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第十六
本篇导读
本篇以公平命名，主要是阐述君王处理政事，贵在公正平允。太宗强调官员处事不公，奸邪之徒就有机可乘，正直的人难免受冤枉；然而官员处事公平，钻营的人就没有得逞的机会。所以圣君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而要达到公正平允，就必须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所以上君抚世，先其本而后其末，顺其心而履其行。心情苟正则奸慝无所生，邪意无所载矣。可以说政治教化是推行至公之道的关键，如此久而久之，吏治与社会风气就会焕然一新。
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共怨前官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1。』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2。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3。故知君人者4，以天下为心，无私于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5，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百姓人力已奉于下，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6，岂以新故异情7？凡一面尚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问其能不能，而直言其怨嗟，岂是至公之道耶！』
1 处分之先己：比自己先安排职务。处分，分派工作、职务。
2 丹朱、商均三句：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肖，不能授以天下，于是废弃了他，而授天下给舜。舜的儿子商均也不肖，舜废弃了他，把天下传给禹。
3 管叔、蔡叔三句：管叔、蔡叔都是周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兄弟。后来挟殷纣的儿子武庚作乱，周公旦承成王之命，诛武庚、杀管叔、流放蔡叔。
4 君人：统治百姓。君，作动词，君临、统治。
5 昔诸葛孔明二句：诸葛亮为三国时蜀国丞相，故称为小国之相。
6 堪：能。
7 新故：新人、故人。即新认识的人、老熟的人。
译文
太宗刚即位，中书令房玄龄上奏说：秦王府的部下未获封官的人，都埋怨前太子东宫及齐王府的部下比自己先得到安排职位。太宗说：古时认为最公平的，是公正而没有私心。丹朱是尧的儿子，商均是舜的亲生儿子，但尧、舜废弃他们，不授予天下给他们。管叔、蔡叔，都是武王的亲兄弟，但是周公旦承受成王的命令诛讨他们。因此知道统治国家的人，要以天下为公，对人不能有私心。以前诸葛孔明，是一个小国的丞相，还是说我的心像秤一样要公平，不能对人分亲疏，何况我如今是在治理一个大国啊？我和你们，衣食来自百姓，百姓的人力已经奉献给上面，但是上面的恩惠还没有广施给下面的百姓。现在之所以选拔贤德有才的人，正是为了让百姓安定。用人只看他能不能胜任职务，怎么能因为是新认识的人或是老熟人就态度不一样？凡是见过一面的人尚且自己觉得互相亲近，何况老熟人，能一下子忘记吗？但是才能如果不能胜任，又怎么能因为是老熟人就优先任用？现在不管这些人行不行，却只是说他们埋怨，这难道是最公平的原则吗？
赏析与点评
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古时人们认为怎样才是最为公正的表现？答案就是能集公平、忠恕、无私三者于一身。简单而言，就是大公无私，以忠恕态度待人处事者便是至公。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始觉1，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2，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从之。大理少卿戴冑驳曰3：『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夫臣子之于尊极4，不得称误，准律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5；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中6。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耶7？』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冑又驳奏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太宗乃免校尉之死。
1 监门校尉：隋初有左右监门府之设，掌宫殿门禁及守卫之事。唐因之，监门校尉，即监门府的官员。
2 议：拟议。此处是论罪的意思。
3 大理少卿：即大理寺的副长官。唐代大理寺是负责判案断刑的司法衙门。
4 尊极：皇帝至高无上，称为尊极。
5 宪司：司法机关。宪，法令。此指大理寺。
6 得中：合乎法律。
7 挠法：曲解法律，破坏法治。挠，弯曲、屈解之意。
译文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曾在被召见的时候，不解佩刀便进入东阁门。出了阁门以后，走到宫门口，监门校尉才发觉此事。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拟议论罪，认为监门校尉没有发觉长孙无忌不解佩刀入宫，罪该处死。长孙无忌误带刀入阁，判处徒刑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同意这个意见。大理寺少卿戴冑驳议说：校尉没有察觉长孙无忌带刀入宫，同样是过失。臣子对于皇帝，不能称过失。按照刑律说：供奉御用汤药、饮食、舟船，发生差错不合乎制度的，都处死。陛下如果考虑他的功劳，那就不是司法机关所能议定的。如果应该依据法律，那么罚铜是不恰当的。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是国家的法律。怎么能因长孙无忌是皇亲国戚而要曲解法律呢？复令拟定处理意见。封德彝坚持最初的意见，太宗准备听从他的意见。戴冑又上奏反驳说：校尉因长孙无忌而犯罪，按照法律罪行应该较轻。如果论他们的过失，那么犯罪情节相同。但是一生一死，量刑的差别太大，我斗胆坚执请求皇上考虑我的建议。太宗才免去校尉的死刑。
赏析与点评
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太宗言明，法律并非他一人想怎样做便怎样做的法律，是整个国家的律法。可见太宗以身作则，不以天子的绝对权威凌驾于法律之上，欲建立法治精神的努力，跃然纸上。
是时，朝廷盛开选举，或有诈伪阶资者1。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冑据法断流以奏之2。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冑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冑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孝大信。臣窃为阶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1 诈伪阶资：谎报官阶和资历。
2 断：断案，判决。流：即流刑，流放遣送犯人到偏远地方服劳役。
译文
当时，朝廷大力开展选拔推荐人才，有人谎报官阶和资历。太宗命令谎报的人自首，不自首的治罪将处死刑。不久有一个谎报的人事情泄露，戴冑根据法律判处流刑并将此案向太宗报告。太宗说：我当初下诏令，说不自首的处死，现在根据法律判决流刑，这向天下表示我言而无信了。戴冑说：陛下当时就杀掉他，就是臣下所能干预的事。既然现在交给大理寺处理，臣不能违背法律。太宗说：你自愿遵守法律，却让我说话失信吗？戴冑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公布大信用的。说出的话，只是当时凭喜怒发出来的罢了！陛下一时发怒，想要杀死他。已经知道不能这样，交由法律处理，这正是忍耐小的愤怒而保持大的信用。臣私下替陛下珍惜这一点。太宗说：我执法有失误的地方，你能够纠正它，我还有什么担忧的呢？
赏析与点评
法者，国家所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法律是国家对天下万民颁布的最重要信约；而君主的话，却是一瞬间喜怒情绪的宣泄。所以，君主不能凭自己一时的情绪而破坏法律，否则就等同于摧毁国家与百姓之间的信约关系。
刑部尚书张亮坐谋反下狱1，诏令百官议之，多言亮当诛，惟殿中少监李道裕2，奏亮反形未具3，明其无罪。太宗既盛怒，竟杀之。俄而刑部侍郎有阙4，令宰相妙择其人，累奏不可。太宗曰：『吾已得其人矣。往者李道裕议张亮云「反形未具」，可谓公平矣。当时虽不用其言，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1 张亮坐谋反下狱：刑部尚书张亮为相州刺史时，迷信谶词，图谋叛乱。后被人告发，太宗大怒，杀张亮，籍没家财。
2 殿中少监：唐制，殿中监掌天子服御事务，少监是其副手。
3 反形未具：谋反的形迹尚未具备。指犯罪的证据不充分。
4 有阙：谓职位有空缺。阙，同缺。
译文
刑部尚书张亮被告发谋反罪下狱，太宗诏令百官议论处罚张亮，百官多数说张亮该杀，只有殿中少卿李道裕进奏指张亮没有具备谋反的形迹，认为他没有罪。太宗已经大怒，终于杀了张亮。不久，刑部侍郎的职位出缺，太宗命令宰相选择适当人选，但屡次上奏都不批准。太宗说：我已经找到适合的人了。先前李道裕议论张亮说谋反的形迹尚未具备，可以说是公正合理的。当时虽然没有采用他的意见，但我至今追悔不已。于是任命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初，太宗谓侍臣曰：『朕今孜孜求士1，欲专心政道，闻好人，则抽擢驱使2。而议者多称「彼者皆宰臣亲故」。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为形迹3。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4，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但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仇嫌，不得不举。』
1 孜孜：勤勉而不懈怠。
2 抽擢：选拔、提升。
3 便为形迹：谓不受拘束地办事。便，不受拘束。形迹，原意是仪容行动显于外者，此指行动办事。
4 内举不避亲二句：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一年》，意谓无论是举荐亲属，还是举荐仇嫌，只要所举荐者是贤能，则无所避讳。
译文
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我现在勤勉不懈地求取有德有才的人，专心致力于治理国家的策略，听说有好人，就提拔任用。但议论的人总是说这些人都是朝廷大臣的亲人故旧。只要你们极其公正地办事，便不必顾虑这些话，可以不受拘束地做事。古人推荐自己的人不回避亲戚，推荐外人不回避仇人，是因为所推荐的是真正贤人的缘故。只要提拔的是贤才，即使是自己的子弟以及有仇怨的人，也不能不推荐。
赏析与点评
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在推荐人才时，基于唯才是举的精神，就不必过于避嫌，若能切合需要，即使是自己的亲属，甚至是仇人，亦可以推荐。换句话说，举荐人才，按才擢拔，须大公无私，不必避嫌。
集录唐代“贞观之治”的政治法律观点和业绩的重要文献。唐吴兢撰。它分类编辑了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诤议和所上劝谏的奏疏以及唐代的政治法律设施。全书包括《刑法》、《公平》、《赦令》、《君道》、《君臣鉴戒》、《择官》、《政体》、《纳谏》等,共10卷40篇,记述了贞观年间(627—649年)唐太宗君臣“安人宁国,先存百姓”、“正身修德”等的治国思想;削减繁苛,法贵宽平,简约刑罚的立法思想和“设法与天下共之”的守文奉法的“慎杀”的司法思想。《贞观政要》中关于贞观年间的史实比《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书都较详尽,是研究唐初和中国封建政治和法律思想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