奄宦

【题解】

《奄宦》上下两篇，主要论述宦官问题。奄，同阉。阉宦也称宦者、内官、内臣、宦官、阉人等，明清时期主要称为太监。

在中国古代社会，阉宦由来已久。《诗经小雅巷伯》言：寺人孟子，作为此诗。郑玄注：巷伯，奄官寺人，内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于宫中为近，故谓之巷伯。可见，在周代，宦官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当时并非是阉人。春秋战国以后，宦官也随着君主专制的发展而发展。秦和西汉时期，宦官还并非都是阉人，而到了东汉，则全为阉者，并且出现了完整的宦官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宦官，常围绕在统治者身边，与国家政务接触度较高，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加之本身的精神心理有异，对许多朝代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产生的祸害程度也不一。纵观历史，宦官之祸最烈的莫过于东汉、唐代、明代。东汉，宦官集团在皇帝与外戚的权力斗争的夹缝中生存并逐步掌握了朝廷实权，为祸天下。面对宦官专权，正直官员及太学生等发起两次反对宦官的斗争，但都以失败告终。宦官集团大肆报复，由此造成了两次党锢之祸。唐代，宦官主要在皇帝与官僚集团的斗争下逐步取得了军政大权。安史之乱后，宦官权力越来越大，甚至控制了皇帝，唐文宗时曾策划诛杀宦官以夺回权力，但酿成惨祸，一大批重要的朝廷官员被宦官诛杀，史称甘露之变。唐朝末年，宦官专权更为严重，加之当时的藩镇割据，唐朝最终失权而亡。明代时，宦官为祸亦极烈。朱元璋鉴于历史上的宦官之祸，对宦官管理较严，并严禁宦官干政，以二十四衙门管理宦官。然而明朝永乐年间，宦官就渐受重用。明中叶以后，太监的权力开始扩大，拥有出使、监军、镇守等权，特务机构东厂和西厂都由宦官执掌。宣宗时，太监开始识字，人数也猛增。英宗时，宦官王振势力庞大，形成了阉党，由此宦官之祸越来越严重。其后宪宗时期的太监汪直、武宗时期的太监刘瑾、熹宗时期的太监魏忠贤等，权倾朝野，专横跋扈，屡兴骇人听闻之狱，加剧了明朝政治腐败，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黄宗羲指出，明代的宦官之祸是历史上最为严重的。

在《奄宦上》中，黄宗羲首先论述了明朝宦官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是如何弄权的，指出明朝的宦官为祸甚于唐、宋。明初，是曾对宦官有所防范，但为何后期却造成了如此严重的祸害呢？黄宗羲认为宦官与朝臣原来各司其职，但宦官却以谄媚之术，改变了朝臣的处事之道，使得一世之人心学术为奴婢之归，使得明代宦官之祸成为历史上最严重的。

奄宦之祸①，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②，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③。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④。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⑤。其它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

【注释】

①奄宦：指宦官。奄，同阉，原专指看守宫门的太监，后用来指太监。

②相寻：相继，接连不断。

③先有口传，后有票拟：明代废除宰相制后，逐渐形成了内阁制。全国各地的奏章汇总后，由司礼监报给皇帝，交由内阁草拟处理意见。阁臣将章奏的意见写在一纸上而贴于奏章上，称票拟。随后，皇帝用红笔作批示，为批红。但明中叶之后，由于皇帝多怠政，凡每日奏章文书，除皇帝亲批数本外，皆由司礼监掌印、秉笔、随堂太监分批。初时规定，批红须遵内阁票拟字样，只是字迹有偶误者，方得改正。后来发展为常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此制成为宦官窃权的工具。内阁权力遂在明代后期渐趋衰弱。

④内库：即内府，皇宫内的仓库。明代的内府有承运、广积、甲字库等十库，也称内库。太仓：原指官府设立的储粮仓库。此处指政府的官库。

⑤东厂：官署名。明成祖在永乐十八年（1420）设立，由亲信宦官任提督，主要负责稽查，诸事可直接向皇帝报告，为直属皇帝的特务机构。后来东厂与西厂、锦衣卫合称厂卫，但东厂权力较大，实权在锦衣卫之上。法司：国家的司法审判机构。汉代，以廷尉、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三个主管司法的机构称为三法司，重大案件要求三司会审。到明清时，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为三法司，遇有重大案件，由这三司会审。

【译文】

宦官所导致的祸患，自汉、唐、宋历代接连不断，但是从来没有像明朝这么严重的。汉、唐、宋各代都有干预朝政的宦官，却没有奉行宦官政策的朝廷。现在，宰相和六部主管朝政，而奏章的批答，却是先有宦官的口传圣旨，后有宦官借票拟制度而窃权。天下的财物赋税，先充盈内库，然后再入太仓。天下的案件，也是先由东厂审讯处理，然后再移交司法部门。其他各类事情都是如此。即使是宰相和六部的官吏，也成了奉宦官指令而办事的官员。

人主以天下为家，故以府库之有为己有①，环卫之强为己强者②，尚然末王之事③。今也衣服、饮食、马匹、甲仗、礼乐、货贿、造作④，无不取办于禁城数里之内⑤，而外庭所设之衙门⑥，所供之财赋，亦遂视之为非其有，哓哓而争⑦。使人主之天下不过此禁城数里之内者，皆奄宦为之也。

【注释】

①府库：指国库。

②环卫：即禁卫，指保卫宫廷的军队。

③末王：指王朝衰末时的君主。

④货贿：指各种珍宝，财富。造作：指制造、制作之物。

⑤禁城：宫城。

⑥外庭：即外廷、外朝，相对内廷而言，是指君臣议事或群臣等待上朝的地方。

⑦哓哓（xiāo）：争辩、争吵的声音。

【译文】

君主将整个天下视为自己的家，所以把国库的所有东西看作自己的私有，把军队的力量当作是自己的力量，那是衰末之世的君主所干的事情。但是，如今宫内所需的衣服、饮食、马匹、甲仗、礼乐、珍宝及各种制作物品，无一不是在禁城数里范围之内制造的；而外廷所设立的衙门，百姓所缴纳的财物赋税，都被视为非君主所有，宦官为了争抢这些东西而吵嚷。让君主拥有的天下只不过就是禁城数里的范围，这是宦官的所作所为导致的。

汉、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后可以得志。有明则格局已定①，牵挽相维②，以毅宗之哲王③，始而疑之，终不能舍之，卒之临死而不能与廷臣一见④，其祸未有若是之烈也！且夫人主之有奄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师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师友者道德。故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而喜怒其喜怒，则为容悦矣⑤；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奴婢而过失其过失，则为悖逆矣。

【注释】

①格局：谓结构和格式。此指宦官专权代代相沿，成为干政的稳定力量。

②牵挽相维：此指宦官与朝臣相互牵制的状态。牵挽，牵制。维，连结。

③哲王：贤明的君主。

④临死而不能与廷臣一见：崇祯十八年（1644），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而死，其时只有宦官王承恩跟随从死。所以此处说临死之前，崇祯皇帝也没有与大臣见一面。《崇祯实录》：（崇祯皇帝）散遣内员，携王承恩入内苑，登万岁山之寿皇亭。俄而上崩，太监王承恩亦自缢从死焉。驾崩内庭，中外臣工莫有知者。

⑤容悦：指曲意逢迎，以取悦于上。语出《孟子尽心上》：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赵岐注：为苟容以悦君者也。朱熹注：阿殉以为容，逢迎以为悦，此鄙夫之事，妾妇之道也。

【译文】

汉、唐、宋历代的宦官，都趁着君主昏庸无能的时候才得志掌权，而明朝的宦官与朝臣相制衡的格局已经形成，宦官与朝臣相互牵制，即使是崇祯皇帝那般贤明的君主，开始对宦官也是半信半疑，但最终却也离不开宦官了，最终是临死也没能与朝臣见上一面，宦官之祸是没有比这更惨烈的了。君主需要宦官，是将他们当作奴婢而使用的；而对于廷臣，是将他们当作良师益友的。所以奴婢若逢迎君主的喜怒就是好奴婢，师友如果以君主的喜怒为自己的喜怒，就是曲意取悦君主；师友以规劝君主的过失为贤能，如果奴婢去纠正君主的过失，那就是悖逆了。

自夫奄人以为内臣，士大夫以为外臣，奄人既以奴婢之道事其主，其主之妄喜妄怒，外臣从而违之者，奄人曰：夫非尽人之臣与？奈之何其不敬也！人主亦即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于奄人而受，加之于士大夫而不受，则曰：夫非尽人之臣与？奈之何有敬有不敬也！盖内臣爱我者也，外臣自爱者也。于是天下之为人臣者，见夫上之所贤所否者在是，亦遂舍其师友之道而相趋于奴颜婢膝之一途。习之既久，小儒不通大义，又从而附会之曰：君父，天也。故有明奏疏，吾见其是非甚明也，而不敢明言其是非，或举其小过而遗其大恶，或勉以近事而阙于古则①，以为事君之道当然。岂知一世之人心学术为奴婢之归者，皆奄宦为之也。祸不若是其烈与！

【注释】

①古则：古代的典章法度。

【译文】

自从以宦官为内臣，以士大夫为外臣后，宦官以奴婢的方式伺候君主，君主不恰当的喜怒，如果朝廷外臣的士大夫没有顺从的话，宦官就会说：他们不也都是臣子吗？怎么对君主那么地不敬啊！君主也把奴婢的行事方式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朝臣应当采取的行事方式，把自己的喜怒施加于宦官身上时，宦官欣然接受；但是当君主把自己的喜怒施加于士大夫身上时，士大夫却没有接受，于是君主就说：他们不都是人臣吗？为什么会有敬与不敬的区别呢？大概内臣是爱我的人，而朝臣是只爱自己。于是，天下做臣子的见到君主对于贤能与否的标准是如此判断的，也就纷纷舍弃了他们作为君主良师益友的职责，而争先恐后地变成奴颜婢膝一类人了。久而久之，变成了习惯，那些浅陋的儒生不懂得君臣大义，反而附和说：视君如父，天之道也。所以明代的奏章、上疏，我看到那些是非是非常清楚的事情，也没有人敢于直言对错，有的是避重就轻，只是指出君主的一些小过失，而回避重大过失；有的只以最近的事情来勉励君主，却不提及古代的法度以古鉴今。他们认为这样就是对待君主的方式。哪里知道一代的人心学术都变成了奴婢之道，这都是宦官造成的。宦官造成的祸患没有比这更惨烈的了！

明清之际哲学家黄宗羲所著之启蒙思想名著。凡一卷二十章。“明夷”是《周易》卦名。卦象为䷣,离下坤上,离代表火,坤代表地,火入地中,明伤而昏暗。该卦六五爻有“箕子之明夷”句,《周易正义》释为,“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其明智。”黄宗羲以此为书名,意在自况箕子身处艰难,立志藏晦其明而守正志,著书留待未来圣王,希望明智虽被压抑但不久光明终将冲破黑暗。该书首先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揭露,认为君主的设立,本应是为天下兴利除弊,而今君主已成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君与天下的关系被颠倒了,应该回复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从关系。官吏的设置是与君主分工合作,共同治理天下,官吏应“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君臣应是如曳大木者前唱后和的协作关系,如今相反,官吏为君主服务如同奴隶,不为天下万民谋利益。法制本该是“天下之法”,如今却只有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其次提出了一套改革主张:恢复宰相制度以限制君权;使学校成为议政机关,有监督弹劾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吏的权力,改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为以学校之是非为是非,提出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要求;经济上主张平均授田,减轻赋税,改革币制,促进流通,提出了“工商皆本”,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和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萌芽。该书对清末的民主革命影响深远。该书于清康熙二年(1663)写成,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到100年后的嘉庆年间才有浙江慈溪二老阁初刻本,已佚。现存版本有道光咸丰年间番禺氏刻、光绪中补刻《海山仙馆丛书》本,同治十三年(1847)虞山顾氏刻《小石山房丛书》本,1915年上海时中书局薛凤昌《黎洲遗著汇刊》本,1955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1年中华书局又以初刻本浙江慈溪二老阁本重校,刊行新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