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　沈約

陸機《文賦》云：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首論聲律。范曄云：性别宫商，識清濁，斯自然也。鍾嶸《詩品》云：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宫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顔憲子乃云：律吕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常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準是以論，則晉之陸機，宋之范曄、謝莊，齊之王融、謝朓、沈約，皆爲是道宗主，而約最老壽，歷齊入梁，爲後進模楷，又值江左文運最盛之日，遂以此享大名。

《梁書王筠傳》，沈約《報王筠書》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慚，孔翠群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於此，歎伏吟研，周流忘念。又《劉杳傳》，沈約《報劉杳書》云：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宏多。二書推崇光影聲和，足以見其持論之大旨矣。沈約所作《謝靈運傳論》，尤爲論文巨著，移録於後：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謡，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睹，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陋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豔發，文以情變，絶唱高蹤，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爲形似之言，二班長于情理之説，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飆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於義熙，歷載將百，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顔、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黄律吕，各適物宜。欲使宫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睹，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此篇首論歌詠所興，自生民始；次言漢魏之間，文體三變；中論東晉以來，文體中衰之故。鍾記室亦云：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詩，皆平實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語與之合。最後更暢論音律，休文平生自負在此。其後陸厥致書，有所商榷，沈約復書辯之。今往復二書，爲言文者所常稱，然論難所及，不過措詞之末節，無關宏旨也。

休文之論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二語實爲音律論之骨幹。究竟浮聲切響，所指何物，後之言者，迄無定論。《文心雕龍聲律》篇，首言聲有飛沈，釋之云：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揚不還。沈字蓋指切響，飛字則指浮聲。 [1] 何義門《讀***》云：浮聲切響即是輕重，今曲家猶講陰陽清濁。即諸家之言論之，浮聲切響之指如是。明李夢陽《與何景明書》，亦論及此點，今略。

沈約八病之説，于後代詩體，影響至巨，然於約書，無可考證。《文鏡秘府論》引休文《答北魏甄琛書》云：作五言詩者，善用四聲，則諷詠而流靡；能達八體，則陸離而華潔。其意或即在此。舊籍中論及八病者，語不詳密， [2] 今獨唐時日本有遍照金剛，著《文鏡秘府論》備述之，且有文病二十八種之説，蓋自梁陳迄唐，推演益密，其説益完，而唐時日僧來吾國求學者，遂得而存之，亦禮失而求諸野之意也。兹約舉其説於下：

一、平頭

平頭詩者，五言詩第一字不得與第六字同聲，第二字不得與第七字同聲，同聲者不得同平上去入四聲，犯者名爲犯平頭。詩曰：芳時淑氣清，提壺臺上傾。又詩曰：朝雲晦初景，丹池曉飛雪，飄枝聚還散，吹揚凝且滅。

或曰：上句第一字與下句第一字同平聲不爲病，同上去入聲一字即病。若上句第二字與下句第二字同聲，無問平上去入，皆是巨病。

或曰：沈氏云：第一第二字不宜與第六第七同聲，若能參差用之則可矣。謂第一與第七，第二與第六同聲，如秋月照緑波，白雲隱星漢，此即與理無嫌也。

四言七言及詩賦頌，以第一句首字與第二句首字不得同聲，不復拘以字數次第也。如曹植《洛神賦》云榮曜秋菊，華茂春松是也。銘誄之病，一同此式，乃疥癬微疾，不爲巨害。

二、上尾

上尾詩者，五言詩中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名爲上尾。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又陸機詩云：衰草蔓長河，寒木入雲煙。

此上尾，齊梁已前，時有犯者，齊梁已來，無有犯者。此爲巨病，若犯者，文人以爲未涉文途者也。唯連韻者非病也，如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是也。

或曰：其賦頌以第一句末，不得與第二句末同聲。如張然明《芙蓉賦》云潛靈根於玄泉，濯英耀於清波是也。其銘誄等病，亦不異此耳。斯乃辭人痼疾，特須避之，若不解此病，未可與言文也。

沈氏亦云：上尾者文章之尤病。自開闢迄今，多慎不免，悲夫。

凡詩賦之體，悉以第二句末與第四句末以爲韻端。若諸雜筆不束以韻者，其第二句末即不得與第四句同聲，俗呼爲隔句上尾，必不得犯之。

劉滔云：下句之末，文章之韻，手筆之樞要，在文不可奪韻，在筆不可奪聲。且筆之兩句，比文之一句，文事三句之内，筆事六句之中，第二第四第六，此六句之末，不宜相犯，此即是也。

三、蜂腰

蜂腰詩者，五言詩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言兩頭粗，中央細，似蜂腰也。詩曰：聞君愛我甘，竊獨自雕飾。又曰：徐步金門出，言尋上苑春。

或曰：君與甘非爲病，獨與飾是病。所以然者，如第二字與第五字同去上入皆是病，平聲非病也。此病輕於上尾、鶴膝，均於平頭，重於四病。

沈氏云：五言之中，分爲兩句，上二下三，凡至句末，並須要煞，即其義也。

其諸賦頌，皆須以斟酌避之，如阮瑀《止欲賦》云：思在體爲素粉，悲隨衣以消除。即體與粉，衣與除同聲是也。

四、鶴膝

鶴膝詩者，五言詩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言兩頭細，中央粗，似鶴膝也。詩曰：撥棹金陵渚，遵流背城闕，浪蹙飛舷影，山掛垂輪月。

或曰：如班姬詩云：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素與扇同去聲是也。此云第三句者，舉其大法耳，但從首至末，皆須以次避之，若第三句不得與第五句相犯，第五句不得與第七句相犯，犯法準前也。

凡諸賦頌，一同五言之式，如潘安仁《閑居賦》云：陸攄紫房，水掛赬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即其病也。其諸手筆，第一句末不得犯第三句末，其第三句末復不得犯第五句末，皆須鱗次避之。其詩賦銘誄，言有定數，韻無盈縮，必不得犯。且五言之作，最爲機妙，既恒充口實，病累尤彰，故不可不事也。自餘手筆，或賒或促，任意縱容，不避此聲，未爲心腹之病。

五、大韻

大韻詩者，五言詩若以新爲韻，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鄰身陳等字，既同其類，名犯大韻。

詩曰：游魚牽細藻，鳴禽弄好音，誰知遲暮節，悲吟傷寸心。元氏曰：此病不足累文，如能避者彌佳，若立字要切，于文調暢，不可移者，不須避之。

六、小韻

小韻詩者，除韻以外而有迭相犯者，名爲犯小韻病也。詩曰：搴簾出户望，霜花朝瀁日，晨鶯傍野飛，旱燕排軒出。

元氏曰：此病輕於大韻，近代咸不以爲累文。或云：凡小韻居五字内忌，九字内少緩。然此病雖非巨，宜避爲義。劉氏曰：小韻者，五言詩十字中，除本韻以外，自相犯者，若已有梅，更不得複用開來才臺等字。

七、傍紐

傍紐詩者，五言詩一句之中有月字，更不得安魚元阮願等字，此即雙聲，雙聲即犯傍紐。亦曰：五字中犯最忌，十字中犯稍寬，如此之類，是其病。詩曰：魚游見風月，獸走畏傷蹄。如此類者，是名犯傍紐病。又曰：元生愛皓月，阮氏願清風，取樂情無已，賞玩未能同。

元氏云：傍紐者，一韻之内，有隔字雙聲也。

元兢曰：此病更輕於小韻，文人無以爲意者。又若不隔字而是雙聲，非病也，如清切從就之類是也。

八、正紐

正紐者，五言詩壬衽任入四字爲一紐，一句之中已有壬字，更不得安衽任入等字，如此之類，名爲犯正紐之病也。詩曰：撫琴起和曲，疊管洗鳴驅，停軒未忍去，白日小踟躕。又曰：心中肝如割，腹哀氣便焦，逢風回無信，早雁轉成遥。

或曰：正紐者謂正雙聲相犯，其雙聲雖一，傍正有殊，從一字紐之，得四聲是正也，若元阮願月是。若從他字來會成雙聲，是傍也，若元阮願月是正，而有牛魚妍硯等字來會元月等字成雙聲，是也。

元氏云：正紐者，一韻之内，有一字四聲，分爲兩處是也。如梁簡文帝詩云：輕霞落暮錦，流火散秋金。金錦禁忌，是一字之正四聲，今分爲兩處，是犯正紐也。

元兢曰：此病輕重，傍紐相類，近代咸不以爲累，但知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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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講義此下尚引《蔡寬夫詩話》：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四聲中又别其清濁以爲雙聲，一韻者以爲疊韻，蓋以輕重爲清濁爾，所謂前有浮聲，則後有切響是也。

[2] 1933年講義此間云：約書無可考證，後人所引，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及梅堯臣《續金針詩格》。梅書出於依託，然所述較爲詳盡，附録於此，以資印證。後録該書八病部分，文繁不存。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