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迹
六经传注，诸子舛驰，三藏、五灯，皆迹也；各食其教而门庭重——门庭，迹之迹也。名教寓神于迹，迹之固非，犹可以循；真宗者，欲忘其神迹，迹之则毫厘千万里矣。
庄子实尊六经，而悲“一曲”“众技”，“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故以无端崖之言言之，其意岂不在化迹哉？若泥其平泯而任之，则民泯仁义，不泯嗜欲，是人而兽也；养生为全天，则颜不如彭矣。
尝试论之，自五帝以前，道术止贵知足，而安于相忘。老子之言，先出于《管子·内业》篇，而《艺文志》又别载《内业》之书，则上古久相传者，明矣。醇醇闷闷之生民，防其嗜欲，则知足为急，而易以相忘。其后智巧渐出，圣人不得不繁为节文以劳之，使乐费其智巧以养生，而他乱不作；此以凿救凿之道也。司马迁徒见其迹，以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无功”，又乌知其“神而明之”之本要，而无功之功在万世乎？日月江河之法，与日月江河同尽而已矣；所以为法，即所以为日月江河者，岂有生灭邪？
永平之榆傥来白马，而奘、显继取，与传注等。佛愍人之缠缚嗜欲，不得已示雪山苦行，立一脱离之极，犹伯夷可以不饿而以饿立清极，屈原可以不沉水而以必沉立忠极也。佛之心止欲人出生死、利害之家耳。泥其桑下马麦之迹，则近于墨子之“天下不堪”矣。
禅宗以机迫直心，诱疑激顿，能救颂习之汗漫。若守其上堂小参、狐嗥鬼呓之迹，专售海外之禁方，何异于别墨之“倍谲”“不仵”乎？
理学出而以实辟虚，已又慕禅之玄；而玄其言以胜之者，皆不知天地之大而仲尼即天地也，其所执之实与玄，皆迹也。金锁玄关，闪烁电拂，惟在扃逼之，幂蒸之；而扩充学问，遂在所略。既与教分，则专家捷巧之技，以回避为高玄。且曰傍教说禅，昔人所诃，不知离教与宗，早已迹其教而并迹其宗，魈夔踸踔，自熠燿其磷火，区瞀甚矣！傍禅说禅，不当诃耶？贩禅涂说，不当诃耶？
说以救世，贵通其变；合并为公，如何可望？不过曰人皆有为我无为，尊之曰无为，诚尊于有为矣。好尊者，因守无为之迹，六分之，犹然六迹也。惟天无为，而七曜五星皆有为以承天；惟君无为，而百职司皆有为以事君；惟心无为，而耳目手足各效技能以奉心。岂能令举世皆无为乎？一家皆无为则一家废，一国皆无为则一国废。故学者有为而始能无为。专主无为以督责天下之学者，而网捕有为者，是安知有生以后当然之则，其无为者在有为中，所以无为者，为即无为，犹心忘手、手忘笔之行押书也？世既不知真无为之所为，于是遂尊伪无为者。恶赜以为易简，非真易简也。《则阳》曰：“匿为物而愚不识，大为难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远其涂而诛不至，民知力竭，则以伪继之。日出多伪，士民安取不伪？”子休早知后世好高争胜，诬民之弊必至此矣。老氏流为惨礉者，为其坚忍也。橛者坚忍已甚，又设陷虎之机，迅利险毒，其流必中卤莽之祸。今又以伪教伪，惟我独尊，成一北宫黝矣。弊可胜痛哉？
儒之弊也，迂而拘，华而荏；以故鲜能神化，通昼夜而知者寥寥。然循序门堂，道德寓于文章，学问事功，皆不容以多伪，孰与自欺欺人而无忌惮者乎？彼非始愿欺也，专主空悟，禁绝学问，惟争儵忽以胜；胜不可得，瞢焉以老，无可自食，不得不护此技以食。既难真者，欲不自欺欺人，其可得耶？是殆不如二乘、净土，说戒、讲经为其职也。
公是非曰：道德、事功、学问、文章，本一也，后日益分，分则好高。其道愈高，其伪愈多。惟学问九真而一伪，淹洽者、疏漏者，博能约者、博未约者、统博约者，大小精粗，分毫莫掩。故圣人藏“何言”于“行生”，寓“罕言”于“雅言”，可以化人，可以养人，可以深造。官肢效功，而不知帝力，非必榜真君而割戮奴隶也。诊九候者，惟讯大小溲，时其饮啖，此岐黄哉！愤竭忘忧之药，内外始终备矣，圣人惟立中道而悬其高者，以学传神，迹偏于下而达于上，神游于下而上无上，究竟难言何上何下。以言设施，设施大哉！
吾所谓补救其弊者，正以代明错行，无一不可也：厚貌饰情，方领矩步，食物不化，执常不变，因因循循，汨汨没没，非霹雳签磹以汋发之，纵横侧出以波翻之，坐牛皮中，几时抑搔苛痒乎？是谓以禅激理学。
悟同未悟，本无所住，《易》《庄》原通，象数取证，明法谓之无法，犹心即无心也，何故讳学，以陋橛株？是谓以理学激禅。
惟我独尊之弊，可以知白守黑之药柔之，是谓以老救释。
然曳尾全生之说既深，惟有退缩、死于安乐者，偃溷偷匿，匿焉已；又藉口谿谷之学，以苟免为明哲。悲乎，悲化山河大地而肉矣，是谓以释救老。
嗟乎！各便一察，各神其迹，必不肯虚心以全矣。
解曰：山自山，海自海，补毋乃迂？又解曰：丘陵本乎山，百川至于海，况山无不可登，海无不可泛，即不尽登、不尽泛，而禁人言山有苏迷、海有沃焦，岂不悖哉？谁其直天地之气，见天地之心，心尽自知，五至三无，慎和其中，以劳天下，通乎时变，厚载以不息，是谓天符，是谓神化，是谓真宗。
动忍者，专直之锥也；愤竭者，倚天之剑也。大畜即空空也，直塞即泯应也，戒慎即放旷也，扩充即保任也。有、无二无，无、二亦无。谓直有一“有”，不知有“无”也，可；死生齁息耳，曷足道哉？已无生死，又何不可为哉？可而不可，不可而可；出为无为，则为出于不为；万即一，一即万；神与迹不二矣，何断何别？庖丁、轮扁，皆无为为也。因二以济，握天符乎何有？
今而后儒之、释之、老之，皆不任受也，皆不碍受也。迹者不信，不必与语；神者专己守残，而不欲其全，此为可慨。何不曰天地大矣，或亦当有此无用之用，如新考河源吐蕃，与河源大雪山等，金鱼火鸟，增益二千五百星者乎？姑一听之，庸何伤？
明清之际方以智的主要著作。1652年完成初稿，次年加以订正。全书正文二十六篇(含一篇附文)，加《东西均开章》和《东西均记》，凡二十八篇。原仅存抄本，由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整理出版，并附有方以智《象环寤记》一篇。书中反映了方氏哲学上由气本论向心本论的转变，充分发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思想，接受了佛教虚无、相对主义理论。伦理学上坚持人性本善，指出人性之善是“无善无恶”的至善。认为“有先天之善、恶，有后天之善、恶;有未生前之善、恶，有已生后之善、恶”(《颠倒》)。强调善恶的标准和区别都是相对的，不可截然分析，“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公符》)，恶是善的补充和作用。绝对的善则超越这种善恶对待，“有善、恶对待之善，有不落善、恶之善”(《反因》)，只有使对待之善恶相因相泯，才能在对善恶的超越中求得绝对至善。“无善无恶乃至善也，有善可为，即兼恶德矣”(《颠倒》)，表现出明显的善恶相对主义倾向。主性善情恶，以善在恶中论证性在情中，理在欲中，“性善，情恶，无意为之则善，有意为之则恶”(《公符》)。把心性区分为公心、独心，公性、独性。公心是“先天之心寓于独心者也”，“公性则无始之性”。倡导“各安生理”，提出“自食其力”的道德原则，认为维持生命之食是道德的基本点，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生活资料，才符合道德的起码要求。(《食力》)在生死观上，主张“不虚生，不浪死”(《无如何》)，要求人们无心于生死，“生死自生死，可出可入”，“不浪死虚生以负天地”(《生死格》)。但并不否定封建纲常伦理，对传统名教叛逆者李贽大加贬抑，指斥他是“官不称意”，于是“颠倒其说以快意，一切不顾”，“遂为坏名教、乱天下之渠魁”(《名教》)。反映了方以智维护传统纲常名教的道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