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二十一
二十一
枢密官们在议事室里刚围桌坐下，沃尔夫就滔滔不绝地说出必须撤销本案原判的种种理由。
首席枢密官尼基丁为人一向刻薄，今天心情格外恶劣。在审案的时候，他听着案情报告，就有了主意。此刻他坐在那里听沃尔夫发言，心里却在想自己的事。他在回想昨天写在备忘录上的一件事，那就是他垂涎已久的一个肥缺，没有委派给他，却委派给了维梁诺夫。尼基丁深信，凡是在他任职期间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一二等文官，他对他们的评述将成为重要历史文献。昨天他写了一章备忘录，猛烈抨击几个一二等文官，说他们阻挠他拯救俄国，而他却要使俄国避免被当今那些统治者所摧毁。事实上，他们只是阻挠他领取更多的薪俸罢了。此刻他正在思考，怎样使子孙后代对这些事有个全新的认识。
“是啊，那当然，”他回答沃尔夫说，其实他根本没有在听。
贝脸色忧郁地听着沃尔夫的话，同时在面前的一张纸上画着花环。他是一个十足的自由派。他忠心耿耿地捍卫六十年代传统①，即使有时放弃严格的公正立场，那也只是为了偏袒自由派。因此当前审理这个案子，除了提出控诉的董事长是个卑鄙的人之外，贝之所以主张驳回上诉，还因为控告报馆人员犯诽谤罪，就是压制新闻自由。等沃尔夫报告完毕，贝就撂下没有画完的花环，露出闷闷不乐的神色——他之所以闷闷不乐，是因为象这样起码的常识还要他多费口舌，——用温柔悦耳的声音，简单扼要而又令人信服地说明，上诉是缺乏根据的。然后低下白发苍苍的头，继续把花环画完——
①指俄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思潮和斗争。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坐在沃尔夫对面，不停地用粗手指把上下胡子塞进嘴里咀嚼。等到贝的话音一落，他就不再咀嚼胡子，用尖厉刺耳的声音说，虽然董事长是个坏蛋，如果有法律根据，他还是主张撤销原判，但既然没有法律根据，那他就支持贝的意见。他说完暗暗高兴，因为借此机会对沃尔夫挖苦了一番。首席枢密官赞同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意见，这个案子就这样被否决了。
沃尔夫很不高兴，特别是因为他那种不正当的偏袒行为似乎被揭穿了。不过他装得若无其事，翻开下一个由他报告的玛丝洛娃案的卷宗，用心阅读。枢密官们这时打了打铃，叫人送茶来，又纷纷谈起与卡敏斯基决斗案同时轰动整个彼得堡的另一件事。
这是关于某局长的案子，他触犯刑法第九九五条，遭到揭发检举。
“多么下流！”贝不胜嫌恶地说。
“这有什么不好？我可以在图书资料里找出一位德国作家的文章给您看。他直截了当地认为这种事不算犯罪，男人同男人也可以结婚，”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拚命吸着一支夹在指根中间揉皱的香烟，声音洪亮地哈哈大笑。
“那不可能，”贝说。
“我可以拿给您看，”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举出那本著作的全名，甚至还说出出版年份和地点。
“据说他已被调到西伯利亚某城当省长去了，”尼基丁说。
“太好了。主教准会举着十字架去迎接他。应该找一个同他一样的主教。我倒可以给他们推荐一个，”斯科沃罗德尼科夫说，把烟蒂丢进茶碟，然后竭力把上下胡子都塞到嘴里咀嚼。
这时候，民事执行吏进来报告说，律师和聂赫留朵夫希望在审理玛丝洛娃一案时出庭作证。
“这个案子啊，”沃尔夫说，“倒是一件风流韵事呢，”他就把他所知道的聂赫留朵夫跟玛丝洛娃的关系讲了一遍。
枢密官们就这事谈了一阵，吸好烟，喝够茶，然后回到法庭，宣布对上一个案子的裁决，接着开始审理玛丝洛娃案。
沃尔夫用尖细的嗓子详细报告了玛丝洛娃要求撤销原判的申诉，他的措辞又不很公正，听得出是希望撤销法庭的原判。
“您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首席枢密官转身问法纳林。
法纳林站起来，挺起穿着白胸衬的宽阔胸膛，措辞庄重而确当，逐条证明法庭有六点背离法律本义。此外他还扼要提一下本案的实质，指出原判的不公正令人发指。法纳林作了简短有力的发言，他的口气仿佛表示歉意，因为他所坚持的理由，诸位枢密官凭他们明察秋毫的目力和渊博的法学知识一定看得比他更明白，理解得更透彻，他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出于所承担的责任罢了。法纳林这番话似乎使人觉得，枢密院无疑会撤销原判。法纳林发言完毕后，得意扬扬地微微一笑。聂赫留朵夫望望律师，看见这种笑容，相信这场官司一定会打赢。不过，他向枢密官们瞅了一眼，才看出只有法纳林一人在笑，一人在得意。枢密官们和副检察官都没有笑，也没有得意，却露出厌烦的神色，仿佛在说：“你们那种人的发言我们听得多了，毫无意思。”直到律师发言完毕，不再耽搁他们了，他们才感到满意。律师发言刚结束，首席枢密官就转身对副检察官说话。谢列宁发言简短而明确，认为要求撤销原判的各种理由都缺乏根据，主张维持原判。于是枢密官又纷纷起立，去开会商议。在议事室里意见分歧。沃尔夫主张撤销原判。贝了解本案的症结所在，也坚决主张撤销原判，并且根据他的正确理解，给同事们生动地描摹当时开庭的情景和陪审员们发生误会的经过。尼基丁照例主张严格从事，恪守官样文章，反对撤销原判。这样，本案就取决于斯科沃罗德尼科夫的态度。他主张驳回上诉，主要理由是聂赫留朵夫出于道德要求决定同那个姑娘结婚，实在可恶之至。
斯科沃罗德尼科夫是个唯物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任何抽象道德的表现，或者更坏一点，任何宗教的表现，不仅是一种恶劣的癫狂，而且是对本人的侮辱。由这个妓女而引起的这场麻烦，再加上替她辩护的名律师和聂赫留朵夫的亲自出庭，在他看来都是可恶之至。他不住把胡子塞到嘴里，做出一脸苦相，天真地装得并不了解本案内情，只认为撤销原判理由不足，因此同意首席枢密官意见，不批准本案上诉。
上诉就这样被驳回了——
长篇小说。写于1889—1899年。生在牛棚,三岁时母亲死后即成了地主“半养女、半家奴”的玛丝洛娃,刚长大成人就遭贵族少爷聂赫留朵夫的践踏遗弃,沦为娼妓,最后蒙冤进狱并被判刑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自私堕落的聂赫留朵夫后来在法庭上同玛丝洛娃相遇,深受触动,开始了“灵魂大扫除”,为营救玛丝洛娃出火坑而奔走,在一切努力失败后,又决定和玛丝洛娃一起去流放。玛丝洛娃受“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感召,终又“更深深地爱上他”。小说以单线条的明快结构,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复杂经历,描绘了农奴制度改革后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撕下了贵族资产阶级的“一切假面具”。作者通过极为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强烈控诉从外省到首都,从地方到中央,整个俄罗斯帝国,包括它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已经成了囚禁和残害人民的监狱。但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托尔斯泰思想和艺术上的矛盾和局限性,也得到最充分的表现。他谴责地主资产阶级的暴力,同时也否定革命的暴力,并且歪曲革命者的形象;他反对官方教会,却又鼓吹“清洗过的新宗教”,用一种“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他不赞成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但没有“去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政体”,幻想“好老爷”发善心,把土地“恩赐”给农民;鼓吹“饶恕一切人”、“爱敌人”等的基督教“博爱”宣传也比以前更加浓重。在艺术上,托尔斯泰通过复杂的心理过程表现人物精神世界的独特技巧,在《复活》中达到十分精致、高超的程度,语言也较以前质朴多了;但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人性”和“兽性”的荒诞观点,却使主人公聂赫留朵夫的形象在小说后半部苍白无力。《复活》中冗长道德说教和大量抄引《福音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长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连它的结构有时也遭到明显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