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与楚怀王
今日张伯伦心中作何感想，只有他自己知道，连对最亲近的人恐怕他也不肯吐露真情。并且由英国人的不善于自问自省的特点看来，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心中的味道到底是占苦辣酸甜咸的哪一种。几百年来，英国于没有充分的准备之下而被迫参战的，尚以此为第一次。对今日英国处境的困难，张氏要负大部的责任，这不只是英国反对党的门户之见，也是英国以及世界各国人士的多数看法。后世的人对张伯伦如何评判，大半要看目前欧洲战事的结果。如果英国战败，历史家一定认为大英帝国是由张氏手中断送的。即或英国战胜或两方不分胜负而妥协，后世的人最少也要说张氏是一个拿国命作儿戏的顽固人物。今日的世界，正处在一个极端无情的大时代。凡负政治重任的人，不能走错一步。一步走错，轻则丧权，重则亡国。路线走错之后，无论如何自辩自解，也不能告无罪于天下，更不能告无罪于后世。凡是强国，都有一贯的外交政策。但政策尽管不变，运用却必须灵活。从政的人最忌成见太深，成见太深必要招致愚而好自用的错误。仇俄是英国自十九世纪以来外交政策的主要一面，但大英帝国的政策绝不只此一面。张氏为成见所蔽，把国内政治的分野与国际政治的纵横竟然混为一谈，把仇俄作为全面的政策，结果遇到四百年来所未有的外交失败与战事危机，这在法治精神特别发达的英国可以引咎辞职了事，并且在下届内阁中仍能占一重要地位，若在舆论比较偏激的国家恐怕绝不会有如此便宜的下场！战事尚未结果，所以张伯伦的地位也还在未定之天。但中国在战国时有一个大国的元首，行为颇与张伯伦相仿佛，最后个人惨死异邦，把国家大局也弄得一败不可收拾，这个人就是楚怀王。
楚怀王即位于公元前三二八年。当时天下有三个强国，东为齐，西为秦，南为楚。此外燕韩赵魏是二等强国。齐楚联盟抗秦。齐靠楚的支持，乘着燕国内乱的机会，把燕全部占领（公元前三一四年）。秦国要破坏齐国的优势，于是在次年就派善于辞令的张仪到楚国去活动。张仪大概知道楚怀王的弱点，向他说：大王苟能楚闭关齐，臣请使秦王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怀王大喜过望，一般承颜色的臣子也都称贺。只有陈轸一个不贺，并且谏楚王说：
臣见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先绝，是绝孤也。秦又何重孤国？且先出地后绝齐，秦计必弗为也。先绝齐后责地，且必受欺于张仪。受欺于张仪，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兵必至矣。
楚怀王不听，一面派人绝齐，一面派人随张仪到秦国去接收土地。到秦国后，张仪忽然堕车受伤，三月不朝也不能见客。楚国的使臣向秦索地，秦人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张仪身上。三月之后，秦国已得了齐楚完全绝交的可靠情报，同时秦也暗中已与齐定了同盟条约，张仪的伤也已养好，出来向楚国的使臣说：从某至某，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楚使说：臣闻六百里，不闻六里！张仪：仪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
使臣回国报告之后，怀王大怒，要发倾国之师攻秦。陈轸阻谏，劝他以国事为重，不要完全以个人的好恶去决定国家的最后政策。怀王不听，楚攻秦，齐助秦夹击楚，楚国大败，数百年来国防要地的汉中也丧于秦国（公元前三一一年）。秦既得了汉中，从此可随时威胁楚国的心腹之地。
秦楚的关系僵持了许久，后来两国算是又言归于好，怀王的太子并往秦作质子（公元前三〇三年）。但太子终有太子的脾气，次年在秦宫中杀人，畏罪逃回楚国。这正好给了秦国一个再向楚进攻的藉口。自从十年前的一着失算，楚的国力已经大削，此次结果又被秦打败。至此怀王才想到旧梦重圆的计策，又与齐联盟，并派太子到齐作质（公元前三〇〇年）。秦见齐楚又合，于是次年遣书楚王：
始寡人与王约为弟兄，盟于黄棘，太子为质，至欢也。太子凌杀寡人之重臣，不谢而亡去，寡人诚不胜怒，使兵侵君王之边。今闻君王乃令太子质于齐以求平。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所从相亲久矣。而今秦楚不欢，则无以令诸侯。寡人愿与君王会武关而相约，结盟而去，寡人之愿也，敢以闻下执事！
群臣多劝怀王勿往秦赴约，以免受骗。但怀王居然仍以秦的诺言为可以听信，亲往武关赴会。楚王一到秦即闭关，把楚王带到咸阳。并且秦王不肯与怀王分庭抗礼，要叫他朝拜如蕃臣。怀王大怒，拒绝见礼。秦要怀王割地，方能放他回国。怀王非先定盟回国，不肯交地。但秦要先得地，然后再放人回国。怀王屡次受欺之后，总算学了一分乖，始终不肯答应秦的要求。
二年后（公元前二九七年），楚怀王乘隙向东北逃往赵国，求赵国护送回楚。赵畏秦，不敢收留。不久秦兵居然追至赵国，挟怀王又回秦，监视加严，无从再逃。同时秦仍继续向楚进攻，屡败楚兵。到公元前二九六年，怀王愤恨发病而死。秦把怀王的灵柩送回楚国，全体的楚人无不悲悼。但楚人所悲悼的是怀王个人的命运。若由大局方面着眼，楚国的前途几乎完全是被怀王所断送的。
楚怀王在秦为虏时的心境如何，史上虽无明文，但我们很易想见他的悔恨与懊丧。今日的张伯伦大概还没有如此的可怜。但假设英国最后战败，恐怕那时的张伯伦就是第二个抱恨终天的楚怀王了！
（原载《战国策》第六期（欧战号）民国廿九年六月二十五日，1940年6月25日）
雷海宗(1902—1962)：著名历史学家。一九二七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先后执教于南京中央大学(1949年后更名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担任教授、系主任等职；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调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雷海宗杂论集》是一部全面搜集雷海宗先生学术成就和散杂文的丛书，极具收藏和学术价值。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史学大师，中国历史研究绕不开的先行者，全新整理的文集带我们重回被忽视的“雷海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