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　禁革田赋浮收

田赋自昔为吾国国库收入之大宗，亦可谓集弊害之大成。卒之，有损于民而无益于国。左宗棠于此颇有所改革，而以湖南启其端。

咸丰四年(1854)，湖南谷贱银贵，而田赋之额外课求尤剧，人民穷于完纳。湘潭一县，平时每年可收粮米银四五万两，至是仅收四千两左右。士人周焕南诣布政使呈求改善征收章程，不纳，扣交长沙县看管。既释出，复诣巡抚递呈，代表人民公意，自愿地丁每两加银四钱，漕米折色照部章每石纳银一两三钱，加纳银一两三钱，补助军需，又加银四钱补助县衙门办公费用。宗棠以其法有利于人民与国库及本省军需，而无损于官也，力劝巡抚骆秉章准其议。而布政使与督粮道则以其虽无损于官，而究剥夺官之利益，多方反对，幸秉章坚持，严令湘潭县照行；至岁终，收入大旺，竟达十余万两。湘潭漕折最重者，向恒以钱二十五千文纳一石，今乃改为钱三千八百文纳一石，若市价米每石钱二千文，则除即以二千文归国库外，其余以一千文充本省军饷，八百文充本县使用，所谓民减赋而国用增者此也。嗣长沙、善化等县士绅皆起而援例请求。宗棠由是佐秉章就其他各县斟酌情形，陆续依此方针改定。八年(1858)四月，代秉章草奏《沥陈湖南筹饷情形》一折，记其事甚详，可见当日田赋之弊害何在，亦可见禁革之方法何在：

湖南各属钱漕科则，原为轻减。近时民间艰于完纳，不但难期年清年款，并有逋欠数年未能完纳者。臣察访各属情形，虽受弊之轻重不同，而究其致弊之原，不外官吏之浮收与银价之翔贵而已。州县廉俸无多，办公之需全赖钱漕陋规，稍资津贴。缺分之优瘠，即视陋规之多寡为衡。此东南各省所同，不独湖南一省为然，湖南亦不独今日为然也。沿袭既久，逐渐增加。地丁正银一两，民间有费至数两者。漕米一石，民间有费至数石者。款目繁多，民间难以折算，州县亦难逐一清厘，一听户粮书吏科算征收。包征包解，不餍不止。每遇完纳银米，整数之外尚有奇零，则一并收作整数。如一分一厘则收作二分，一升一合则收作二升之类，名曰收尾。小户穷民，尤受其累。未完纳之先，有由单，由单有费。既完纳之后，有串票，串票有费。其完纳稍迟者，粮书先时借垫，计息取偿，多至数倍。官为出差催追，名曰揭差。每一揭差下乡，则一乡为之震耸。此弊之原于官吏，害及于民，而小户为尤甚者也。官吏既视钱漕为利薮，刁衿、劣监即从而挟持之，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人数多者，一县或至数十人，名曰漕口。少不遂意，则阻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砌词控告。甚至纠聚多人，闯署殴吏，酿成事端。州县于开征之时，必先将此辈笼络安置，而后可期无事。此弊之原于刁衿、劣监，官吏受之，其害仍及于民者也。从前银价，乾隆、嘉庆年间，每银一两，易钱一千文。道光初年，每银一两，尚止易钱一千三四百文。自后渐次增长至二千文。近更增至二千三四百文。农民以钱易银，完纳钱漕，暗增一倍有余之费。咸丰元、二、三、四等年(18511854)，钱粮之多民欠，实由于此。迨五年(1855)秋后，收成稍稔。每谷一石，仅值钱四百余文，尚苦无从销售。农民以谷变钱，以钱变银，须粜谷五石，始得银一两。计有田百亩，可收租谷百石者，非粜谷二十石，不能完纳钱漕。农末俱困，群情汹汹。臣与司道熟商，严饬各州、县将钱漕宿弊，大加厘剔。谕以事理，晓以利害，严禁吏胥、衿棍扰索把持，许地方公正晓事士绅条陈积弊，设局稽查，民情翕然称便。惟各州、县缺分不同，钱漕章程向来不一。如必尽革州、县陋规，丝毫不许多取，则办之无资，廉谨者无所措手足；其不肖者反将以此借口，别开巧取之端，更为国计民生之害。如必明定章程，许其每银一两，每漕一石，收银若干，又恐官吏视为定章，久之或于定章之前复有增加，弊与今等。且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设刁劣士民本其挟持官吏之心，执厘弊之新章，指为滋弊之创举，则告讦日繁，其势不至胁官吏以取偿于农民不止。如不厘定征收之额，又恐乡民无所适从，征收未能划一，弱者必仍为胥吏所欺，强者或借此以遂其刁抗之计，是欲除弊而反以滋弊也。臣反复图维，不难于立法以救一时之弊，实虑于救弊之法，复增一作弊之端。正踌躇间，适各县士民纷纷赴省具呈，自拟款目，以为征收之准。臣察其官民相安者准之，未协者驳之，俟其适中而后准之，数月之间，大致略定。后察州、县之不能切实遵行者撤之，不法吏胥及刁劣士绅之阻挠者责革而痛惩之。其不安本分士绅欲借厘剔宿弊之举，为臣建祠泐石，希图敛费者，亦严斥而痛绝之。自五年(1855)以来，湖南钱漕，始有起色。而元、二、三、四等年(18511854)民间积欠，率皆踊跃输将。国库不致虚悬，军储不至束手，州、县办公亦不至十分拮据。而农民则欢欣鼓舞，举数十百年之积累，一旦蠲之，稍后苏息矣。现在各属田价渐增，农安畎亩，无复盼盼之意。向之借钱漕聚众，动辄闯署殴吏者，自厘定新章以来，绝无其事。

按湖南全省田赋，就漕米言，凡十五万石；假定统照每石加银一两三钱计，每年可增收银十九万余两。是诚于军需大有裨益，而在民间则得减赋数百万矣！注705

其后，宗棠至浙江，至福建，均参照湖南之原则，重订征收田赋办法。所不同者，在湖南系由各县士绅自行拟请，在浙、闽则由官厅主动核办，而其目的亦纯在纾民力，不尽为济军需。

宗棠在浙时，尝就杭州省城，设清赋局，注706其于禁革田赋与浮收或陋规，经确定者：

(一)温州府属每年实减轻人民负担钱四万零五百余千文，米三百余石。注707

(二)绍兴府属每年实减轻人民负担钱二十二万一千四百二十千文，米三百六十一石。注708

(三)宁波府属每年实减轻人民负担钱十万四千八百七十千文，米八百六十七石。注709

去浙后，经后任浙江巡抚马新贻，照宗棠原案奏准者：

(一)金华府属每年实减轻人民负担钱十五万六千一百余千文，米五百二十余石。

(二)衢州府属每年实减轻人民负担钱十万二千九百余千文，米六十五石。

(三)严州府属每年实减轻人民负担钱六万一千九百余千文。

(四)处州府属每年实减轻人民负担钱六千八百余千文，洋银八千二百余元，米一百二十余石。注710

其原有绅户民户之分，(亦称大户与小户。如山阴、会稽、萧山诸县，每正耗一两，绅户仅完银一两六分至一两三四钱止。民户则有完至钱二千八九百文或三四千文者。彼时银价，大约每两合钱一千三百文。是民户所完，约自二两至三两，相差竟至一倍。)一律废除，以期平等；又原有纳银、纳钱之别，一律改为纳银，俾免彼此出入。注711

然浙江人民所受田赋之苦累，不仅为浮收，尚有浮额。大抵东南数省田赋，皆较他省为重。就中在江苏，尤以苏州、松江、常州、太仓三府一州为甚。在浙江，尤以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属为甚。此本最不公允。且民力不胜负担，惟有尽情拖欠；官吏无法征收，惟有报荒减免。故太平军既平定，江苏之三府一州田赋，率先由李鸿章奏准核减三分之一。浙江之三府属，亦由宗棠议减三分之一。此种减赋，受其益者，自为业主；然为佃农者，其后皆得减租，故未尝不同受其惠。又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属额征漕米，每年原为一百零三万数千石。宗棠调查结果，知州县浮收于人民者，不啻倍蓰。如交折色者，初收每石已在六千余文，嗣后逐渐增加至折收一石，照时价约合两石有奇。其交本色者，每石加六七斗至八九斗不等。剥削之苛如此。故宗棠之主张，一面减浮额，而同时亦减浮收。鸿章《请减苏松太三府属漕额》原奏为一时名作，但不载《李文忠公全集》，盖冯桂芬所代拟也。兹将宗棠《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兼及浮收及陋规)大概情形折》移录之：

查杭、嘉、湖三府漕粮之重，与江苏苏、松、太等。苏、松、太既议减三分之一，则杭、嘉、湖亦宜仿照办理。就杭、嘉、湖三属征粮科则言之，又以嘉、湖为重，杭州次之。就嘉、湖两府言之，又以归安、乌程、嘉善、嘉兴、秀水为最重，平湖、海盐、桐乡、石门、德清次之，长兴、武康各属又次之。杭属临安、於潜、昌化、新城等县山多田少，较之嘉、湖，粮赋固轻，出产亦远逊也。尝考杭、嘉、湖三属赋重之由，始于宋季贾似道之官田，元代因而增之。明初张士诚据姑苏，兼有嘉、湖各郡，明祖平张士诚，遂用其租籍收粮，已而又括官田之粮均之民田。层递加增，民困独甚。我朝定鼎以来，康熙中免三分之一者一年，全免者一年。雍正六年(1728)，又减嘉、湖二府额赋十分之一，计银八万一千余两。中间偶遇水旱偏灾，无不随时蠲缓。厚泽深仁，有加无已，故民力得以稍纾。至乾隆、嘉庆年间，家给人足，曾历办全漕。道光癸未(1823)、辛卯(1831)以后，两次大水，民间元气大伤。赋重之处，未能全漕起运，遂岁报灾歉，蠲缓频仍。然朝廷虽屡沛殊恩，而小民未尽沾实惠。盖一县之中，花户繁多，灾歉蠲免，悉听经书册报。世家大族丰收者，亦能蠲缓；编氓小户被歉者，尚或全征。且大户仅完征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迟至廒满停收，即须改征折色，每石价至五六千文不等。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不足。官吏征收不善，小民咨怨有词，故闹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然州县浮收，亦非能尽饱私囊也。从前河运之时，旗丁需索帮费，如咸丰初年，每兑漕一石，除给报部漕截银三钱四分六丝外，尚须由州县贴给费钱千文。帮费一日不清，帮船一日不开。州县惟恐有误运期，不得不浮收以填谿壑。而小民苦于苛敛，弱者日受追呼，桀者或从中持之，因而窜入大户。以致小户日少，大户日多；旗丁之索费日重，州县之亏项日积。民以完漕为苛政，官以办漕为畏途，积弊相因，官民交困。咸丰二年(1852)，改行海运，每石连商船水脚及南北用款，统计约需银八钱有零。曾奏准以给帮丁漕截抵支水脚。其不敷之项，按各州县帮费重轻，酌提解省津贴，自七钱至四钱不等，较河运之时，已为节省。兹奉恩旨，敕议核减漕粮，将举数百年积困而纾之崇朝，固三郡群黎所呼吁祈祷而不得者，臣等躬逢盛世，若不博访利弊之所在而悉心参酌，衷诸至当，以规永久，不独无以副朝廷旷古未有之隆施，亦何以慰草野久困思苏之至意。谨就现在漕务应行筹办大概情形，列为四条，敬为我皇上陈之：

一曰减正额。浙省杭、嘉、湖三属额征漕白，改漕，南匠行月等米，共一百一十余万石。征粮之则，大小不同；即浮额之粮，亦多寡不一。现须分别量减，自应先去浮额之甚，以除轻重不均之弊。拟各按上、中、下赋则，分别定数。如每亩征米一斗一升以上至一斗八九升者，为上则。自六升以上至不及一斗一升者，为中则。不及六升者，为下则。按科则之重、轻，分别核减。总期于额征数目，酌减三分之一，庶科则定而减数因之而均也。

一曰减浮收。向来收漕加耗，每石自一二斗至七八斗不等，各视花户贵贱强弱，以定收数多寡。今额漕既经减定，则浮收之款岂可任其因仍。惟州、县办漕，有修仓、搭棚、纸张、油烛之费；有仓夫、斗级、漕记、差役饭食之费；有内河运米交兑夫船耗米之费；有交米书役守候之费。一切用款甚巨。且收漕交兑，相隔一二月，风晾搬转，亏折必多，不能不于正漕之外，酌留运费，以资津贴。应俟查明各州县用项，由外核实办理。其向来加米、加价、勒折诸弊，自核定之后，概行裁革。绅民一律均收，不得再有大户、小户之分，庶谷禄平，而公私因之而利也。

一曰筹运费。浙省向办海运，每石需费约银八钱。除向给帮丁漕截银三钱四分六丝抵支外，尚不敷银四钱五分零。现正额浮收概行分别核减，自未便再由州县议提津贴。拟请将海运经费每石定以八钱为额，除支漕截外，不敷之款另行筹足。查浙漕如照统减三分之一，每年起运之米不过六十万石上下，漕截一款不另核减，计可余银十余万两。又节省给帮本折行月经费食米变价，可得银十二三万两。又屯田租息及节省帮弁廉俸，可得银数万两。统计将及数十万两，足抵海运经费。至所动正款八钱，按年将动用款目据实奏给，应请毋庸造册报销，以归简便。并不得逾八钱之数，以示限制。庶浮费裁而上下因之而利也。

一曰裁陋规。向来州县收漕，一切陋规极为繁杂。此次核定新章，应令各州县据实查明，开折呈送，分别裁减，庶弊窦清而漕政因之而肃也。

嗣后非实在旱潦，不得再报灾歉。即实在民欠，亦不得再报垫完。而近数十年相沿陋习，亦可除矣。可否仰恳皇上天恩，俯准将杭、嘉、湖漕粮统减三分之一，出自圣裁。至海运经费，每石向只支销漕截银三钱四分六丝，此次请以八钱作为定额，与部案不符。惟查商船水脚及南北用费，每石实需银八钱。其余不敷之项，皆系各县津贴。此时不将津贴一项裁革，则虽有核减之名，仍未能得核减之实。故不得不据实沥陈，吁恳圣恩准于漕截并行月屯租各项下照数动支，庶漕弊可以尽革。注712

宗棠赴福建后，由新贻与布政使蒋益澧按照户部议准于三十分中减去八分之意旨，完成其工作：正额除南匠米石收支相埒，并无赢余，不另议减外，其余实减三十分之八，即于一百万零四百石内减去二十六万六千七百石。浮收共减至米四十八万六千余石，钱二十四万七千余千。支运费即尽以漕项筹抵，不另动支正款，陋规即除办漕必不可省之费酌以余耗留用外，其余名目一概裁汰，计共裁银四十余万两，合米二十六七万石，均分别造册存案勒石。并规定漕粮概完本色，绅民一律征收，不得再有大小户名目；其有情愿完折色者，按照市上米价，随时完银，不能完银者亦照市价随时合米，悉听民便。惟以米合银，两浙情形不同，银价低昂无定。当日定价已有每两一千五百文至一千七八百文不等，仍不免酿成多少纠纷。注713

宗棠对于福建田赋，未及举办清丈，仅从事整理征收。其经过有可得而述者：

(一)查得福建自咸丰三年(1853)以后，上、下各府屡被贼扰。征册毁失，花户应完钱粮，官既无从稽考，但责成书吏征收。书吏又但以历年所收分数比较，偶有盈余，亦匿不交出。民间知征收之权在书吏，完纳时仅取书吏收条，不问官厅串票。于是有飞洒、诡寄诸弊，书吏得任意浮收，强者任其抗延，弱者肆其恐吓。官民交困，为害无穷。宗棠乃就每一府州，各按所辖厅、县经征地丁粮米向章，连耗余征收若干，出示勒石，以便永远遵守。其征册毁失者，并饬一律清查补报。

(二)查得征收之弊虽除，然摊捐各项如不为设法弥补，则州县之苦累未已。其借端浮收，仍有不可得而禁者。盖摊捐有关报部者，有由外销者，有州县自行流摊者。其报部及分销者，率由养廉项下扣除。其自行流摊者，多由前后交代算抵。故养廉一项，虚有其名，从无实给。且有摊款较多，养廉尚不敷划抵者。有因款目繁多，往往事隔数年，官逾数任，未能清算者。故宗棠以为将欲轻减州县苦累，必先实给养廉，并将流摊各款分别停兑。其必不可免者，另行筹款弥补。而后经费出入，乃可约计。于是先将报部之分年摊捐，计银一百二十八万四千七两，悉数奏准豁免。其余必不可免之摊捐，每年银二万八千余两，另指的款抵支，不得再由州县分担。

(三)查得州、县苦累，尚非止摊捐一端。如上官过境，酒席有费，门包过山礼有费；上官到任，铺垫执事有费；及平时月费，节寿各款目，相沿已久，名曰陋规。上官视此为本分应得之项，州县亦视此为本分应出之项。钱粮耗余不足供，则设法巧取于民以供之。上官利其陋规，徇其情面，遇有过失，辄为隐护。州县即以此啖上官，隐相挟制，自诩能干。上官之取于州县也一，州县之取于民也十。浸至民生日蹙，仕风日下。宗棠以为一省之官吏，布政使、按察使、道、府以及佐贰、佐杂等，除廉俸外，涓滴皆非应得之款，于是悉令禁革。

(四)查得陋规禁革后，摊捐虽已有着，养廉亦经实给，然在州县办公，确仍不敷支用。而在署事人员仅支半廉者，为尤甚。于是更将出差员弁盘费、夫价及一切杂项差使，随时应给而未能预计之费，一并指定的款核给。一面复就布政使、按察使、道、府及佐贰、佐杂缺分之繁简，用费之多寡，酌定办公经费，同由指定的款内开支。注714

又福建内地各厅、州、县尚征一种粮米，就地派给各营。原定本色后改折色，于是官吏从中舞弊。向人民征收时，每石作价，高及钱五六千文至七八千文。假定银价每两合钱一千三百文，即为每石约作价银四元至六元。发给各营时，每石作价，仅合银一两一二钱，或一两三四钱。一转移间，入诸私囊者，每石少则三两数钱，多则五两数钱，殊可惊人。宗棠为规定折色一律每石作银二两，永禁浮收。注715

总之，吾国田赋，常为地方官吏财源所系。故欲整顿田赋以除民困，同时不得不补济费用，以除官困。而澄清田赋，即澄清吏治。于是可见宗棠之法固精，而其意尤精。法须因时而变，宗棠之意则千古不磨也。

甘肃田地有若干名目：为土著所有者，名名田；地为兵士垦熟升科者，名屯田；本属明代藩王，后为人民所有者，名更田；又有宋代苑马监牧场遗址，名监牧地；元代以后拨与土司之田，名土司地。其田赋即视此名目，区分轻重高下；盖甘肃田地之科则，依于历史的人为的条件，不以自然的土地状态为标准，甚不合理。赋分三种：内地各州县征银；沿边各州县征粮与草；介于内地与边地之间者，兼征银、粮草。已而频年兵燹，经界荡然；册籍损毁，渺不可考。光绪二年(1876)，宗棠命经过战事各州县实行清丈，将田地分为川地、原地、山地三等，每等又各分上中下三则，然后将原有赋额，公平比例分配，即以皋兰县为例：

川地　上上每亩摊粮三升七合　上中三升二合　上下二升七合

原地　中上每亩摊粮二升二合　中中一升八合　中下一升四合

山地　下上每亩摊粮一升　下中七合　下下四合

更次于下下者，为最下下，仅摊二合。清丈完成者，发给两联丈单：一联归官署存案，一联归业主执有。此项丈单，信用卓著，其后民间田房交易、诉讼，即以为凭证。由是赋由地生，粮随户转，富者无抗粮之弊，贫者无代纳之虞。又有可称述者：甘肃田赋总额，在回乱以前，年共四十八万余石。及经回乱，户口逃亡，宗棠为减去十四万石，暂以实征为额征，借苏民困。注716

新疆田赋，摊之于丁，正与内地各省摊丁于赋者相反。富户丁少，赋役或轻；贫户丁多，赋役反重；事理失平，莫甚于此。于此，宗棠既定全疆，乃与书帮办新疆军务刘锦棠，数其弊害而述其整理之意见：

回疆田赋，按丁征派。不均之弊，所由来矣。高宗之于回疆，令各城阿奇木、伯克总收总纳，未暇分地与丁。盖圣意在抚绥荒服，不欲纷更。而当时大臣之夙称耆硕者，均以开辟西疆为耗中事夷之举，不能无所疑义。求其洞知体要，考之襄赞者，戛戛难之。迨后因仍不改，百弊踵生。小民备受阿奇木、伯克掊削，呼诉无门。而丰镐旧家子弟西来者，多以阿奇木、伯克为鱼肉，常赋之外，需索频仍。上征其十，下征其倍，而回民乃不胜其苦。此时议开郡县，原期以内地之治治之，则一条鞭成法不可不讲。除按丁抽赋之苛而问田取赋，庶征收有定而贫富两得其平；加以平徭役，警游惰，禁侵贪，民可使富也。回民不知石数，计粮但用称子。每十称子为一石，计重一百廿五斤，合湘称则一百卅斤。愚意，上地一亩，收粮一石有余者，暂征一斗。尊论以为有合什一之制，拟每收粮十一称子者，还租一称子，是与鄙见敛从其薄相符。惟古云作法于凉，其弊犹贪。诚恐奉行之人未知寡取之意，或于还租一称子外，不免取赢，则征收过重，民何以堪。应饬善后局员加意查察。或收粮后，发给收单，如内地所发粮券式样。其粮户姓名及完粮数目，均写回字，以便认识可也。种棉之地亦照粮地，征收本色，似不如折色为便。棉地必择上腴，若照粮地征粮，愚民唯利是图，多种棉而少种谷也。

又与书帮办新疆军务张曜申其说：

南疆按地征粮，应仿古什一之制而从其宽大。约十分有余，始取其一。庶后此虽变本加厉，尚或不至痛民。至相沿之阿奇木、伯克等，只令催收钱粮，不准干预公事，以内地保正、牌头视之。按所管地方征收多寡，定其品级，给以薪水、工食。察其有犯，革黜另充，不许作为世缺。其奉公安分者，年老辞役，准其顶带终身可耳。如此，则事权不至过重，流弊自少。缠民不会汉话，不识汉字，故阿奇木、伯克等得肆其侵欺。愚意征收之先，给各户民由单，所收钱粮给予收券。所有由单内，开载某处、某户地若干，应上钱粮若干，(收券内)开载钱粮布本折若干，收讫年月。凡数目字样，皆正写汉文，旁注回字，庶简明易晓，一目了然。遇有舛误，许户民投官更正，官吏便于稽察，阿奇木、伯克等无所售其奸。

其后即由锦棠与曜负责实施。北疆田赋，先按宗棠核准迪化州知州陶模之建议，上地每亩征粮八升，中地五升五合，下地三升。嗣改定迪化、昌吉、阜康、绥来、奇台、吐鲁番、济木萨、呼图壁各属上地每亩征粮七升，中地四升，下地仍为三升；其镇西、哈密、库尔喀喇乌苏、精河各属，仍照旧章科则办理。南疆田赋，先依宗棠主张，暂按十一征收。嗣改定上地每亩征粮五升、四升不等，征草五斤；中地粮三升，草三斤；下地粮一升五合、一升不等，草二斤。至亩之面积，准以二亩合一亩，则为招徕人民计也。注717

秦翰才著。写成于1949年初，历时十几年，四易其稿，是首部系统研究左宗棠的专著。为撰写《全传》，作者参考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前人著作，引用书目多达360余种，在已有的左宗棠研究著作中，无能出其右者。为了查找史料，有一段时期，秦翰才先生在上海鸿英图书馆将《申报》从创刊号始至左宗棠逝世止十多年的报纸逐日翻阅一过，而书中引用的《申报》材料不过十数条。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极可称道的。总之，《左宗棠全传》足可作为学界进一步研究的基石。《左宗棠全传》以治军理政为中心，全面评述了传主的一生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