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儒学趋势
儒家思想为中国文化之骨干，此义人人知之。盖儒学本由中国文化而孕茁，自有儒学而中国文化亦遂发扬光昌而滋大。儒学原本孔子。然孔子曰：我好古敏以求之。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孟子称之曰：孔子之谓集大成。故虽谓儒学为中国古文化之结晶可也。孔子殁，非儒反孔者四起，百家竞呜，皆欲与孔子为代兴，杨、墨、庄、老其著也。当是时，儒学之为世诟病，亦既甚矣。有孟子者出，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又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能言距杨 墨者，皆圣人之徒也。继孟子而起者有荀子，荀子之排击诸子，较孟子益厉。其书有《正论篇》《非十二子篇》，其排击诸子，虽子思、孟子不免。又曰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张氏之贱儒，虽七十子之徒有不免。然独尊仲尼无间言。孟 荀皆一世之魁儒，其尊孔子如此。而后百家之气焰以衰，儒术之尊严以定。故儒学之推行，亦非孔子一人之力所能主。在其当身，必有七十子者扶翼之。及其后世，又必有如孟 荀者呵护之。故可谓儒学推行，乃中国文化自有之演进，乃中国人群之共业也。
战国纷争之大局既歇，而秦 汉一统之盛运方启。于斯时也，政治定于一尊，学术思想亦有调和融会以出于一之需。《吕览》《淮南》皆出其时，而莫能竟其功。求有以调和融会百家之异说，折衷而归之一是者，非推本于儒术，则莫克尽其任。于是秦皇、汉武之间，乃有儒术之新生。《易传》《戴记》所载，莫非是时之产物。上自荀卿，下迄董子，当时儒学之所以包罗吸纳诸家之异说以自广大而得达学术一尊之地位者，盖不自于汉武之创置《五经》博士，而在野之著述固已俨然有以踞其尊严而无愧矣。要言之，如《易系》《中庸》多采道家，《礼运》《孝经》兼取墨义，《春秋公羊》三统之说本诸阴阳家言，而又旁及刑名法术以为褒贬。百家精旨，苟可调和融会于儒术者，秦 汉诸儒无不兼取而并蓄之。故非孟 荀之驳辨，无以见儒学之尊。非秦 汉之和会，亦无以见儒术之大。秦 汉诸儒之与孟 荀，犹车两轮，犹鸟两翼，左之右之，而孔子之道乃得大行于后世。若谓后世有新儒学，则秦皇、汉武间之诸儒首当其选矣。
汉代一统之绪将斩未斩，而郑玄之括囊大典，遂为两京儒学殿军。魏 晋以下，诋儒讥孔者，纷纷籍籍，又不知其几何家。时则老聃之与瞿昙，遂与孔子割席分尊，若鼎足之三峙。论其风力之广被，沾染之深入，视战国百家犹多过之。虽逮隋 唐盛世，而学术分野，终未合并。则儒术之衰，抑又甚矣。韩愈愤然以孟子之拒杨 墨自负，而力有所弗胜。其友人李翱，则以和会说《中庸》。下及宋世，儒术终起，然阳法韩愈之排击，而阴师李翱之和会。盖宋 明七百年之儒学，亦犹如秦皇、汉武间诸儒，要以调和融会于道、释之间。苟其为说之可以兼取并蓄无害于我者，则无不取而蓄之。故濂溪《太极图》传自方外，程氏之门无不流入于禅。后人又谓：朱晦庵是一个道士，陆子静是一个和尚。其语虽酷，亦非无由。迄于阳明良知之传，渐失其真；而和会融通之风，益泛滥横决而无可收拾。于是晚明诸儒起，始谋所以修藩篱而坚壁垒。如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颜习斋诸人排诋所及，程 朱有勿免，陆 王更无论。彼其正言厉色，亦犹夫孟 荀之遗意也。故苟无程 朱、陆 王之和会融通于前，将无以见儒术之大。苟无晚明诸老之剖析驳辨于后，亦无以见儒学之尊。非尊无以立，非大无以行。自有孟 荀之驳辨而来秦 汉之和会，自有朱 王之和会而来晚明之驳辨。一往一复之际，顺逆有殊；而儒学之所以立，孔子之道之所由以大行，则胥此二者之左之右之，如车之轮，如鸟之翼，不可一缺也。
窃尝论之，学术之有和会与驳辨，亦各因其时而然也。当战国衰世，儒学初兴，我势未立，我道未尊，则孟 荀之驳辨尚矣。析之有以极其细，剖之有以尽其精，凡其说之苟有异于我者，无不昌辨而力斥之。凡我说之所以卓立而见尊，则职此之由也。秦 汉一统，世运既转，而儒术亦已尊。一世之人，方务为高瞻远瞩，兼包并举，其气无前，其抱无外；则和会融通之意兴焉。盖前者忧深而虑远，后则气盛而心开。夫非时与势之为之欤！濂、洛初兴，亦值宋之一统，承百年太平无事之后，礼乐文运方起；和会融通，适以成我之大，而无患其损我之尊。南渡以还，建安集其大成，而金溪即别树壁垒，此固偏安之气局也。姚江起于明代，亦包罗兼容为多。及于晚明，宗邦覆矣，民生瘁矣，衣冠文物扫地尽矣。使于此时，不皭然有所自表异，不确然有所自持守，将沦胥丧亡之无日，又何有乎和会以自大！则晚明诸老之所为穷剖而极辨者，亦岂得已而不已哉！
故北宋如前汉，晚明似先秦。凡儒术之所以确立而大行者，乃此两翼之互为而共成之，而不可或缺焉。而其间之异同离合，则犹有可得而略论者。孟 荀之时，虽亦高论王霸，推极于国家天下；要之其立说所偏重，则个人之心性学养为主，而大群之政教功利为辅。迄于先汉，其风斯变。时则政出一统，世运方新，学者之所想望，于大群之政教功利者尤急，而小己之心性学养转疏焉。此畸轻畸重之异也。北宋诸儒，其和会融通似前汉，而其偏重于个人之心性学养则转似先秦。晚明之剖析驳辨似先秦，而其偏重在大群之政教功利则又似前汉。此其间亦有说。盖前汉当盛运初启，学者莫不踊跃蕲向于大同太平之治，各思述其道以易一世而跻于所理想；故其言政教功利，率多游神泰古，驰骋恣肆，而征实非所务。至于晚明，国覆种奴，一群方陷于鱼烂瓦解之境而不可猝救；故其神敛，其心恻，若痛定之思痛；其于一群之政教功利，多惩前而毖后。作历史之反省，而不敢轻发舒。活泼磅礴不如前汉，而敦笃就实则胜之。
满清盗憎主人，乾、嘉诸儒蠹故纸逃死而称经学，斯无足道。道、咸以往，海疆多虞，满族之钳制防遏也转弛；学者骤脱羁轭，而所以震荡其心魄者，则有似于晚明。故其言率偏于一群之政教功利，而个人之心性学养有不遑。适其时欧风东渐，凡彼之所以为政教功利者，又与我相悬绝。富强慑其神智，既不得为韩愈之排击，乃又相趋于李翱之和会。故一时学风，转有类于前汉。斯则以衰世之人心，而强慕盛世之学业，晚清 道、咸以下之大体则然也。
辛亥鼎革，政体丕变。一时人心，若久缚而乍解，若长蛰之思苏。而又东西接触既频，士大夫揖让周旋于多邦群族之间者既久，若将披心胸，豁肝胆，以怀纳诸新而融之为一大；秦 汉和会之风进而益奋。《公羊》之变法，《礼运》之大同，可以参是中消息矣。然而国步之艰难依旧，群体之隳颓日甚。秦皇、汉武之丰功伟烈既不可以骤冀，而晚明诸老之所惊心而动魄者，亦复如梦魇著人，不得遽醒。则迟徊瞻顾，凡其创巨而痛深者，皆孤孽操危虑深之资也。于是和会之不足，而驳辨之风随起。是则前汉、晚明，儒学两翼，所凭以左右夹辅扶摇直上者，当今之世，乃有齐头并进之观。斯非希觏之一奇欤！故挽近学者称引儒书，乐为援据而加以阐发者，非《易传》《戴记》，则往往在晚明。此辛亥前后五六十年中风气，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抑学术之事，能立然后能行，有我而后有同。否则，不立何行？无我何同？苟非孟 荀之强立，亦无以来秦 汉之广负。而今日者，在我则至愚至弱，至乱至困，既昧昧然不信我之犹有可以自立之地，而失心强颜以游神于群强众富之列，曰：我将为和会而融通焉，我将为兼举而并包焉。甘受和，白受采，先既无以为之受，更何期乎黼黻文章之观，酸咸五味之调乎？故凡苟有异于我者，必辨之晰而争之明，斯所以尊我使有立也。凡苟有同于我者，必会其通而和其趣，斯所以大我使有行也。而今日之我，求其能尊而有立也尤亟。大心深识之君子，其将有体于斯文。
（民国三十三年四月《思想与时代》三十三期）
孔子研究著作。近人钱穆著,集有作者18篇孔学研究论文。其中有10篇探究《论语》,包括《论语》的读法和朱熹的注疏,另外数篇是研究孔子思想与现实文化的关系,认为“孔子思想之重点与价值,正在要替人类提出一个解决此种种问题之共同原则。”这一原则“只‘道’‘德’二字便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4年初版。 该书是钱穆阐述孔子学说,教读《论语》方法的结集。书中指出:儒家是 一种“人文的宗教”,孔子的教义具有“道地十足不折不扣的宗教精神”。 钱穆突出强调“情”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宋儒说心统性情,毋宁可以 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学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胜于其 着重理知的部分。我们只能说,由理知来完成性情,不能说由性情来完 成理知。情失于正,则流而为欲。中国儒家,极看中情欲之分异。人生 应以情为主,但不能以欲为主。儒家论人生,主张节欲寡欲以至于无 欲。但绝不许人寡情、绝情乃至于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