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五十三
五十三
聂赫留朵夫沿着宽阔的走廊往回走（正是吃午饭的时候，牢房门都开着），看见许多穿淡黄囚袍、宽大短裤和棉鞋的犯人仔细打量着他，不禁产生一种异样的感觉：又同情这些坐牢的人，又对那些关押他们的人感到恐惧和惶惑，又因为自己对这一切冷眼旁观而害臊。
在一条走廊里，有一个人穿着棉鞋啪哒啪哒地跑过。他跑进牢房，接着就有几个人从里面跑出来，拦住聂赫留朵夫，向他鞠躬。
“对不起，老爷，不知道该怎样称呼您才好，求您替我们作主。”
“我不是长官，我什么也不知道。”
“反正都一样，求您对哪位长官说一声，”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说。“我们什么罪也没有，可是已经给关了一个多月了。”
“什么？这怎么会？”聂赫留朵夫问。
“您瞧，就这么把我们关在牢里。我们坐了一个多月的牢，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了什么。”
“是的，这是不得已，”副典狱长说，“这些人被捕是因为没有身分证，本应把他们送回原籍，可是那边的监狱遭了火灾，省政府来同我们联系，要求我们不把他们送回去。您瞧，其他各省的人都已遣送回去了，就剩下他们这批人。”
“怎么，就是因为这点事吗？”聂赫留朵夫在门口站住了，问。
一群人，大约有四十名光景，全都穿着囚服，把聂赫留朵夫和副典狱长团团围住。立刻就有几个人七嘴八舌地说起来。副典狱长制止他们说：
“由一个人说。”
人群中走出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农民，个儿很高，相貌端正。他向聂赫留朵夫解释说，他们被驱逐和关押就因为没有身分证。其实身分证他们是有的，只是过期两个礼拜了。身分证过期的事年年都有，从来没有处分过人，今年却把他们当作罪犯，在这里关了一个多月。
“我们都是泥瓦匠，是同一个作坊的。据说省里的监狱烧掉了。可这又不能怪我们。看在上帝份上，您行行好吧！”
聂赫留朵夫听着，但简直没听清那个相貌端正的老人在说些什么，因为他一直注视着一只有许多条腿的深灰色大虱子，怎样在这个泥瓦匠的络腮胡子缝里爬着。
“这怎么会呢？难道就因为这点事吗？”聂赫留朵夫问副典狱长。
“是的，这是长官们的疏忽，应该把他们遣送回乡才是，”
副典狱长说。
副典狱长的话音刚落，人群中又走出一个矮小的人，也穿着囚袍，怪模怪样地撇着嘴，讲起他们平白无故在这里受尽折磨的情况。
“我们过得比狗还不如……”他说。
“喂，喂，别说废话，闭嘴，不然要你知道……”
“要我知道什么？”个儿矮小的人不顾死活地说。“难道我们有什么罪？”
“闭嘴！”长官一声吆喝，个儿矮小的人不作声了。
“这是怎么搞的？”聂赫留朵夫走出牢房，问着自己。那些从牢门里往外看和迎面走来的犯人，用几百双眼睛盯住他，他觉得简直象穿过一排用棍棒乱打的行刑队一样。
“难道真的就这样把一大批无辜的人关起来吗？”聂赫留朵夫同副典狱长一起走出长廊，说。
“请问有什么办法？不过有许多话他们是胡说的。照他们说来，简直谁也没有罪，”副典狱长说。
“不过，刚才那些人确实没犯什么罪。”
“那些人，就算是这样吧。不过老百姓都变坏了，非严加管制不可。有些家伙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可不好惹呢。喏，昨天就有两个人非处分不可。”
“怎么处分？”聂赫留朵夫问。
“根据命令用树条抽打……”
“体罚不是已经废止了吗？”
“褫夺公权的人不在其内。对他们还是可以施行体罚的。”
聂赫留朵夫想起昨天他在门廊里等候时见到的种种情景，这才明白那场刑罚就是在那时进行的。他心里觉得又好奇，又感伤，又困惑。这种心情使他感到一阵精神上的恶心，逐渐又变成近乎生理上的恶心。这种感觉以前虽也有过，但从没象现在这样强烈。
他不再听副典狱长说话，也不再往四下里张望，就急急地离开了走廊，往办公室走去。典狱长刚才在走廊里忙别的事，忘记派人去叫薇拉。直到聂赫留朵夫走进办公室，他才想起答应过他把她找来。
“我这就打发人去把她找来，您坐一会儿，”他说——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