給曹溶、吳偉業、霍達，要求他們指出錯誤，隨時改正。
此外，他到處訪問明朝的降官、貴族子孫、太監、官僚貴族、門客、城市和鄉村居民，只要有一點線索，就不放過。他還訪問歷史遺跡，如景泰帝和崇禎帝的陵墓，金山明代皇族叢葬地區，香山和西山的古寺等等。從運河北上和南下時，所過城市也都核對史書，紀載有關事跡。到一六五六年回家時，已經記錄了幾千張紙的材料，滿載而歸了。
朱之錫序他的「北游錄」，描寫談遷搜訪史料的情形說：「為了訪問遺跡，登山涉水，腳都起了泡，有時迷了路，只好請看牛的小孩和雇工帶路，覺得很高興，不以為倦，人家笑他也不理會。到一個村子里，就坐下筆記，一塊塊小紙頭，寫滿了字，有時寫在用過的紙背上，歪歪扭扭的，很難認出。路上聽到的看到的，一堵斷墻，一塊破碑，也不放過，只要耳目所能接觸的都用心記下，真是勤勤懇懇，很感動人。」
這兩年多的生活，使他的歷史知識更豐富了，「國榷」的史料質量更提高了。除此以外，他還把所作詩文編成「北游錄」，內容包括在北京時的日記和見聞記錄，北游的旅程，把一部分材料補充了以前所著的「棗林雜俎」。
他在學術上有很大收穫，但在精神上則很痛苦。因為他只是一個窮老秀才，一個替人幫忙的幕客，這樣的身份求人借書，訪人問事都不是很容易的。他在給朋友信中訴苦說：「我不善於說話，年紀又大，北京游人多得像螞蟻，成天去拜訪貴人，聽候接見，往往早上去等到中午，有時得等到晚上才能見見面，簡直受不了。北京氣候又乾燥，到處是塵土，鼻子口腔都髒得很。無處可去，只有離住所兩里外的報國寺有兩棵松樹，有時跑到樹下坐一會，算是休息了。」他早就要回南方，只因東家挽留不放，後來朱之錫奉命修書，想來或者可以看到一些難得秘書，一打聽內閣的書也都殘缺不全了，沒有了指望，便決心回家了。
一六五七年他又應聘作幕友到山西，一來是為了生活，二來也想趁機會去拜哭平陽的張慎言墓。張慎言是弘光時的吏部尚書，高弘圖的朋友，很契重談遷。這年十月，他還沒有到平陽，就病死在路上，年六十五歲。
談遷的「國榷」，三百年來只有傳抄本。二十五年前我因為要查對一些材料，曾在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翻閱了一遍，因為不能外借，沒有機會細讀。想望了這多年，現在中華書局終於把它出版了，這是學術界的一件大好事。對愛國的歷史家談遷說，隔了三百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他應該十分高興。對學習歷史的我來說，也是絕好的今昔對比，從前看不到的書現在置擱在我的書桌上，不但有機會細讀「國榷」，而且還能讀到他的「北游錄」，比較深切地瞭解談遷這個人，十分感動，也十分高興。這篇短文的目的，介紹這部書，也介紹這個人。這書的編寫經過，這人對歷史的求真精神和頑強的研究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公元一六四七年，是清朝順治四年。四年前的五月初一，清攝政王多爾袞入北京。同一天明宗室福王入南京，過了十二天作了皇帝，改次年年號為弘光。第二年五月清軍入南京，弘光被俘，明朝亡國。
一六四七年八月間，浙江海寧縣的一個村落麻涇，村邊一片棗林里，住著一位老秀才談遷，此人既老且窮，半夜裏忽然被小偷光顧，破衣爛衫，什麼也沒有動，只偷走一部文稿，叫做「國榷」。
這部書是談遷編的明朝編年史，從公元一三二八年到公元一六四五年，每年按月按日編的大事紀。內容主要根據明朝的實錄和一百多家明朝史家的著作，經過細心的編排考訂，寫了改，改了再寫，一連改了六次才編成的一部大書。
他是一個窮秀才，買不起書，當時也沒有圖書館可以借書。明朝實錄是紀載每一皇帝在位時的編年史，沒有刻本，只有少數的大官僚家裏才有傳抄本。他為了研究明朝歷史，托人情、拉關係、左求右求，好容易才求通了鄰縣的幾家大郡紳，經常跑一百多里路，帶著鋪蓋伙食去抄書，抄了多少年，費了多少精力，終於把這部五百多萬字的大書編成了，十分得意。縱然刻不起板，不能傳布開去，但是，只要有了稿子，將來總會有機會出版的。
他為什麼要編這部書？公元一六二一年，他二十九歲，那一年，母親死了，在家守孝。他原來對歷史有興趣，讀了不少書，積累了豐富的歷史知識，恰好得到一部陳建著的「皇明通紀」，便仔細閱讀，不料越讀越生氣，書裏記載的史事有很多錯誤，見解也很膚淺，心想這樣的書不是害人嗎，不但糟塌人的時間，還給人以錯誤的史實和看法。便下決心自己編寫。編書的主要根據是明朝實錄，經過仔細研究，有幾朝實錄也很不可靠，例如明太祖實錄是經過三次改寫的，改一次便隱沒了不少歷史真相。明孝宗的實錄是正德時的奸臣焦芳編的，凡是他所不滿意的好人都亂罵一通，把白的說成黑的，很不可靠。為了求得歷史事實的比較真實可靠，他便發憤通讀所能借到抄到的一百幾十家明朝歷史家的著作，互相對證比較，一條條的札記，按年月分別放在有很多抽屜的櫃子裏，再按年月按事綜合研究，擇善而從，編成這部書。總之，他原來編「國榷」的目的是從歷史的真實性出發的，要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編成一部可信的國史。
不料一六四四年清人入關，一六四五年弘光被俘，這一年他已經五十三歲了。亡國之慟，十分悲憤，在所著「棗林雜俎」裏寫上一段題記說：『我的祖先，因南宋亡，避難搬到海寧的棗林。如今不到四百年，又是南宋亡國時的局面了。我年紀大了，說不上那個早上晚上死去，能逃到哪裏去呢？桃花源在哪裏呢？只好在棗林算了！』崇禎、弘光這兩朝是沒有實錄的，他便根據當時的「邸報」(政府公報)繼續編寫，認為國雖亡了，但史不可亡，保存故國的真實歷史，是亡國遺民應盡的責任。從此，他的著作，署名為江左遺民，原來他名以訓，字觀若，也改名為遷，字孺木，紀念亡國的哀痛。
書寫成了，慢慢傳開了。他家雖窮，但這部書確是件大財富。當時有的人有錢有地位，獨缺少社會名望，很想有部書出版，流傳後代。但寫書要有學問，要花苦工夫。知道談遷生性梗介，拿錢是買不動的，便只好偷了。結果，這部花了二十七年時間、改了六次才編成的書被偷走了，談遷一生的精力白費了。
談遷遭受了這樣嚴重的打擊，傷心得很，在大哭一場之後，下定決心：我的手不是還在嗎？再從頭幹起！
為了保存祖國的真實歷史，也為了通過歷史給後代人以深刻的教育，於是，這位五十多歲的老人，滿頭白髮，背著雨傘、包袱、乾糧、紙筆，跑到嘉善、歸安、吳興、錢塘，向鄉紳大族說好話求情，借書抄書，讀遍了有關的參考書，抄得了所需要的材料，不顧嚴寒，不顧酷暑，以熾盛的精力，像三十年前一樣又投身到學術的戰鬥中。
這樣，經過了四年，他已經六十歲了，又第二次完成了「國榷」的初稿。
但是，還有困難。南方雖然有許多大鄉紳，有些史書可以借讀借抄，畢竟他們注意的是舉業，更多收藏的是八股帖括之類。有好多性質較為專門的書對他們沒有用，因之也就看不到。更重要的是萬曆到崇禎這幾十年的史事，由於黨爭翻覆，各人的立場不同，紀載也就是非不一，同一事有許多不同的說法，差別很大。崇禎一朝史事，有許多紀載是得之傳聞的，很不可信。要多找書讀，要多找人談，特別是找身經其事的人談，要達到這樣要求，就非到北京不可。
北京怎麼能去呢？沒有路費，即使借到錢，到北京後的吃住又怎麼辦呢？
談遷過去的職業是當官僚的幕友，替東家代寫些應酬文字，辦些文墨事務。例如一六四二年他就膠東高弘圖之聘，作高的記室，一直到一六四五年高弘圖罷相為止，在當時官僚中有些名氣。一六五三年義烏朱之錫進京作弘文院編修，聘談遷作記室，約他一路從運河坐船進京，談遷多年來的願望實現了，一口答應。在北京朱家住了兩年半，除了替朱之錫做些文墨工作以外，便用全力搜集史料和訪問有關史事的人物，補充和糾正「國榷」這部書。
當時在北京有不少藏書家，著名的一個叫曹溶，浙江秀水人，由於同鄉關係，談遷寫信給他，見了面，曹溶答應借書並且介紹別的藏書家。由曹溶的介紹，他又認識了太倉吳偉業和武功霍達。這三個人都是現任官員，都是明朝崇禎時的進士，都收藏了很多外邊不經見的秘書。其中吳偉業熟識明末掌故，親身經歷過許多事變，是當時的大名士，交游相當廣泛，從此談遷便經常和他們往來，問以先朝遺事，一一筆錄。又借到「萬曆實錄」「和崇禎邸報」，和「國榷」原稿核對。
他到北京去的時候是帶著「國榷」去的，把原稿送給曹溶、吳偉業、霍達，要求他們指出錯誤，隨時改正。
此外，他到處訪問明朝的降官、貴族子孫、太監、官僚貴族、門客、城市和鄉村居民，只要有一點線索，就不放過。他還訪問歷史遺跡，如景泰帝和崇禎帝的陵墓，金山明代皇族叢葬地區，香山和西山的古寺等等。從運河北上和南下時，所過城市也都核對史書，紀載有關事跡。到一六五六年回家時，已經記錄了幾千張紙的材料，滿載而歸了。
朱之錫序他的「北游錄」，描寫談遷搜訪史料的情形說：「為了訪問遺跡，登山涉水，腳都起了泡，有時迷了路，只好請看牛的小孩和雇工帶路，覺得很高興，不以為倦，人家笑他也不理會。到一個村子里，就坐下筆記，一塊塊小紙頭，寫滿了字，有時寫在用過的紙背上，歪歪扭扭的，很難認出。路上聽到的看到的，一堵斷墻，一塊破碑，也不放過，只要耳目所能接觸的都用心記下，真是勤勤懇懇，很感動人。」
這兩年多的生活，使他的歷史知識更豐富了，「國榷」的史料質量更提高了。除此以外，他還把所作詩文編成「北游錄」，內容包括在北京時的日記和見聞記錄，北游的旅程，把一部分材料補充了以前所著的「棗林雜俎」。
他在學術上有很大收穫，但在精神上則很痛苦。因為他只是一個窮老秀才，一個替人幫忙的幕客，這樣的身份求人借書，訪人問事都不是很容易的。他在給朋友信中訴苦說：「我不善於說話，年紀又大，北京游人多得像螞蟻，成天去拜訪貴人，聽候接見，往往早上去等到中午，有時得等到晚上才能見見面，簡直受不了。北京氣候又乾燥，到處是塵土，鼻子口腔都髒得很。無處可去，只有離住所兩里外的報國寺有兩棵松樹，有時跑到樹下坐一會，算是休息了。」他早就要回南方，只因東家挽留不放，後來朱之錫奉命修書，想來或者可以看到一些難得秘書，一打聽內閣的書也都殘缺不全了，沒有了指望，便決心回家了。
一六五七年他又應聘作幕友到山西，一來是為了生活，二來也想趁機會去拜哭平陽的張慎言墓。張慎言是弘光時的吏部尚書，高弘圖的朋友，很契重談遷。這年十月，他還沒有到平陽，就病死在路上，年六十五歲。
談遷的「國榷」，三百年來只有傳抄本。二十五年前我因為要查對一些材料，曾在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翻閱了一遍，因為不能外借，沒有機會細讀。想望了這多年，現在中華書局終於把它出版了，這是學術界的一件大好事。對愛國的歷史家談遷說，隔了三百年出版了他的著作，他應該十分高興。對學習歷史的我來說，也是絕好的今昔對比，從前看不到的書現在置擱在我的書桌上，不但有機會細讀「國榷」，而且還能讀到他的「北游錄」，比較深切地瞭解談遷這個人，十分感動，也十分高興。這篇短文的目的，介紹這部書，也介紹這個人。這書的編寫經過，這人對歷史的求真精神和頑強的研究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清谈迁著。九卷。为作者于顺治十年 (1653) 至十三年间由江南至北京期间之见闻录。其中“纪闻下”载录有满族风俗、史事以及八旗制度诸条。依次为“纪程”一卷，“纪邮”上、下各一卷，“后纪程”一卷，“纪咏”上、下各一卷，“纪文”一卷，“纪闻”上、下各一卷。前有总序，各部分前另有小序述撰作缘起。“纪程”、“后纪程”为水路日记，“纪邮”为陆路日记，“纪咏”、“纪文”为所作诗文，“纪闻”为见闻杂记。因系记录顺治十年(1653)至十三年两年半内北游京师的经历，故名《北游录》。朱之锡序称：“(迁)每登涉躡屩訪遺蹟，重趼累茧，……及坐穷村，……手尝不辍，……途听壁窥，轶事绪闻，残楮圮碣，就耳目所及无遗者。”故所记有较高史料价值。所录诗文亦有佳作。原仅有抄本，1960年中华书局据邓之诚藏抄本和北京图书馆藏抄本排印出版，收入《清代史料笔记丛刊》，1981年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