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遁
全者不可得矣。百家众技，天地皆容而养之；未尝不可以一偏一曲自遂也。自欲以一偏一曲诋大公而求胜，此吾所谓冤。安得合并为公之大人一雪此乎？言道术者，不失之浅，则失之深；不失之远，则失之近。远则遁六合以外，近则遁于臆；浅则遁于己所易知，深则遁于人所难知。曰“本空”，此覆帱也；专言之，则覆帱乃奸帱矣。此天地之所不忧，而圣人深忧之者也。故曰“有余，不敢尽”，极则必反，以可知藏其不可知，是知也；正痛人之遁于人所难知以?惑耳。
请雪其一二。淫、杀、盗、妄，天下之公非也。深言之曰：一有渗心即淫，一有偷心即盗，一起妄心即杀，依真而起即妄；且曰：达恶则于恶得自在，而有心持戒者仍为破戒，此一说也。然世人之遁公非者，乐得假此以饰之。所析之深者，犯之犹不失于贤豪，而乃可以肆然于公非之上。若斤斤然重公非，则伤其迹矣。严中节之绳墨，则论虽浅而察之者切；举冥忘之极致，则论甚高而察之者混，此遁者之便也。
语汝凡心未尽，人笑受也；即语汝嗜欲不能除，人犹笑受也；语及节操，则冬日扇面不休矣。木秀于林，风先摧之；两帜并树，必夺其将。故邪说之萌，必收其群，不免以攻，其实相形，此名谲刃。论见地而略行履，争机锋而扫学问，且言杀种淫胎皆不碍道，则淫、杀、盗皆宽，而第一流之见地机锋，乃第一祸万世之大妄贼矣！曷可胜痛？而信之不衰，非真信也，护痛正求遁所，而遁词者以巧乘之。两遁相长，遁不可穷，孟子其如之何？忌程朱而喜洸洋，忌戒律而喜转语，其势然也。无上道成遁薮矣，谁为真无上道一声冤乎？
直安当然，当然即竟。专求其竟，竟亦无竟。无竟求竟，反忽当然之竟；不当不然，祸不可言。
不得已而辨，彼且辨此。彼虽辨此，计必少杀。所必不容遁者，实言则一以人事为准，玄言则以天地为征；不可不辨，辨亦容之也已。因事本理，而立贯理、事者，究不能离事；因天地推混沌，而立贯混沌、天地者，竟不能离天地。则历然之天地、人事，乃真贯也；离天地、人事以言贯者，假贯也，是避迹而迹缚者也，是忌相而相缚者也。
中和氏曰：圣人望天下节其耆（嗜）欲之太甚焉，可矣。饮食男女，陷溺之窞也；知其原，则此窞即天地之门也，不可绝而可节。《未济》之终也，不知节也；有绝者，亦所以讽天下之节也。圣人张弛更进以易之，凡可以好乐而胜此者，鼓舞以尽神，黄叶止啼耳。
而深析子曰：饮食男女之窞浅，文字知见之窞深。于是乎中和氏之鼓舞者当罪，而太甚之等辈反公然群溺人而见宽矣，是又一深析子之窞也。
嗟乎！有生以后无一非窞，窞窞溺人，窞窞可遁，窞又自扫其窞以为窞，谁能知之？知之则皆窞、皆非窞也。圣人不妨容诸窞，以消其太甚之窞而已矣。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则容遁。容遁容窞，则消一切窞。果欲知此乎？请过四千九百六十窞而后可。
问蜜，曰甜。问甜，曰不知也；无舌人闻之，愈不知也，而听此以言蜜，后之言者相承以为实然，而实皆不知以相欺也。好言不可言之学，好言无理之理，何以异邪？往往匿形以备变，设械以待敌，有急则推堕滉洋不可知之中，如是而已矣。张鲁以符水教病人，曰：“饮此则愈，不得言不愈！若言不愈，则终身病矣。”今教人听滉洋之言而不许其致辨也，即此法也。坡老摹言禅之弊，可谓切中矣；然天下正不碍有此一弊法也。
有病目者，赤肿昏眵，见日如刺，哭而躁。药以散之，火上炎，则躁益甚。医者百，不能治。一人入诊之曰：“治目易耳；察脉中，旬日当左足上生疽，疽发必危，有性命之忧。”其人惶恐再三。诊者曰：“有一法，能听我乎？”曰唯。曰：“静坐，盂水，置左足其上，注目视之，如此一月，可救矣。”其人从之而目愈。诊者笑曰：“足何尝有疽哉？”宋文挚怒登床而齐王痊，皇子告敖叙泽鬼而桓公霸，此即以错救错之妙也。孟子恶乡愿，以今视之，惟恐天下之不乡愿也；皆乡愿而天下太平矣。先不能使人之皆仁义，又岂能使人之不假仁义乎？
天地有阴阳、虚实，而无善恶、真伪。阴阳分而流为善恶，虚实分而流为真伪。实行则真，虚名容伪。愈高则愈伪，愈伪则愈遁，固其所也。知其遁而容其遁，圣人合天地之道也。有杨、墨而后孟子显。孟子辨孔子时之杨、墨，而不辨同时之庄子，谓孔子留杨、墨以相胜，孟子留庄子以相救，不亦可乎？不得已而辨，辨亦不辨，虽辨之而仍相忘也。仁者仁，智者智，百姓安其不知，君子之道虽鲜而无不相成者，错行之道也。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言当听其同异，乃谓大同；攻之则害起耳。立教者惟在自强不息，强其元气而病自不能为害。
郝公曰：“人所以异禽兽，惟有仁义、知敬爱、明君臣父子也。邪说害仁义，将使人类尽猛兽，世道皆洪水。猛兽、洪水，天灾有极；人心之害，其祸无常。故仁义之功与生民相终始，二帝三王以此开统，孔子《春秋》功在万世，而孟子之言所以继《春秋》也。圣人在上，扶阳抑阴，其道显；圣人在下，修辞居业，其道微。道微则其言不得显，是以《春秋》不能必天下人知我，亦不敢辞天下人罪我，义直而言逊，志切而语寡，知我者固不察其隐，罪我者亦不见其端，圣人所以藏身之固而救世之权也。庄周云：《春秋》经世，议而不辩，殆于知孔子者。若《孟子》七篇则辨矣，然亦有不辨也者，所以希《春秋》也。自谓距杨墨而杨朱、墨翟死久矣，七篇中与杨墨辨者无几，盖七国之乱非尽杨朱、墨翟也，游说纵横之徒为害也。舍游说纵横之徒不辨，而辨区区之杨墨，何也？攻不仁不义之流，而指害仁害义之端也。世道惟人与我，圣人忘人忘我，无所为而为。二子一执为我，一执兼爱，为我害仁，兼爱害义，害仁者自至于无父，害义者自至于无君。二子未尝不言仁义，而天下之不仁义者必归焉；虽未尝教天下无君父，而天下之无君父者必归焉。如淳于髡非杨非墨，而其言曰：‘先名实者为人’，此墨之言也；‘后名实者自为’，此杨之言也。凡富贵利达之谋，纵横强战之事，以至贼父弑君者，莫不生于为我，而逞于为人。故夫杨墨之害道，非必杨朱、墨翟二人害之，天下归杨墨者共害之也。天下归杨墨者，非以其道归之，各以其邪淫之言归之也。如邹衍、淳于髡辈之便佞，苏秦、张仪辈之危险，孙膑、吴起辈之战阵，庄周、惠施辈之悠谬，韩非、申不害之惨刻，鬼谷、公孙龙之怪诞，荀卿、吕不韦之学术，庞杂纷拏，蛙鸣蝉噪，竽滥而不胜听，原其心，同出于不仁义；究其端，皆起于为人我；而极其祸，同抵于无君父：则同谓之归杨墨而已。或疑孟子与稷下诸人同朝，而言不少概及焉，不知孟子日讨诸人而训之，而世人不觉耳。仁义之说伸，则孝悌之行立，经正民兴，斯无邪匿，岂必与小人争齿牙之利，犯世主之讳，然后谓之辨乎？与杨墨辨而人不觉，与秦、仪、稷下诸人辨而人尤不觉，此七篇所以私淑《春秋》也，况《春秋》之所以为《春秋》乎？居业之辞微，卫道之心苦，故孔子叹‘莫我知’，孟子称‘不得已’。孔子而使人知，则《春秋》废；孟子而使人知，则七篇毁，故曰罪我也。”郝公之论肃矣。
何何氏曰：老子告孔子，以聪明讥议人为近于死，孔子称其犹龙，而归即作《春秋》；何其背乎？此正所以善学犹龙也，议而不辨也。孟子知孔子言攻异端之为害，故辨而不辨，辨非攻也，所贵孔子之道着耳；虽欲息杨墨之道，而实不问其息不息也，此知遁、容遁之道也。
后世之辨，全为自尊，故相倾轧以争雄；而附会者各欲凭之以遁，故明知其非而护之愈深，反攻大公之辨，能不悲乎？是故不得已，于无是非之天地，立公是非之大权。《说卦》三立，几在三与阴阳交互。圣人扶阳，一切本无，一切皆备，有名即有弊，有真即有伪，而中道正格，必言仁义。窃仁义者，私见弊之也，仁义何病焉？仁义即弊，而弊仁义犹足以救乱贼之平旦，功诚大哉！窃混沌，窃虚无，独非窃耶？以不求安饱发养生之硎，以不忘沟壑淬吴干之锷，几见窃者；何必深言而浅仁义之功，泯言而怒仁义之名乎？竞新好奇，竟群藐忠孝为粗行矣。群藐忠孝，非人将相食之兆乎？立教者往往快其语而忘其经。正经者曰：深言、泯言者，亦明其所以为仁义者而已。辨之可，不辨可，谓辨亦不辨也可。吾自一人也，朝赞之而夕诋之，未尝不可，盖两间无不相反、相胜而相救也。旁观者曰：此正经者无奈百家何，特自为之解，以容天下之遁耳！可以一笑。
《容遁》、《名教》数篇，特地为世谛之菩萨出气。盖彼所立者两扇大门，乃卯酉、昼夜之应该也，而无子无午之究竟即在其中。今玄者专贵无分别，此逼见初心耳。方要人辨佛、辨魔，辨真、辨伪，曰皮下有血者，乃羞恶也，羞恶因分别是非而有；而欲打散两扇门，乃为无分别，可乎？不可乎？理家有沿袭龙溪、海门而不知其本意，壁听禅宗药语，专供无善恶之牌位，生怕说着义利两字，避浅好深，一发好笑！
盖真宗并不如此。《华严》称性分别即无分别，曰深以醒浅，而甚深者乃深而又在浅中，即无浅深者也。我故曰：教成善恶分明之梦寐，而乃以痛快其无善无恶之逍遥。以中古之法治三代犹不可，而欲以上古之法治末世乎？上根人从源头窥破，而后穷流，乃为省力耳。
一不可言，而因二以济；二即一、一即二也。自有阴阳、动静、体用、理事，而因果、善恶、染静、性相、真妄，皆二也；贯之则一也：谓之超可也，谓之化可也，谓之无可也。无对待在对待中，则无善恶在善恶中。言其止于至善，则无着无住而无善恶可言也，此正良心、天理之极处耳。曰天理，则非寻常之理；曰良心，则非寻常之心。如曰真如、涅盘、菩提即是天理；曰生死、命根、妄想、业识即是人欲。若对理学以起念为生死命根，彼必惊讶，不知乃一字面也，深刻言之耳！至于无所得、无在无不在，即是无入不自得、无可无不可。从心率性，岂非天理、良心之化境乎？但人厌常希奇，说个天理良心，则远走矣。要之，一个世界，十世古今，总是一个心，无二无别。华严寂场，万劫不曾动丝毫，则又何处容得内之、外之、精之、粗之、浅之、深之乎？所谓十八空，即真空也，即并空亦空也；似乎汪洋，而不知空至此乃真实极矣。世人藉口，故分善空、恶空、无所得空，盖云总归一心，则无所得，无不空耳。《华严记》云：若达真空，尚不造善，岂况恶乎？若邪说空，谓豁达无物，或言无碍，不妨造恶；若真知空，善顺于理，恐生***，尚不着意为善，恶背于理，以顺妄情，岂当可造？若云不碍造恶，何不云无碍者不碍修善而断恶耶？此邪见坏世极矣，故抄出醒之。
明清之际方以智的主要著作。1652年完成初稿，次年加以订正。全书正文二十六篇(含一篇附文)，加《东西均开章》和《东西均记》，凡二十八篇。原仅存抄本，由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整理出版，并附有方以智《象环寤记》一篇。书中反映了方氏哲学上由气本论向心本论的转变，充分发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思想，接受了佛教虚无、相对主义理论。伦理学上坚持人性本善，指出人性之善是“无善无恶”的至善。认为“有先天之善、恶，有后天之善、恶;有未生前之善、恶，有已生后之善、恶”(《颠倒》)。强调善恶的标准和区别都是相对的，不可截然分析，“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公符》)，恶是善的补充和作用。绝对的善则超越这种善恶对待，“有善、恶对待之善，有不落善、恶之善”(《反因》)，只有使对待之善恶相因相泯，才能在对善恶的超越中求得绝对至善。“无善无恶乃至善也，有善可为，即兼恶德矣”(《颠倒》)，表现出明显的善恶相对主义倾向。主性善情恶，以善在恶中论证性在情中，理在欲中，“性善，情恶，无意为之则善，有意为之则恶”(《公符》)。把心性区分为公心、独心，公性、独性。公心是“先天之心寓于独心者也”，“公性则无始之性”。倡导“各安生理”，提出“自食其力”的道德原则，认为维持生命之食是道德的基本点，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生活资料，才符合道德的起码要求。(《食力》)在生死观上，主张“不虚生，不浪死”(《无如何》)，要求人们无心于生死，“生死自生死，可出可入”，“不浪死虚生以负天地”(《生死格》)。但并不否定封建纲常伦理，对传统名教叛逆者李贽大加贬抑，指斥他是“官不称意”，于是“颠倒其说以快意，一切不顾”，“遂为坏名教、乱天下之渠魁”(《名教》)。反映了方以智维护传统纲常名教的道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