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三十一
三十一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预定七月五日出发。聂赫留朵夫准备在那天跟她一起走。动身前一天，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和姐夫一起进城来，同弟弟再见一面。
聂赫留朵夫的姐姐娜塔丽雅比弟弟大十岁。他的成长多少受到她的影响。他小时候，姐姐很喜欢他。后来，在她快出嫁时，他们特别谈得来，简直象同龄人那样投契，虽然她已是个二十五岁的姑娘，他还是个十五岁的少年。当时她爱上弟弟的朋友尼科连卡，后来尼科连卡死了。姐弟俩都爱尼科连卡，因为他们都具备四海一家的博爱精神。
后来他们俩都堕落了：他到军队里服务，沾染了不良习气；她嫁了人，但她只在肉体上爱丈夫，而她的丈夫对她同弟弟以前认为最神圣最宝贵的一切不仅不喜爱，甚至不理解他们的感情，还把她原来作为生活目标的追求道德完善和为人们服务的志向，说成纯属虚荣心作怪，想在人家面前出风头。
娜塔丽雅的丈夫拉戈任斯基没有名望，也没有产业，但是个手腕灵活的官场老手。他周旋于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随机应变，左右逢源，尽量利用此时此地能给他的生活带来最大利益的那一派。不过，他在司法界飞黄腾达，步步高升，主要是依靠某种能博得女人欢心的特殊本领。他在国外认识聂赫留朵夫一家时，年纪已经不很轻了。他使年纪也不算太轻的姑娘娜塔丽雅爱上他，几乎违背她母亲的心意同她结了婚。她母亲认为这门亲事不是门当户对。聂赫留朵夫憎恨姐夫，虽然竭力克制这种情绪，避免想到这一点。聂赫留朵夫所以对姐夫反感，是因为姐夫感情庸俗，目光短浅而又刚愎自用。不过，他对他反感的主要原因，还是姐姐居然会那么热烈、自私、从肉体上爱上这个精神贫乏的人，并且为了讨好他而摒弃自己的一切美德。聂赫留朵夫每次想到，娜塔丽雅就是这个浑身汗毛、秃头发亮而刚愎自用的人的妻子，心里就很痛苦。他甚至对这个人的孩子都按捺不住心头的嫌恶。每次听说娜塔丽雅要生孩子，他就会产生一种痛惜的感情，仿佛她从这个同他们格格不入的人身上又传染到了什么脏东西。
拉戈任斯基夫妇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但这次没有带来。他们在一家最好的旅馆里开了一套最好的房间。娜塔丽雅立刻乘车到娘家去，但在那里没有碰到弟弟。阿格拉斐娜告诉她，弟弟已搬到一个带有家具的公寓里。娜塔丽雅到那里去找他。在光线昏暗、恶臭难闻、白天也点着灯的走廊里，一个肮脏的茶房告诉她，公爵不在家。
娜塔丽雅想到弟弟房间里，给他留一张字条。茶房就领她去。
娜塔丽雅走进他的两个小房间，仔细观看了一下。她处处都看到她所熟悉的那种整齐清洁，但同时发觉房间里的陈设简朴得使她吃惊。她看见写字台上放着那个镶有铜狗的吸墨纸床，还有几个文件夹、一些纸张和文具、几本《刑法典》、一本英文的亨利·乔治的著作和一本法文的塔尔德的著作，书里还夹着一把她所熟悉的弯曲大象牙刀。
她在桌子旁写了一张字条，要他务必到她那里去一次，而且今天就去。她对眼前的景象摇摇头，就回旅馆了。
娜塔丽雅现在关心弟弟的两件事：一件是他要同卡秋莎结婚，这是她在她居住的城里听到的，那里对此事议论纷纷；另一件是他要把土地交给农民，这事也尽人皆知，而且被许多人看作危险的政治行为。他要同卡秋莎结婚，娜塔丽雅一方面有点高兴。她欣赏这种果断行为，因为看到了她出嫁前他们姐弟俩的本来面目，但一想到弟弟竟然要同这样一个下贱的女人结婚，又感到不寒而栗。后面这种感情要强烈得多，她决定竭力去影响他，劝阻他，虽然知道这是极其困难的。
至于他打算把土地交给农民，那件事她并不怎么关心。但丈夫对此却十分愤慨，要她劝阻弟弟。拉戈任斯基说，这种行为是轻举妄动，自我欣赏；它没有任何意思，只能被认为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
“把土地交给农民，租金也归农民使用，这究竟有什么意思？”他说。“要是他真想这样做，他尽可以通过农民银行把土地卖出去。这样还说得过去。总之，这种行为近乎精神失常，”拉戈任斯基说，心里已经在考虑聂赫留朵夫需要有个监护人。他要妻子务必同弟弟认真诚谈他这个古怪的意图——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