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十七
十七
察尔斯基伯爵家七点半钟开饭。吃饭用的是一种聂赫留朵夫从未见过的新办法。菜都先摆在桌上，摆好后仆人退出餐厅，吃饭的人就自己动手取菜。男人们摆出男子汉气概，不让太太们过分劳累，毅然承担起给太太们和自己分菜斟酒的重任。吃完一道菜，伯爵夫人就按一按桌上的电铃，仆人就又悄没声儿地走进来，迅速地把用过的菜碟收走，再端来下一道菜。菜肴很讲究，酒也很高级。在灯火通明的大厨房里，法籍厨师正带着两个穿白衣服的下手做菜。吃饭的有六个人：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的儿子——一个脸色忧郁、双臂搁在桌上的近卫军军官，聂赫留朵夫，法籍女朗诵员和从乡下来的伯爵家的总管。
餐桌上也谈到那场决斗。大家说起皇上对这事的态度。大家知道，皇上很怜悯死者的母亲，大家也都很为她难过。不过大家又知道，皇上虽然很同情母亲，但又不愿严办身为军人的凶手，因此大家对身为军人的凶手也就宽大为怀。只有察尔斯基伯爵夫人敢想敢说，无所顾忌，对凶手作了谴责。
“他们这样喝酒胡闹，会把一个个好端端的青年都打死的，我说什么也不能原谅他们，”她说。
“你这话我可不明白了，”伯爵说。
“我知道，我说的话你总是不明白的，”伯爵夫人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人人都明白，就是我的丈夫不明白。我说我很为做母亲的难过，我不愿看到一个人杀了人还扬扬得意。”
到这时一直保持沉默的儿子开始为凶手辩护，反对母亲的意见，粗声粗气地向她证明，他身为军官非这样做不可，要不然同事们将批评他，把他驱逐出团。聂赫留朵夫听着，没有插嘴。他当过军官，对小察尔斯基的理由虽不加认可，但是能够理解。他还情不自禁地拿杀人的军官，同监狱里那个因殴斗误伤人命而被判苦役的漂亮青年农民进行比较。两人都是因喝醉酒而打死人。那个农民在火头上打死人，就此抛下妻儿，离开亲友，戴上脚镣，剃了阴阳头，去服苦役；而那个军官却坐在漂亮的禁闭室里，吃着上等伙食，喝着上等美酒，看看书，而且早晚一定会获得释放，又可以象原来那样过活，甚至更受人注意。
他把心里的想法都说了出来。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开头同意外甥的话，后来却不作声。其他的人也是这样。聂赫留朵夫才发觉他讲这些话是失礼的。
晚上，吃过饭以后，大厅里象开会似的摆着几排雕花高背椅，桌子后面放着一把圈椅，旁边有一个茶几，上面放着玻璃水瓶，那是给讲道的人饮用的。外国人基泽维特将在这里讲道，听的人纷纷来到。
大门口停着许多华贵的马车。在摆设讲究的大厅里，坐着许多身穿绸缎、丝绒和花边衣服的贵妇人，她们头上戴着假发，腰身勒得很细。在贵妇人中间坐着一些男人，有军人，有文官，还有五个老百姓：两个扫院子的、一个小店老板、一个听差、一个马车夫。
基泽维特体格强壮，头发花白，说一口英语。一个戴夹鼻眼镜的瘦姑娘又快又好地替他翻译。
他说我们的罪孽这样深重，将要受到的惩罚又这样严厉而且无法逃脱，因此不能坐等惩罚临头。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我们只要想想我们自己，想想我们的生活，想想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怎样生活，我们怎样触怒仁慈的上帝，致使基督受难，我们就会明白，我们不可能得到宽恕，我们没有出路，我们不可能得救，我们大家注定要灭亡。灭亡是可怕的，永恒的磨难在等着我们，”他用哆嗦的带哭的声音说。“怎样才能得救哇？兄弟们，怎样从这场可怕的烈火中得救哇？烈火已经包围了房子，没有出路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眼泪真的沿着脸颊滚滚而下。八年来，每当他讲到这个他十分得意的地方时，总会感到喉咙哽塞，鼻子发酸，眼泪夺眶而出。眼泪一出来，他自己就更加感动。房间里响起了一片哭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坐在一张细工镶嵌的小桌旁，两手抱住脑袋，肥胖的肩膀不住抖动着。马车夫惊奇地瞧着这个德国人，仿佛他正赶着一辆车，车杠眼看就要撞到德国人身上，而德国人却不肯让开。多数人坐的姿势跟察尔斯基伯爵夫人一样。沃尔夫的女儿，相貌很象父亲，穿着一件时髦的连衣裙，双手摀住脸，跪在地上。
口若悬河的讲道人突然容光焕发，露出那种象演员表示欢乐的可以乱真的微笑，声音温柔甜蜜地说：
“现在有救了！这是一种轻松愉快的拯救。这种拯救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为我们流了血，他情愿为我们受苦受难。他的苦难，他的鲜血拯救了我们。兄弟姊妹们！”他又带着眼泪说，“让我们来感谢上帝吧，上帝为了替人类赎罪而献出了他的独生子。他的宝血……”
聂赫留朵夫感到十分恶心，就悄悄站起来，皱着眉头，忍住羞愧的呻吟，踮起脚尖走出大厅，回自己的房间去——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