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五十二
五十二
“里面可以看看吗？”聂赫留朵夫问。
“请吧，”副典狱长笑容可掬地说，接着就向看守问了些什么。聂赫留朵夫凑近一个小洞往里看：牢房里有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只穿一套衬衣裤，留着一小撮黑胡子，在迅速地走来走去。他一听见门外的沙沙声，抬头看了看，皱起眉头，又继续踱步。
聂赫留朵夫从另一个小洞往里望，他的眼睛正好遇到一只从里面望出来的恐惧的大眼睛，他慌忙躲开。他凑近第三个小洞，看见床上躺着一个个子矮小的人，蜷缩着身子，用囚袍蒙住脑袋。第四个牢房里坐着一个阔脸的人，脸色苍白，低垂着头，臂肘支在膝盖上。这人一听见脚步声，就抬起头来，向前看了看。他的整个脸上，特别是那双大眼睛里，现出万念俱灰的神色。他显然毫不在乎，是谁在向他张望。不论谁来看他，他显然不指望会有什么好事。聂赫留朵夫感到害怕，不再看别的牢房，就一直来到关押着明肖夫的第二十一号牢房。看守哐啷一声开了锁，推开牢门。一个脖子细长、肌肉发达的年轻人，生有一双和善的圆眼睛，留着一小撮胡子，站在床铺旁边。他现出惊惧的神色，慌忙穿上囚袍，眼睛盯着来人。特别使聂赫留朵夫感动的是他那双和善的圆眼睛，又困惑又惊惧地瞧瞧他，又瞧瞧看守，再瞧瞧副典狱长，然后又回过来瞧瞧他。
“喏，这位先生要了解了解你的案子。”
“十分感谢。”
“是的，有人给我讲了您的案子，”聂赫留朵夫走到牢房里，站在装有铁栅的肮脏窗子旁，说，“很想听您自己谈一谈。”
明肖夫也走到窗前，立刻讲起他的事来。他先是怯生生地瞧瞧副典狱长，随后胆子渐渐大起来。等到副典狱长走出牢房，到走廊里去吩咐什么事，他就毫无顾虑了。从语言和姿态上看，讲这个故事的是一个极其淳朴善良的农村小伙子。但在监狱里听一个身穿囚服的犯人亲口讲述，聂赫留朵夫觉得特别别扭。聂赫留朵夫一边听，一边打量着铺草垫的低矮床铺、钉有粗铁条的窗子、涂抹得一塌胡涂的又潮又脏的墙壁，以及这个身穿囚鞋囚服、受尽折磨的不幸的人，他那痛苦的神色和身子，心里觉得越来越难受。他不愿相信，这个极其善良的人所讲的事情是真的。他想到一个人平白无故被抓起来，硬给套上囚服，关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就因为有人要恣意加以凌辱，他不禁感到心惊胆战。不过，想到万一这个相貌和善的人所讲的事只是欺骗和捏造，他就感到更加心惊胆战。事情是这样的：在他婚后不久，一个酒店老板就夺了他的妻子。他到处申诉告状。可是酒店老板买通了长官，官方就一直庇护他。有一次明肖夫把妻子硬拉回家，可是第二天她又跑了。于是他就上门去讨。酒店老板说他的妻子不在（他进去的时候明明看见她在里面），喝令他走开。他不走。酒店老板就伙同一名雇工把他打得头破血流。第二天，酒店老板的院子起火。明肖夫连同他的母亲被指控放火，其实他当时正在他教父家里，根本不可能放火。
“那你真的没有放过火吗？”
“老爷，我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准是那坏蛋自己放的火。据说，他刚刚保过火险。他却说我和我妈去过他家，还吓唬过他。不错，我那次把他大骂了一顿，我实在气不过。至于放火，确实没有放过。再说，起火的时候，我人也不在那里。他却硬说我和我妈在那里。他贪图保险费，自己放了火，还把罪名硬栽在我们头上。”
“真有这样的事吗？”
“老爷，我可以当着上帝的面说一句，这都是真的。您就算是我的亲爹吧！”他说着要跪下去。聂赫留朵夫好容易才把他拦住。“您把我救出去吧，要不太冤枉了，我会完蛋的，”他继续说。
明肖夫的脸颊忽然哆嗦起来，他哭了。接着他卷起囚袍袖子，用肮脏的衬衫袖子擦擦眼睛。
“你们谈完了吗？”副典狱长问。
“谈完了。那么您不要灰心，我们一定努力想办法，”聂赫留朵夫说完，走了出去。明肖夫站在门口，因此看守关上牢门时，那门正好撞在他身上。看守锁门的时候，明肖夫就从门上的小洞往外张望——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