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　茶务之解人

茶之课税，由来已久。惟如食盐之按引收课，在清代，惟有四川之边茶与甘肃之湖茶。此种茶引，向由总商承领，领某地引，销某地茶若干斤，纳正课若干，杂课若干，均有定数。其资本不足者，一商名下，数家朋充，或领引转卖与人，正商但雇伙营运，领引分销，坐享其利，亦与盐商略同。

甘肃茶务，其初由清廷岁差御史一员，在巩昌府经理，分为洮、河、西、庄、甘五司。其茶税即归洮州知州、河州知州、西宁府知府、庄浪之茶马厅同知及甘肃省城之皋兰县知县征收。乾隆年间，以洮、河两司地处偏僻，销茶有限；又距省城窎远，拨运非易，先后奏准将洮、河二司额引，各半改归甘、庄二司。自此，只有西、甘、庄三司。同时，将茶务由巩昌府移至甘肃省城，归兰州道经理。嗣陕西茶引亦改归甘肃。于是甘肃茶引共有二万八千九百九十六道，西司行九千七百十二道，庄司行九千三百二道，甘司行九千九百八十二道，每引正茶一百斤。惟庄司地属弹丸，销茶无几，故复有通融告改之例，岁共纳正课银八万六千九百余两，杂课四万一千九百余两，共计十二万八千九百余两。其茶则来自湖南之安化一带。自太平军兴，湖南道梗，自汉回肇事，陕甘遍地寇氛；于是甘肃官茶引课全废，而私茶则逐渐充斥。注752同治四年(1865)，陕甘总督恩麟拟订整理办法两项：(一)将旧欠之引责由旧商认销；(二)将以后之引，另招新商认销。五年(1866)，杨岳斌继任，复拟整理办法三要项：(一)在陕设立官茶总分店；(二)撤销各省局卡茶厘；(三)就古城估抽茶厘。顾均仅有其说，未有其事。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后，审察恩、杨两督办法，均难实现，当于同治十一年(1872)，另奏陈整理办法三项：(一)暂行试改票制；(二)豁免积欠旧课；(三)停征杂课。而户部仍执恩、杨原议：(一)旧引责之原领商人；(二)新引另行招商认领；(三)杂课可暂展缓，未准遽停；(四)令商人于陕西先开官茶店，试办新引。宗棠当饬兰州道姑按此意旨进行。越一年，殊无成效。至十三年(1874)，宗棠据实奏报：

(一)旧商委实无力再领旧引。且旧欠不下银四十余万两，无法追缴。

(二)新引无人承受，勉强招致，仅领去二千数百道，按之原额不过十分之一。委因旧商欠课未免，惟恐一经充商，获利与否尚未可知，而责令认赔旧欠，代人受累。

(三)在陕西设总分店，意在向茶贩收买，化私为官。然地远人众，稽查难周，一疏检校，便致亏折。

(四)撤销各省茶厘，意在减轻茶商负担，俾能有力缴课。然各省厘金，茶向与百货并征。专兑茶厘，易启夹带偷漏之弊。且隔省厘金，自有该管督抚主持，无由甘肃裁撤之理。

(五)就古城抽收茶厘，意在取缔私茶侵灌塞外。惟此项私茶系由山西出口，应由山西巡抚饬设局卡，以清其源，始免偷漏，一至古城，则形势散漫，难期周密。

基此原因，仍请试办票制。附陈办法八项，对于上述各问题，均予以解决。兹节录其中六项：

(一)试办之初，以督印官茶票代引，不分何省商贩，均准领票运销，不复责成总商。惟恐散而无稽，遇有零星欠课，无凭追缴，不得不预防其弊。兹拟陕、甘两省，凡商贩领票，均令先纳正课，始准给票。或一时不能搭齐，准觅的实保户或本地殷商的保，取具届期欠课不缴，惟保户着赔切结备案，亦准一律领票。

(二)甘肃行销口外之茶，以湖南所产为大宗，湖北次之，四川、江西又次之。近时，陕西石泉亦产茶，然味苦性寒，品劣价减，蒙番不之尚也。茶字不见六经。《禹贡》：三邦底贡厥名，隶于荆州。先儒以名即古茗字。后人加草于名，故为茗。是两湖产茶，由来旧矣。兹既因东、西两柜茶商无人承充，应即添设南柜，招徕南茶商贩，为异时充商张本。(按东柜茶商均籍山西与陕西。西柜则皆回民充商，而陕西籍尤众。)

(三)按茶务正课，每引征银三两；外征养廉银四钱三分六厘，捐助银七钱三分二厘八毫，西、庄、甘各司征收九成改折银二两七钱，官礼银二钱四分。内如捐助一条，本系雍正初，征准噶尔时，茶商捐银十二万两，六年分缴之款。事平，仍接续征收，遂成课额。其他各款，多应外销，名目既繁，易滋流弊。承平时，商力已苦难支。试办之初，不大加厘剔，正课势必虚悬。且陕甘厘局，茶斤已与百货同征。若于正课外，加入杂课，又加入厘税，是一物三征，杂课、厘税所定，翻多于正课，于事体非宜。姑弗论成本过昂，商累已甚也。兹拟将杂课并归厘税项下征收。其行销内地者，照纳正课银三两外，于行销地面，仿照厘局章程，在陕甘境内行销，均各一起一验，完纳税厘。大率每引以收银一两数钱为度，至多不得过二两。由陕西藩司、甘肃藩司按照各厘局现行章程，分别酌议增减，以归划一，而免重征。其出口之茶，则另于边境所设局卡，加完厘一次，以示区分而昭平允。杂课既归厘局征收，所有各项名色概予删除，以清款目，而杜影射。是杂课虽蠲，仍于厘税项下完缴，课额不致虚悬，而茶务得归简易。中饱之弊，庶可免矣。

(四)官茶行销口外，西讫回、番、海、藏，北达蒙古各旗。按引征课，本有定章。即内地行销茶斤，如陕西西安、同州、凤翔、汉中各府，皆有额引。其湖茶私入陕境，本干例禁。乾隆、嘉庆年间，先后将陕西茶引一千零三十二道悉数拨归甘商带销完课。于是陕西各府所行，皆无引私茶。湖贩日益充斥，浸假溢占甘引。甘商受困，实基于此。杨岳斌所以有在陕开设总分茶店，化私为官之请也。而所拟三等协济茶课，既不及正课三分之一，所称弥补欠课，已属空谈。而溢占甘引之弊，仍难杜绝。兹拟于湖茶、川茶入陕、入甘首站及各通行间道，饬陕西、甘肃两藩司遴委妥员，设卡盘验，以清来源。遇有无票私茶，即行截留，令其补领官票，赴行销地方纳课，经过厘局验票完厘。其有票官茶过卡，卡员验明茶票斤重相符，即予放行，毋准需索留难。违者，撤参科罪。较之开设总分店，访范易周，课额易足。

(五)向例：官茶由商领引，赴湖南产茶地方采办，运销口外，经过湖南、湖北入陕达甘。各省既无厘局，并无茶厘。自海口通商以来，洋商雇人分赴产茶各省地方，收买红茶，行销各国，议价颇昂。茶之出海者，不可胜计。而由产茶地方出海口，均一水可通。脚价减省，商贩争趋。各省始设局卡，兼抽茶厘，以佐军用。而陕甘官茶经由湖北襄阳入陕，取道潼关，必须舍舟而车；问途荆子关，必须舍舟而驮。出口行销，又动辄数千里。茶本既因洋人趸买而高，脚价又因陆程迢递而耗。于是山、陕茶商渐多亏折。值粤逆狓猖，道路多梗，茶利更微。迨关陇回逆烽起，片引不行。蒙族、回部、番众不能无茶，均仰给于私贩，而私贩遂伺隙偷运行销，以牟厚利。国家利权下移，徒资中饱，良可惜也。兹拟挽回课额，渐复旧章，应咨两湖督抚臣，凡由水路出售各省海口茶斤，本系无课之茶，照旧抽厘，应无异议；其领陕甘官茶票行销口外，茶马有专司，正杂课有定额，本非行销海口者可比。又陆路脚费繁巨，成本畸重，必碍行销，若照行销海口章程抽厘，商贩必形裹足，于事体亦属非宜。凡遇陕甘商贩运茶，经过沿途地方，应完税厘，概按照行销海口茶厘，减纳十成之八，只抽两成，所有减纳八成厘银，各省划抵积欠甘饷作解，甘肃以划抵欠饷作收，年终由陕甘督臣咨部，以清款目。如此，则两湖茶厘虽只抽两成，而所余八成仍划抵欠饷，于款项并无出入，陕甘茶务成本稍轻，销路易畅，即可就此本有利源，稍供挹注，两利之策也。

(六)口外官茶，向由陕甘茶商领引行销北口、西口。行北口者，陕西由榆林府定边、靖边、神木等县；甘肃由宁夏府中卫、平罗等县。其销西口者，由肃州、西宁等府州各属。承引纳课，均责之官商。道光初年，奸商请领理藩院印票，贩茶至新疆等处，销售甘肃，甘司引地被其侵占。当时，伊犁将军庆祥、陕甘总督那彦成奏准，在古城设局收税，每年估抽银八千两，拨归甘肃茶商，年终汇报，以补课额，而课额终悬。所领理藩院茶票原止运销白毫、武彝、香片、珠兰、大叶、普洱六色杂茶，皆产自闽、滇，并非湖南所产，亦非藩服所尚。该商因茶少价贵，难于销售，潜用湖茶，改名千两、百两、红分、蓝分、帽盒、桶子、大小砖茶出售，以欺藩服而取厚利，实则皆用湖茶编名诡混也。杨岳斌原奏，请照甘商课额，每茶八十斤，以四两四钱四分为率，一体纳税，未将何处纳税指明，本系空言。又请将古城每年所纳茶税，悉归兰州道入于额征茶课，汇报奏销。古城设局收税，从前既未举行，此时又何从商办。窃维榷茶一事，不仅国家本有之利，亦抚驭藩服一端。如果理藩院照陕甘茶课一律征收每引四两四钱四分，先课后票，则商贩采运闽、滇之茶前往销售，尚无不可。即潜贩湖茶，侵占甘引，而按引纳课，与甘商并无不同；是正课失之甘肃，犹于理藩院补之，于国库无所损，亦可任其行销。惟查该商等所纳税银，每百斤多者仅一两，少者六钱及三钱。较之甘商课额，彼此相形，多少悬绝。而所销湖茶，又系甘商例销之引，甘商被其侵占，得以有词。且茶价一贵一贱，无以取信于人，于政体实亦不协。兹拟咨请理藩院，照甘省现拟通行先课后引章程，一律缴纳正课，经过地方，照章完厘两次，于票内明晰晓示。由山西归绥道设卡稽察，验票放行。所缴正课，即归理藩院验收。其归绥道所收茶厘罚款，解由绥远城将军验收。各于年终，汇案分别咨奏，以杜弊混。遇有夹带走私情弊，由归绥道随时核明惩办，均无庸由甘肃汇报。庶国库无亏，商情亦协，奸猾之徒无所施其伎俩矣。

至茶务办公经费，向均在杂课项下支销。现既拟将杂课撤销，并入厘金，此项办公经费，亦由宗棠规定，在厘金项下支销。注753

当日，宗棠尚有与陕西布政使谭钟麟一书，商榷整顿甘肃茶务问题。书中叙述湖茶历史，颇有趣味，可与上述办法相印证：

湖茶之销售回、番、蒙古，大约元以前即如此。明初踵而行之，以茶易马，其意盖欲以致番马耳。国朝用北马，得察哈尔地为牧场，马大蕃息。北马矫健，易于调驯。虽形状***不如西产之伟，而战阵可恃，能转旋于路径曲隘之处，其筋骨健于西马。朝廷以西马意态状貌可观，宜于进御立仗，故例有选充天厩之举。至战阵所尚，则非北口所产不宜。西马既不见重于时，从前以茶易马之制遂废。总督衔系茶马，乃专意榷茶，以佐军储之急。而实则茶务一事，并无解人，百数十年，任其废弛。弟以老农出预世事，属有兼管茶马之责，故欲一为检校。茶务奏事，于试办之始，不敢为过尽之论。实则以后润色，此稿大略已具矣。

来书所称茶以包计，似系湖茶之下者。三十年前，馆小淹陶文毅里第，即山、陕茶商聚积之所。当时曾留心考察，知安化夙称产茶，而小淹前后百余里所产为佳，亦最多。商之挟资来者，多购求砖茶上品、中品，最下则卷包客售，其价之最贱者(不及砖茶十之一)。安化后乡老小，届时打草充茶，踩成上篓，其中杂真茶，不过十之一二而已。所谓草者，柳叶、茅、栗之属。且畀刈凡草入之。县志有云：宁采安化草，不买新化好。言新化真茶，尚不如安化草之易售。上冬，拆库存陈茶一封试看，果皆草也。山、陕商贩不能办真茶，即高价所采，亦多是粗叶，亦搀有杂草。但得真茶七八分，即称上品。至新芽初出，如谷雨前摘者，即小淹亦难得。每斤黑茶，至贱亦非二三百文，不可得也。

近时，海口畅销红茶。红茶不能搀草，又必新出嫩芽，始能踩成条索，其价亦实较行销西北之茶贵可数倍。此次湖茶之图畅销西北，盖以头茶、二茶、新嫩、阳芽均售海口；而三茶及剪园茶无可销之路，不若仍作黑茶，可以获利也。除安化茶不计外，湖南、北、江西之茶，何可胜纪。如果黑茶销路通畅，即头、二番新茶亦有改作黑茶者。即安化现作红茶出售者，亦将渐改黑茶。而海市一日不绝，茶利亦一日不绝，中土之利也。

陕西销茶之多，非尽销之陕境，盖侵入甘境出口者实多。本地所销之茶，不过香片、珠兰等等名色，未成封者(此未做成封之茶，乃私茶也)。其价每斤贵至数钱，分上、中、下三等完厘。以成本计之，盖较包茶、砖茶为轻矣。其已做成封之茶，则无所分别，只能按引抽厘，照正杂课计之，每引已暗减数钱，又奏减湖南、北厘银十成之八，本尚不重耳。注754

资江流域，为湖南黑茶之主要产地，而小淹尤为茶市之中心，宗棠早岁居此八年，耳熟能详，不谓晚年乃犹得本所知识，施诸西北茶务也。

案经清廷核准，即于同治十二年(1873)起实行。综括宗棠之办法，为以票代引，减定课额，随票完纳，沿途各省验票放行，不再征税。每票配茶五十引，计成封正茶四千斤，每一百斤为一包，分装四十包；另加副茶每包二十五斤，凡一千斤，以备弥补诸种损失。每票征税银一百五十两，厘金七十二两，是为往时正杂两课之和，后又加厘金二十一两六钱，于是甘肃境内之官茶，每票合缴税厘二百四十三两六钱。运销新疆，先于过肃州出境时，每票加征厘金二十两(嗣经茶商呈奉宗棠核准，改在哈密交纳)，抵新后，另征每票税银八十两，后又加厘金二十两，于是新疆境内之官茶，每票合缴税厘三百六十三两六钱。此第一次所发茶票，凡八百三十五张。领票者，仅有东柜与南柜，而尤以南柜为多。南柜领袖为湖南籍道员朱昌琳。结果在甘肃省库，诚获得二十万三千四百零六两之收入，在茶商则以销路未能如宗棠理想中之畅遂，赔累不堪。其故自因战后地方元气未复，与夫湖南人士不善经商，而最大之症结，仍在走私之猖獗。在陕甘境内，虽稽缉甚严，然穷山僻径，随处可通，不但兰州以东，尽领私茶，即在甘州、凉州亦多侵灌；在归化方面，则官吏受每年数万元陋规之诱惑，更坐视私茶经过蒙古草地，再运新疆之古城子，源源不绝，宗棠亦无如何也。注755

秦翰才著。写成于1949年初，历时十几年，四易其稿，是首部系统研究左宗棠的专著。为撰写《全传》，作者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前人著作，引用书目多达360余种，在已有的左宗棠研究著作中，无能出其右者。为了查找史料，有一段时期，秦翰才先生在上海鸿英图书馆将《申报》从创刊号始至左宗棠逝世止十多年的报纸逐日翻阅一过，而书中引用的《申报》材料不过十数条。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极可称道的。总之，《左宗棠全传》足可作为学界进一步研究的基石。《左宗棠全传》以治军理政为中心，全面评述了传主的一生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