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经需传卷二 同人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1)。《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2)。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3)。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4)。
(1)二为同人之主。 (2)所以乃能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非二之所能也，是乾之所行，故特曰同人曰。 (3)行健不以武，而以文明用之，相应不以邪，而以中正应之，君子正也，故曰利君子贞。 (4)君子以文明为德。
《象》曰：天与火，同人(1)。君子以类族辨物(2)。
(1)天体在上，而火炎上，同人之义也。 (2)君子小人，各得所同。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1)。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1)居同人之始，为同人之首者也。无应於上，心无系吝，通夫大同，出门皆同。故曰同人于门也。出门同人，谁与为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1)。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1)应在乎五，唯同於主，过主则否。用心扁狭，鄙吝之道。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1)。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2)。
(1)居同人之际，履下卦之极，不能包弘上下，通夫大同；物党相分，欲乖其道，贫於所比，据上之应；其敌刚健，非力所当，故伏戎于莽，不敢显亢也。升其高陵，望不敢进，量斯势也，三岁不能兴者也。三岁不能兴，则五道亦以成矣，安所行焉？ (2)安，辞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1)。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1)处上攻下，力能乘墉者也。履非其位，以与人争，二自五应，三非犯己，攻三求二，尢而效之，违义伤理，无所不与，故虽乘墉而不克也。不克则反，反则得吉也。不克乃反，其所以得吉，困而反则者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1)。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1)《彖》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然则体柔居中，众之所与；执刚用直，无所未从，故近隔乎二刚，未获厥志，是以先号咷也。居中处尊，战必克胜，故后笑也。不能使物自归而用其强直，故必须大师克之，然后相遇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1)。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2)。 (1)郊者，外之极也。处同人之时，最在於外，不获同志，而远於内争，故虽无悔吝，亦未得其志。 (2)凡处同人而不泰焉，则必用师矣。不能大通，则各私其党而求利焉。楚人亡弓，不能亡楚。爱国愈甚，益为它灾。是以同人不弘刚健之爻，皆至用师也。
易学著作。魏王弼、晋韩康伯撰。是一部带有“统合儒道”思想观点的《周易》注本。全书十卷。王弼撰《略例》一卷、《上下经》注以及《文言传》、《彖传》、《象传》注六卷，韩康伯补撰《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注三卷，使之成为一个体系齐全的注本。魏晋时代，玄学盛兴，谈玄成为一种时尚。当时玄学家分为两派：一派崇尚老庄思想，完全鄙弃儒学;一派则援道入儒，企图使儒道合流。王弼是后一派玄学家的代表人物，《周易注》就是他儒道结合的玄学思想的产物。《周易》本为古人卜筮所用之书，原只有六十四卦(每卦由卦画、卦名、卦辞、爻辞四部分组成)，纯粹为一个符号系统;先秦儒家根据自己的理解撰成《易传》十篇(称为《十翼》)，与六十四卦合为一书，使之成为专谈儒家哲理的书，以后便成为儒家经典。西汉时，大多数易学家吸取了《易经》卜筮方法，融入方士术数，说以象数灾异，到了东汉便流于谶纬迷信。王弼对此不满，于是摒弃汉儒灾异、谶纬之说，以《传》解《经》，将解释卦、爻辞内容的《彖传》、《象传》分别附在诸卦之后，将论述乾、坤二卦基本思想的《文言传》分附二卦后面，恢复先秦儒家说《易》之本来面貌。然后援道入儒，以儒道结合的玄学思想体系，对六十四卦作了思辩哲理的精致解说，开了后世以义理说《易》的先河。此书颇为后世推重，魏晋以后说《易》者多从之。版本很多，主要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以及《十三经注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