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二十四
二十四
彼得·盖拉西莫维奇的推测是正确的。
庭长从议事室回来，手里拿着公文，宣读起来：
“一八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本地方法院刑事庭遵奉皇帝陛下圣谕，按照诸位陪审员先生裁定，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百七十一条第三款、第七百七十六条第三款及第七百七十七条判决如下：农民西蒙·卡尔津金，年三十三岁，小市民叶卡吉琳娜·玛丝洛娃，年二十七岁，褫夺一切公权，流放服苦役：卡尔津金八年，玛丝洛娃四年，并承担刑法第二十八条所列后果。小市民叶菲米雅·包奇科娃，年四十三岁，褫夺一切公权和特权，没收其财产，处徒刑三年，并承担刑法第四十九条所列后果。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平均分担，如被告无力缴纳，由国库支付。本案物证全部变卖，戒指追还，酒瓶销毁。”
卡尔津金仍旧挺直身子站着，双手贴住裤腿上的接缝，手指叉开，脸颊上的肌肉不断抖动。包奇科娃看上去若无其事。
玛丝洛娃听到判决，脸涨得通红。
“我没有罪，没有罪！”她忽然对着整个法庭大声叫嚷。
“冤枉啊！我没有罪！我根本没有起过坏心，连想都没有想过。我说的是实话，实话！”她说完往长凳上一坐，放声痛哭起来。
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走出法庭，可是玛丝洛娃还坐在那里痛哭，弄得宪兵只好拉拉她的衣袖。
“不，可不能就这样了结，”聂赫留朵夫完全忘了刚才那种卑劣的感情，自言自语。他身不由主地赶到走廊里，想再去看她一眼。门口挤满了陪审员和律师，他们有说有笑，为办完案子而高兴。聂赫留朵夫不得不在门口停留几分钟。等他来到走廊里，玛丝洛娃已经走远了。他快步走去，也不顾人家的注意，直到追上她方才站住。她已经停止号哭，只是抽抽搭搭地呜咽着，用头巾梢儿擦着她那红块斑斑的脸。她头也不回地从他身边走过。等她过去了，聂赫留朵夫急忙返身往回走，想去找庭长，可是庭长已经走掉了。
聂赫留朵夫直到门房那里才追上他。
“庭长先生，”聂赫留朵夫走到他跟前说，这时庭长已穿上浅色大衣，从门房手里接过镶银手杖，“我可以同您谈一谈刚才判决的那个案件吗？我是陪审员。”
“哦，当然可以，您是聂赫留朵夫公爵吧？太荣幸了，我们以前见过面，”庭长说着同聂赫留朵夫握手，同时高兴地想到他们见面的那个晚上，当时聂赫留朵夫舞跳得多么漂亮多么轻快，比所有的青年都出色。“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哇？”
“有关玛丝洛娃那个答案有点误会了。她没有犯毒死人命罪，可是竟判了她服苦役，”聂赫留朵夫紧皱着眉头说。
“法庭是根据你们作出的答案判决的，”庭长一面说，一面向大门口走去，“虽然法庭也觉得你们的答案不符合案情。”
庭长这时才想起，他本想对陪审员们说明，既然他们回答：“是的，她犯了罪，”而没有否定蓄意杀人，那就是肯定了蓄意杀人，但他当时急于把这个案子办完，竟没有这样说。
“是的，难道有错也不能纠正吗？”
“要上诉总是可以找到理由的。这事得找律师商量，”庭长说，把帽子稍稍歪戴到头上，继续向门口走去。
“这可太不象话了。”
“不过，您要明白，玛丝洛娃前面也无非只有两条路，”庭长说，显然想尽量讨好聂赫留朵夫，对他客气些。他理理大衣领子外面的络腮胡子，轻轻挽着聂赫留朵夫的臂肘，往门口走去，嘴里说：“您也要走吧？”
“是的，”聂赫留朵夫说，慌忙穿上大衣，跟着他一起出去。
他们来到令人欢乐的灿烂阳光下，立刻由于街上辘辘的车轮声不得不提高声音说话。
“您瞧，情况是有点别扭，”庭长放开嗓子说，“那个玛丝洛娃前面本来是有两条路摆着：一条几乎可以无罪开释，坐一阵子牢，还可以扣除已监禁的日子，那简直只能算是拘留；另一条是服苦役。中间的路是没有的。你们原来要是能加上一句：‘但并非蓄意谋杀，’她就可以无罪开释了。”
“我忽略了这一点，真是该死，”聂赫留朵夫说。
“是啊，关键就在这里，”庭长一面笑着说，一面看看表。
此刻离克拉拉约定的时间只差三刻钟了。
“您要是愿意，现在还可以去找律师。一定要找个上诉的理由。要找总是找得到的。上贵族街，”他回答马车夫说，“三十戈比，多一个戈比不要。”
“是，老爷，您请上车。”
“再见。要是有什么事需要我为您效劳，请光临贵族街德伏尔尼科夫的房子。这地名好记。”
他亲切地鞠了一躬，坐上车走了——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