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士
【题解】
取士，即选取人才。黄宗羲分上下两部分，主要论述士人的选拔。
在中国传统社会，最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就是科举制度，前后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科举制之前，人才的选拔制度主要有汉代的察举制和三国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这两种制度都是由地方官向中央推荐人才，其公平、公正性难以保证。尤其是九品中正制，由于负责推荐人才的中正官都是由门阀世族担任，他们重视门第，寒门子弟即使有才能也难以获得被推荐出仕的机会，逐渐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其选拔人才的功能几乎名存实亡；而且士家大族也由此垄断了官员选拔，形成势力集团，甚至对皇权产生了一定的威胁。
隋朝统一后，为选拔人才，也为将选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加强中央集权，遂废除九品中正制，采用考试的方法来选取人才。隋文帝时，以有德和有才两科选拔人才。隋炀帝时，开设了进士科，主考时务，即有关国家政治的议论文，为试策。此种分科取士的方法虽属于草创，但已经开了科举制度的序幕。唐朝，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考试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常科，每年分期举行，包括进士、明经、秀才、明法等，进士科最为重要，明经、进士科是常科的主要考试科目。制科，专指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主要是朝廷特选人才的一种方式。唐代武则天时期，还开创了武举，由兵部主考。到宋代时，科举制度发展得更为完备，分为常科、制科，武举。相比唐代，宋代常科的科目减少了很多，但仍然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的范围，进士分为三等，录取名额相比唐代增加了很多。在考试时间上，确立了三年一次，每逢辰、未、戌、丑年举行。同时，确立了三级考试制度，即解试（州县级考试）、礼部试（省试）、殿试（由皇帝在殿廷主持的复试）。为了确保考试的公平性，宋代实行了锁院、糊名、誊录制度，以防止徇私舞弊。在考试内容上，宋代沿袭唐代，但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明经则注重强记博诵。因此从考试内容来看，弊病很多。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曾对科举考试的内容进行过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元代，也是以科举制度取士，期间几次废止。明朝建立后，科举制度发展到鼎盛阶段。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将科举制度确定下来，并颁布了考试细则。明代的科举考试主要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乡试，属于地方考试，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举行，每三年即逢子、卯、午、酉年举行一次，又叫乡闱。因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中的名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会试，由礼部举行，在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辰、未、戌年举行。因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考中的名为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在会试的当年举行，贡士在殿试中都不会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录取者分为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明代的科举考试虽然较前代完善，但在内容上却有一项为世人所诟病，那就是以八股文取士。明朝规定了考试答卷的形式，在答卷内容上以四书五经为题，答题范式死板，严格按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篇末用大结，不允许考生突破这个程式。八股文的形式极其严重地束缚了考生的思想，也将科举制度引向了末路。清代，科举制度基本与明代相同，对科场舞弊的管理更为严格。但因科举弊端越来越明显，最终走向衰落，清末被取消。
黄宗羲着重分析了明代科举取士的弊端。他认为取士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选拔，二是任用。在《取士上》中，黄宗羲主要论述关于选拔的问题。他回顾了科举制度的发展历史，指出明代科举取士的弊端，一是考核内容过于程式化，对考生产生严重束缚，影响了他们才能的发挥。二是考试必由学校，也就是说参加考试的各类考生都必须是出自各种学校的学生，以此将学校与科举制度结合在一起，学校教育丧失了独立性，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三是以八股文取士。此种文体写作易为转相模拟因袭，又不专义理，造成当世学风浮薄，所选之人也多是志大才疏之辈。黄宗羲分析科考的弊端后，认为解决的方法是当复墨义古法，使为经义者全写注疏、大全、汉宋诸儒之说，一一条具于前，而后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由前则空疏者绌，由后则愚蔽者绌，亦变浮薄之一术也。如此可以有利于国家发掘真正的有用之才，杜绝滥竽充数之人，并使得社会风气日趋朴实。
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①。故毅宗尝患之也②，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③。乃拔贡之试④，犹然经义也，考官不遣词臣⑤，属之提学，既已轻于解试矣⑥。保举之法⑦，虽曰以名取人，不知今之所谓名者何凭也，势不得不杂以贿赂请托。及其捧檄而至⑧，吏部以一义一论试之⑨，视解试为尤轻矣。准贡者用解试之副榜⑩，特授者用会试之副榜。夫副榜，黜落之余也。其黜落者如此之重，将何以待中式者乎⑪？积分不去赀郎⑫，其源不能清也；换授以优宗室⑬，其教可不豫乎⑭？凡此六者，皆不离经义，欲得胜于科目之人⑮，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
【注释】
①制科：又称制举，区别于正常举行的科举，指为了选拔特殊人才由皇帝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
②毅宗：明崇祯帝朱由检，庙号毅宗，又号思宗。
③度外之士：指科举制度之外的优秀人才。
④拔贡：明代又称选贡，是一种由地方学校选拔出来贡入国子监的生员。
⑤词臣：旧指文学侍从之臣，如翰林之类。
⑥解试：明清时，科举考试中的乡试，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考中者称举人。
⑦保举：指官员向朝廷举荐有才之人的制度。明朝在洪武十七年（1384）开始实行保举法，其后虽有沿革，但弊端日显。《明史选举志三》：保举者，所以佐铨法之不及，而分吏部之权行之既久，不能无弊，所举或乡里亲旧、僚属门下，素相私比者。
⑧捧檄：接到被任用的通知。
⑨一义一论：一道经义、一道策论。
⑩副榜：科举时代会试或乡试取士，除正榜外另取若干名，列为副榜。始于元至正八年（1348）。明永乐中会试有副榜，给下第举人以做官的机会。嘉靖中有乡试副榜，名在副榜者准作贡生，称为副贡。《元史百官志八》：（至正八年）四月，中书省奏准三年应贡会试者，凡一百二十人，除例取十八人外，今后再取副榜二十人。《明史选举志一》：是时，会试有副榜，大抵署教官，故令入监者亦食其禄也。
⑪中式：合格，指科举考试通过被录取。
⑫积分：《明史选举志一》：六堂诸生，有积分之法，司业二员分为左右，各提调三堂。凡通四书未通经者，居正义、崇志、广业。一年半以上，文理条畅者，升修道、诚心。又一年半，经史兼通、文理俱优者，乃升率性。升至率性，乃积分。其法，孟月试本经义一道，仲月试论一道，诏、诰、表、内科一道，季月试经史策一道，判语二条。每试，文理俱优者与一分，理优文劣者与半分，纰缪者无分。岁内积八分者为及格，与出身。不及者仍坐堂肄业。如有才学超异者，奏请上裁。赀郎：汉代以家资而做官的，被称为郎官。后世用来称呼捐纳资财以获取官职或者功名的人。明代国子监中，由生员捐纳而入者称纳贡，以平民捐纳而入者称例贡，《明史选举志一》：例监始于景泰元年（1450），以边事孔棘，令天下纳粟纳马者入监读书，限千人止，行四年而罢其后或遇岁荒，或因边警，或大兴工作，率援往例行之，讫不能止。
⑬换授：崇祯年间实行的一种选人制度，指斟酌才能而调任官职。
⑭豫：预备，先事准备。
⑮科目：实行科举制度取士时正常举行的各级考试，相较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这六种特殊的取士形式而言。
【译文】
取士的弊端，在当下的科举制度中已经达到了极点。所以以前崇祯皇帝常常为此而感到忧虑，并采取了如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等一系列措施，希望能得到由科举以外的方式选拔出的人才。拔贡的考试，仍然考的是经义，考官不再派翰林担任，而是由提学担任，这已经不如解试受重视了。保举之法，虽说是根据声誉选用人才，但如今所谓的声誉依据什么确定，这其中势必会有贿赂、请托。甚至等到其拿着委任通知去吏部时，吏部仅以一道经义、一道策论对他进行考试，这就比解试更加简单了。准贡从解试的副榜之中选出，特授从会试的副榜之中确定。副榜，就是落榜之人。对于落榜者如此重视，那又该怎样对待考中之人呢？国子监实行积分，如果不能取消捐钱就可以入监的制度，就无法正本清源；换授法是为了优待宗室，但应对他们提前进行教育。总之，以上六种选拔人才的方式都离不开解释经义的八股文，想要选拔出比科考出身优秀的人才，使用的方法却不如科举之法详备，因此只不过使得取士方式更加纷乱，对实际毫无益处。
唐进士试诗赋①，明经试墨义②。所谓墨义者，每经问义十道，五道全写疏③，五道全写注④。宋初试士，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⑤，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其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等⑥，设科虽异，其墨义同也。王安石改法⑦，罢诗赋、帖经、墨义，中书撰大义式颁行，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然非创自安石也，唐柳冕即有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者以为上等，其精于传注与下等之议⑧。权德舆驳曰⑨：注疏犹可以质验⑩，不者，有司率情⑪，上下其手⑫，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则荡然矣。其后宋祁、王珪累有止问大义，不责记诵之奏⑬，而不果行，至安石始决之。
【注释】
①唐进士试诗赋：唐代进士考试，主要考诗、赋及时务策五道，明经策三道，到唐文宗时改为考诗、赋。《新唐书选举志上》：建中二年（781），中书舍人赵赞权知贡举，乃以箴、论、表、赞代诗、赋，而皆试策三道，大和八年（834），礼部复罢进士议论，而试诗、赋。
②明经试墨义：明经是科举考试的一种，主要考察考生对经典的记诵和理解。汉代已使用此方法选举官员，以明经为博士，公卿荐当论议通明，给事中（《汉书平当传》）。唐代时的明经考试情况，参见《新唐书选举志上》：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墨义，科举考试时令士子笔答经义，谓之墨义。
③疏：对经典语句注解的解释。
④注：对经典语句的注解。
⑤帖：即帖经。唐代，据《通典选举三》载：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
⑥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宋代进士考试的科目，都要考试墨义。九经，指《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孝经》《论语》。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三礼，指《周礼》《仪礼》《礼记》。三传，指《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学究，指专门研究某种经典。《宋史选举志一》：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一百一十条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
⑦王安石改法：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对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进行了一场社会改革运动，称为王安石变法。其对当时科举考试的改革也是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行贡举法，废除明经科，进士科的考试以经义、策论为主。见《宋史选举志一》：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占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后改《论语》《孟子》义各三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
⑧唐柳冕即有明六经之义几句：柳冕所论见其《与权侍郎书》：其有明圣人之道，尽六经之义，而不能诵疏与注，一切弃之，恐清识之士，无由而进，腐儒之生，比肩登第，不亦失乎？阁下因从容启明主，稍革其弊，奏为二等，其有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者，以为第一等；其有精于诵注者，与精于诵疏者，以为次等；不登此二科者，以为下等，不亦善乎？且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经之注，与六经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儒，后君子之儒，以求清识之士。不亦难乎？是以天下至大，任人之众，而人物殄瘁，廉耻不兴者，亦在取士之道未尽其术也。柳冕（？804），字敬叔，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唐德宗初，召为太常博士，久之，以论议劲切，出为婺州刺史。贞元中，官至御史中丞、福建观察使，后因无政绩而归家，去世。其文擅长说理，主张文以载道，为韩柳古文运动先驱之一。
⑨权德舆（759818）：字载之，甘肃天水略阳人，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其少有才气，被唐德宗招为太常博士。贞元十八年（802）任礼部侍郎，其后三掌贡举，执掌文柄，号为得人，名重一时。唐宪宗时，至礼部尚书。其文博雅，温润周详。元和十三年（818）去世，享年六十。
⑩质验：可以验证，勘验。
⑪率情：徇情，曲从私情。
⑫上下其手：谓玩弄手法，通同作弊。典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攻郑，穿封戌虏郑将皇颉，公子围与之争功，请伯州犁裁处。伯州犁曰：请问于囚。囚出作证，伯州犁有意偏袒公子围，故意上其手，曰：夫子为王子围，寡君之贵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为穿封戌，方城外之县尹也。谁获子。囚曰：颉遇王子，弱焉。
⑬宋祁、王珪累有止问大义，不责记诵之奏：《宋史选举志一》记载宋祁、王珪对于科举的意见。宋祁认为：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于是乃诏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试于州者，令相保任，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帖经、墨义，士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王珪认为：且进士、明经先经义而后试策，三试皆通为中第，大略与进士等，而诸科既不问经义，又无策试，止以诵数精粗为中否，则其专固不达于理，安足以长民治事哉？二人都对于科举单重记诵经义不满。宋祁（9981061），字子京，祖籍安州安陆（今属河北）。天圣元年（1023）进士。宋代史学家，文学家，曾参与修撰《新唐书》，书成而为工部尚书。其文兼有散体和骈体，好冷僻字，但也有典雅的作品。王珪（10191085），字禹玉，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宋神宗熙宁年间任宰相，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历翰林学士、开封知府等。其文通达瑰丽，自成一家。
【译文】
唐代的进士科考试诗赋，明经科考试墨义。所谓墨义，指的是每一经提出十道题，考生解释经典文句的意思，其中五道要全写出疏，五道要全写出注。宋初科举考试，进士的考试，考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论语》十道帖经，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其他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等考试科目，虽然科目各不同，但都要考墨义。王安石变法对科举制度改革后，废除了诗赋、帖经、墨义，由中书编纂了大义的格式而颁行，考生须通晓经典，且具有文采，这样才算为合格，并不像明经、墨义那样只是大致了解章句意思而已。然而，这也不是王安石的首创，唐代柳冕就曾提出了解六经大义，合乎先王之道的为上等，仅精于六经的传注为下等的建议。权德舆对此驳斥说：考注疏还可以有标准进行检验，不这样，考官曲从私情，玩弄手法，与考生通同作弊，既失去了明先王之义的根本，又得不到粗解章句的末流，那就什么都得不到了。其后，宋代宋祁、王珪曾多次上奏，建议科举考试只问考生是否理解经典大义，而不强调记诵注疏，但都没有实行，直至王安石变法时才决定实行。
故时文者帖书、墨义之流也①。今日之弊②，在当时权德舆已尽之。向若因循不改，则转相模勒③，日趋浮薄，人才终无振起之时。若罢经义，遂恐有弃经不学之士，而先王之道益视为迂阔无用之具。余谓当复墨义古法，使为经义者全写注疏、大全、汉宋诸儒之说④，一一条具于前，而后申之以己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由前则空疏者绌⑤，由后则愚蔽者绌⑥，亦变浮薄之一术也。
【注释】
①时文：此处指明清时期的八股文。
②今日之弊：此指当时的考生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只一味读语录、讲章和八股文选，而不记诵经典注疏。
③模勒：原指照原样雕刻，此指模仿、沿袭。
④大全：指明代官方纂修的《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主要以宋代程朱理学为主，汇集了历代关于儒家经典的相关注疏。
⑤空疏：空虚浅薄。此指经典本义都不清楚，只会空发议论的人。
⑥愚蔽：愚钝，不通事理。此指不能学以致用，只会死背书本教条的人。
【译文】
所以，现在的八股文也就是以前的帖经、墨义一类。今日八股文的弊端，权德舆当时就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如果因循不改变，就会互相模仿沿袭，风气就会日趋浮薄，人才最终也没有被选拔出来而一展手脚的时候。如果废除经义，恐怕就会有人舍弃经典不学，而先王之道也会更被视为迂腐无用的东西了。所以我认为应当恢复过去的考试墨义的方法，让参加经义考试的考生把注疏、大全及汉、宋诸家儒师的注疏解说逐条写出，罗列于前，再阐述自己的观点写在后面，也不必墨守某一先儒的学说。从前面的罗列各家解说，可以黜落学术浅薄、乱发议论的人，从后面的申发己见可以黜落愚钝无能、死背教条的人，这也是改变浮薄风气的一种方法。
或曰：以诵数精粗为中否①，唐之所以贱明经也，宁复贵其所贱乎？曰：今日之时文，有非诵数时文所得者乎？同一诵数也，先儒之义学②，其愈于饾饤之剿说亦可知矣③。非谓守此足以得天下之士也，趋天下之士于平实，而通经学古之人出焉。昔之诗赋亦何足以得士？然必费考索，推声病④，未有若时文，空疏不学之人皆可为之也。
【注释】
①诵数：反复诵读。引申为记诵、背诵。中：考取，录取。
②义学：讲求经义之学。
③饾饤（du dng）：食物混杂，随意堆垒，比喻文辞的琐碎、罗列。剿（chāo）说：抄袭别人的言论为己说。
④声病：指诗赋声律上的毛病，也称四声八病。四声指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八病指创作诗赋时的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八种声律上应避免的弊病。《资治通鉴唐纪三十八》：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胡三省注：声病，谓以平、上、去、入四声缉而成文，音从声顺谓之声，反是则谓之病。
【译文】
有人说：以背诵的精细还是粗疏作为能否考中的标准，这就是唐代之所以轻视明经科的原因，难道我们又要重视他们所鄙视的东西吗？我的回答是：如今的八股时文，有不是通过背诵便已有具备八股时文写作技能的吗？同样是背诵，那么背诵先儒讲求的经义之学，比背诵琐碎堆砌或抄袭别人的言辞强得多也就可以明白了。这并不是说用此方法就可以选出天下贤士，而是因此可以使天下士子的习气日趋平实，于是通晓经典、效法古人的贤士就逐渐出现了。以前的诗赋考试就一定能选拔出贤才吗？但因诗赋之作考生要花费一番心思考虑、思索，要推敲四声八病，而不像八股时文，志空才疏、不学无术的人都能作。
明清之际哲学家黄宗羲所著之启蒙思想名著。凡一卷二十章。“明夷”是《周易》卦名。卦象为䷣,离下坤上,离代表火,坤代表地,火入地中,明伤而昏暗。该卦六五爻有“箕子之明夷”句,《周易正义》释为,“日入地中,明夷之象,施之于人事,闇主在上,明臣在下,不敢显其明智。”黄宗羲以此为书名,意在自况箕子身处艰难,立志藏晦其明而守正志,著书留待未来圣王,希望明智虽被压抑但不久光明终将冲破黑暗。该书首先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揭露,认为君主的设立,本应是为天下兴利除弊,而今君主已成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君与天下的关系被颠倒了,应该回复天下为主君为客的主从关系。官吏的设置是与君主分工合作,共同治理天下,官吏应“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君臣应是如曳大木者前唱后和的协作关系,如今相反,官吏为君主服务如同奴隶,不为天下万民谋利益。法制本该是“天下之法”,如今却只有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其次提出了一套改革主张:恢复宰相制度以限制君权;使学校成为议政机关,有监督弹劾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吏的权力,改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为以学校之是非为是非,提出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要求;经济上主张平均授田,减轻赋税,改革币制,促进流通,提出了“工商皆本”,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和近代民主启蒙思想的萌芽。该书对清末的民主革命影响深远。该书于清康熙二年(1663)写成,乾隆年间被列为禁书,到100年后的嘉庆年间才有浙江慈溪二老阁初刻本,已佚。现存版本有道光咸丰年间番禺氏刻、光绪中补刻《海山仙馆丛书》本,同治十三年(1847)虞山顾氏刻《小石山房丛书》本,1915年上海时中书局薛凤昌《黎洲遗著汇刊》本,1955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1981年中华书局又以初刻本浙江慈溪二老阁本重校,刊行新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