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
真泊然者不待泊然、不谓泊然，是能泊然。逆消息而知之，泊然也；顺消息而用之，泊然也。无息则无消，消消息息即无消息。天地即心者，天地之无心也。无心，无天地矣，又何尝容天地于其心，容心于天地哉？无消息者，消息息消。
自无有以来，忽而明，忽而暗；忽而冬，忽而夏。明则动，暗则止；冬则寒，夏则热。十世古今，岂能移易一累黍乎？何东西而东西之，何南北而南北之，何内外而内外之，因内外而中之。鸿蒙以是传之羲、轩，羲、轩以至如今，未尝移易累黍也。天地生人，生生不已。天地不能移易，而人心乃不胜千百其变，此人之罪邪？天之罪邪？教人求心者之罪邪？人自不求心之罪邪？无如其钩锁于尘尘而失其故也。
不得已以息自反。息也者，休息也。休息之息，正以其消而息也。惟其不知消而息、息而消、消即息、息即消、随消息、无消息之故，而遂与消息舛驰矣。舛驰而驰以止之，而驰愈舛矣。驰已舛，奈何乎不求？驰已舛，奈何乎求？驰舛者，本不舛也，本不得不驰也。恶影者，知就树息阴而止，则驰亦止也。今而后乃知影之不必恶也，今而后乃知心之本无所起也。无其心，莫如旁观而引寓。人生而寓矣，无之而非寓也。当其舛驰，不可止之，愈止愈动，惟于起处自问曰：“日明，夜暗，冬寒，夏热，曾移易累黍否？”不必作解，不必记忆，但提此问，其驰自止。其驰既止，止听其起，又从而问之。问之既久，忘其所问，忘其所起，不觉忽问，忘其不觉。从不觉中而旁观其起起灭灭也，则必豁然于所以问者矣。
由此言之，人何不一问，何不一答？自问曰：“问者谁？”自答曰：“答者谁？”问即已自答矣，答即已自问矣。问此“问即是答、答即是问”者谁，则问此“不问、不答”者谁，则问此“问即不问、答即不答”者谁。如此自问，如此自答，问答不已，不觉交加；交加不已，不觉自断。当其不觉，苦于闷闷。苦其闷闷，不觉忽觉。是能消消，是能息息。消消而息，息息而消，无所住而消其心，无所住而息其心，岂非天地生人之真消息乎？消息其中，直下已知之矣。
请问“其中”。中不在外，中不在内，不内不外；中不在中；中又何尝不在外、不在内、不在中乎？南北东西，何处非中？南北之前后，东西之前后，何时非中？则此十世古今不移易累黍者，盖时时移易者也。又移易，又不移易，消息诚难知哉！因移易之移易，以知不移易之移易，此即贯消息之消息也。
冬自冬，夏自夏，此百姓不知之知也。知冬非三时，而冬具三时者，此仁智之知也。春不能不夏、秋而冬，草木不能不华而实，则学者随夏秋之候，而后落叶归根，乃其所也。当下知冬即夏、夏即冬，则又何二焉？既知夏即冬、冬即夏矣，何尝不可冬自冬、夏自夏邪？生而成、熟而化之必然也，由春历秋之序也。顿即顿，又安能逃此渐以成顿乎？圣人之冬夏，夫何异于百姓之冬夏乎？
嘘嘘各自以为知消息矣，乌知夫各各不相知之消息邪？凤不能鹤唳，鹤不能凤鸣；钟不能鼓响，鼓不能钟声，孰分之？孰齐之？孰权之？孰主之？齐其分，权其主，归之于天。天亦不能自主而主物乎？天亦不能自分而分物乎？吾尝云：天本无天，以天在一切物中；则谓物之自主、自分，为天之主之、分之可也。
人之面不可殚计，而无一同者。惟其不同，不妨大同。鸟兽之声形各各何尝同乎？蚁之异状犹人之面，人视之一蚁耳；犬之吠犹人五方之万声，而人闻之一犬耳。人执所见、所察者以为是，而不信“不见不察之无不是”也，何以异此？以“不见”见，以“不察”察。不见之见可以见“不见”，不察之察可以察“不察”。专知消息者，毋乃多此一“专知”之功乎？多此一功，即是一罪。然此罪安可少乎？通昼夜而知者，知而安于不知，斯固知“止其所不知”之大消息也。旁观引寓者，别开消息之门耳。住此门而因以为法，是兔角也。法无常法，何能无法？无法即法。──“即”之云者，亦无奈何之词耳。既有十世古今时时移易而不移易一累黍者、因事立法之一切法，何尝非即此无法之法？知此时时移易之法即时时不移易之法，而又何以无法之法为？
消息自消息，消息之法各各自成消息之法，吾何容心于其间哉？虽然终古如此，终古不得遂如此语也。不发无不知、不相知之疑，则何以悟本不待悟之消息？不知悟之当专，则何以知专悟之违消息邪？噏问呴，呴曰：“代。”呴问噏，噏曰：“错。”本无代错，随其代错。月代量而错以星也，纪日月星之差而错成时也。天何道乎？时而已矣。时何道乎？差错而已矣。圣人知之，以差为步，以逆为学。日差于天，月差于日，星互差于日。合差而时显，积差而天显。差以所过谓之历，不能历天而日啧啧以攀天，天宁许其呼“知我”哉？人之学也，以差为逆，以逆为差，差逆之所过，此空空之实历也。《易》，逆数也；学，逆几也。以顺用逆，逆以为顺，天差而不差，学天者过而无过矣。《礼运》曰：“日星以为纪，月以为量。”其代错之所以不息乎？其不息之所以代错乎？
明清之际方以智的主要著作。1652年完成初稿，次年加以订正。全书正文二十六篇(含一篇附文)，加《东西均开章》和《东西均记》，凡二十八篇。原仅存抄本，由中华书局1962年校点、整理出版，并附有方以智《象环寤记》一篇。书中反映了方氏哲学上由气本论向心本论的转变，充分发挥了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思想，接受了佛教虚无、相对主义理论。伦理学上坚持人性本善，指出人性之善是“无善无恶”的至善。认为“有先天之善、恶，有后天之善、恶;有未生前之善、恶，有已生后之善、恶”(《颠倒》)。强调善恶的标准和区别都是相对的，不可截然分析，“善中有恶，恶中有善”(《公符》)，恶是善的补充和作用。绝对的善则超越这种善恶对待，“有善、恶对待之善，有不落善、恶之善”(《反因》)，只有使对待之善恶相因相泯，才能在对善恶的超越中求得绝对至善。“无善无恶乃至善也，有善可为，即兼恶德矣”(《颠倒》)，表现出明显的善恶相对主义倾向。主性善情恶，以善在恶中论证性在情中，理在欲中，“性善，情恶，无意为之则善，有意为之则恶”(《公符》)。把心性区分为公心、独心，公性、独性。公心是“先天之心寓于独心者也”，“公性则无始之性”。倡导“各安生理”，提出“自食其力”的道德原则，认为维持生命之食是道德的基本点，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生活资料，才符合道德的起码要求。(《食力》)在生死观上，主张“不虚生，不浪死”(《无如何》)，要求人们无心于生死，“生死自生死，可出可入”，“不浪死虚生以负天地”(《生死格》)。但并不否定封建纲常伦理，对传统名教叛逆者李贽大加贬抑，指斥他是“官不称意”，于是“颠倒其说以快意，一切不顾”，“遂为坏名教、乱天下之渠魁”(《名教》)。反映了方以智维护传统纲常名教的道德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