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三十四
三十四
包括玛丝洛娃在内的那批犯人定于三点钟从火车站出发。聂赫留朵夫要等他们从监狱里出来，跟他们一起到车站，就准备在十二点以前赶到监狱。
聂赫留朵夫收拾行李和文件时，看到日记，就停下来重新阅读最近写的几段话，“卡秋莎不肯接受我的牺牲，情愿自己牺牲。她胜利了，我也胜利了。我觉得她的心灵在发生变化，我不敢相信，但很高兴。我不敢相信，但我觉得她在复活。”接下去还有这样一段话：“遇到一件很痛苦又很快乐的事。听说她在医院里不规矩。我顿时感到十分痛苦。没想到我会这么痛苦。我跟她说话又嫌恶又憎恨，但我立刻想到自己，我痛恨她的那种事我自己做过多少次，直到现在还有做这种事的念头。我顿时讨厌我自己，同时又可怜她。这样一来，我心里就舒畅了。只要我们能经常及时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①，我们就会变得善良些。”他在今天的日记里写道：“去娜塔丽雅家。由于自满而变得不善，凶恶，至今心里沉重。可是有什么办法？明天起开始过新生活。别了，旧生活，永别了。百感交集，但理不出一个头绪。”——
①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早晨醒来，头一个感觉就是悔不该跟姐夫吵架。
“就这样走掉可不行，”他想，“应该去向他们赔个不是才对。”
但他看了看表，发觉已经来不及了。他得赶紧动身，才不会错过那批犯人离开监狱的时间。聂赫留朵夫匆匆收拾好行李，打发看门人和费多霞的丈夫塔拉斯——他随聂赫留朵夫一起出门，——把行李直接送到车站，自己雇了一辆首先遇到的出租马车，直奔监狱。流放犯的那列火车比聂赫留朵夫搭乘的邮车早开两小时，因此他把公寓房钱付清，打算不再回来。
正是炎热的七月天气。街上的石头、房屋和铁皮屋顶经过闷热的夜晚还没有凉下来，又把余热发散到闷热的空气里。空中没有风，即使偶尔起一阵风，也只会带来充满灰尘和油漆味的又臭又热的空气。街上行人稀少，那少数行人也都竭力在房屋的阴影里行走。只有皮肤晒得黧黑的修路农民坐在街道中央，脚上穿着树皮鞋，用铁锤把石子砸到热砂里。还有一些脸色阴沉的警察，身穿本色布制服，挂着橘黄色武装带，没精打采地换动两脚站在街心。还有一些公共马车丁丁噹噹地在街上川流不息，车厢向阳的一面挂着窗帘，拉车的马头上戴着白布头罩，两只耳朵从布罩孔里露出来。
聂赫留朵夫坐车来到监狱，那批犯人还没有出来。在监狱里，从四点钟起就开始移交和验收犯人。这工作很紧张，到现在还没有结束。这批流放的有六百二十三名男犯和六十四名女犯，都得按名册一个个核对，把有病的和体弱的挑出来，统统移交给押解队。新来的典狱长、两名副典狱长、一个医师、一个医士、一个押解官和一个文书，都坐在院子里靠墙阴凉处的一张桌子周围，桌上放着公文簿册和办公用具。他们逐一报出犯人名字，一个个进行审查，问话，登记。
现在桌子已有一半晒到阳光了。这里很热，没有风，站在周围的犯人又不断吐出热气，弄得更加闷热难受。
“怎么搞的，简直没有个完了！”押解官又高又胖，脸色红润，肩膀耸起，胳膊很短，一面不住地吸烟，从小胡子里吐出一团团烟雾，一面说。“可把人累死了。你们这是从哪儿弄来这么多人？还有好多吗？”
文书查了查名册。
“还有二十四个男的和几个女的。”
“喂，怎么不动了，过来！”押解官对那些挤在一起还没有验过身分的犯人吆喝道。
犯人们已站了三个多小时队，头上太阳直射，又没有地方遮蔽。
这项工作是在监狱里进行的，大门口照例站着一个持枪的哨兵，还有二十辆光景的大车停在那儿，准备装载流放犯的行李和体弱的犯人。街道转角处站着一批犯人的亲友，等待犯人出来再见一面，要是可能的话，再说几句话，递给他们一点东西。聂赫留朵夫就挤在这批人中间。
他在这儿站了将近一小时。门里终于响起了铁镣的哐啷声、脚步声、长官的吆喝声、咳嗽声和人群低低的谈话声。这样持续了五分钟光景。在这段时间里，几个看守在小门里进进出出。最后传出了口令声。
大门隆隆地打开来，铁镣的哐啷声更响了。一大批穿白军服掮枪的押解兵走到街上，在大门外整齐地排成一个圆圈，显然这是他们干惯的事情。等他们站好队，又传出了一声口令。男犯人头发剃光，头上戴着象薄饼一般的囚帽，背上背着袋子，两人一排，困难地一步步拖着脚镣走出来。他们一只手扶住背上的袋子，另一只手前后摆动。先出来的是苦役犯，都穿着灰色的长裤和囚袍，囚袍背上缝着一块标志苦役犯的方布。他们当中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瘦的，有胖的，有白脸的，有红脸的，有黑脸的，有留小胡子的，有留大胡子的，有不留胡子的，有俄罗斯人，有鞑靼人，有犹太人，个个都哐啷啷地拖着铁镣，拚命挥动一条胳膊，仿佛要走到远处去，但走了十步光景就停住了，听话地四人一排，依次站好。随后，大门里又涌出一批剃光头的男犯。他们也穿着囚服，但没有戴脚镣，只是每两人用一副手铐锁在一起。这是流放犯……他们同样迅速地走出来，站住，四人一排站好队。然后是各村社判处的流放犯，再后面是女犯，也按同样的次序，先是穿灰色囚袍、系灰色头巾的女苦役犯，然后是女流放犯，以及穿城里服装或者乡下服装自愿跟随丈夫一起流放的女人。有几个女犯手里抱着娃娃，用囚袍的前襟包着。
跟女犯一起走的还有一些孩子，包括男孩和女孩。这些孩子象马群里的小马一样，夹在女犯中间。男犯们默默地站在那里，只偶尔咳嗽几声，简短地说一两句话。但女犯的队伍里却话声不断。聂赫留朵夫自己觉得看见玛丝洛娃出来，但后来在人群中又找不到她了。他只看见一群灰色的生物，丧失人类的特征，而那些排在男人后面、带着孩子和袋子的女犯，更是丧失了女性的特征。
尽管在监狱的围墙里已清点过全体人犯，押解兵又重新点了一遍人数，核对了一下。这次清点花的时间特别多，因为有些犯人走来走去，影响了清点工作。押解兵破口大骂，把犯人推来推去。犯人听凭摆布，但怒形于色。押解兵重新点了一遍。等到重新清点完毕，押解官又发出一声口令，人群里顿时骚乱起来。那些身体虚弱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争先恐后地往大车那边跑去，先把袋子放到车里，然后爬上车去。接着爬上车去就座的有抱着啼哭的奶娃娃的女人，兴高采烈地抢着座位的孩子和脸色阴郁、神情沮丧的男犯。
有几个男犯脱下帽子，走到押解官跟前，请求他什么事。聂赫留朵夫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要求坐车。聂赫留朵夫只看见押解官一言不发，也不看要求的人，只顾自己吸烟，后来忽然对那犯人挥动他的短胳膊，那犯人怕挨打，慌忙缩起光头，拔脚跑开。
“我要叫你尝尝当贵族老爷的滋味，好让你一辈子记住！
走着去！”押解官嚷道。
只有一个戴脚镣的颤巍巍高个子老头得到押解官的准许。聂赫留朵夫看见他脱下薄饼般囚帽，画了个十字，向大车走去，可是他那衰老的腿拖着锁链，爬了好久都爬不上车。
幸亏车上有个女人抓住他的一只手，总算把他拉上去了。
等那几辆大车都装满袋子，被允许乘车的人在袋子上坐好，押解官才摘下军帽，用手绢擦擦前额、秃头和又红又粗的脖子，然后画了个十字。
“全体，开步走！”他喊着口令。
士兵们肩上的枪铿锵作响。犯人们脱下帽子，有几个用左手画着十字。送行的人大声叫嚷，犯人们也大声叫嚷着回答。女人中间有的号啕大哭。整个队伍就在穿白军服的士兵包围下走动起来，脚上的锁链扬起了尘土。带头的是士兵，后面是戴脚镣的犯人，四人一排，然后是流放犯，然后是村社农民，每两个人铐在一起，然后是女人。后面是装着行李和身体衰弱的人的大车，其中一辆车上有一个女人，裹紧衣服，不住地尖叫和号哭——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