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書
自序
古之君子著述，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僕生塵冥之中，治亂之故，觀之也熟；農瑣餘隙，條其大者，為書八篇。仰瞻宇宙，抱策焉往？則亦留之空言而已。自有宇宙以來，著書者何限，或以私意攙入其間，其留亦為無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後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異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書不可不留也。癸巳九月，梨州老人書於藥院。
文質
蘇洵曰：「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其文之變而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余以為不然。其自忠而至於文者，聖王救世之事也；喜質而惡文者，凡人之情也。逮其相趨而之於質，雖聖賢亦莫如之何矣！人徒見宮室棺椁輿服俎豆之制，吉凶相見饋食之禮，殷之時備於夏，周之時備於殷，遂以為自忠而入質，自質而入文，由人之喜惡而然也。人誠喜文而惡質與忠，則宮室棺椁輿服俎豆之制宜日趨於煩，吉凶相見饋食之禮宜有加而無已，何以皮弁廢為巾幘，鼎彝廢為陶旊，易車以乘馬，易贄為門狀？
古者天子之棺四重，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今天子之棺不重，則是古者士之制矣。古者設折俎，薦脯醢，酒清肴干，賓主百拜而後脫屨升堂乃羞，今賓至而羞，則是古者宴飲之事矣。古者設奠於奧，迎屍於前，謂之陰厭，屍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今無屍而厭，則是古者祭殤之禮也。唐有孫昌胤者獨行冠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言曰：「何預我也耶？」庭中皆大笑。豈惟冠禮乎哉？凡禮之存於今者皆苟然而已。
是故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服者，日益狹陋，吾見世運未有不自文而質也。當周之盛時，要荒之人，其人畫革旁行，未嘗有《詩》、《書》、《易》、《春秋》也；其法鬥殺，未嘗有禮樂刑政也；其民射獵禽獸為生業，未嘗有士農工商也；其居隨畜牧轉移，未嘗有宮室也；其形科頭露紒，未嘗有冕服也；其食污尊抔飲，未嘗有俎豆也；其居處若鳥獸，未嘗有長幼男女之別也。然則同是時也，中國之人既喜文而惡質與忠，要荒之人何獨不然與？是故中國而無後聖之作，雖周之盛時，亦未必不如要荒；要荒之人而後聖有作，亦未必不如魯、衛之士也。其謂喜文而惡質與忠者，然乎否耶？以三代聖人相續而治，聖功不可為不久矣，其末王不能守聖教者，彼帝辛使男女裸逐，厲王發龍漦而使婦人裸而噪之。其非喜質之過乎？然則先王使忠之變而為質，質之變而為文，其勢若此之難也！
昔者由余之語秦繆公曰：「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者莫不賓服。虞舜作為食器，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酒器，縵帛為茵，鼎食，席額緣，觴酌布采而樽俎有飾，國之不服者三十三。殷人作為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
鳴呼！此由余之所謂道，戎狄之道也，而繆公以為聖人。天下之為文者勞，而為質者逸，人情喜逸而惡勞，故其趨質也，猶水之就下。子游曰：「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繆公之謚為「繆」，不亦宜乎！
封建
自三代以後，亂天下者無如夷狄矣，遂以為五德沴眚之運。然以余觀之，則是廢封建之罪也。
秦未有天下，夷狄之為患於中國也，不過侵盜而已，至甚者殺幽王於驪山，奔襄王於汜邑。然幽王之禍，申侯召之，襄王之禍，子帶為內應，其時之戎狄皆屬於申侯、子帶，非自能為主者也。及秦滅六國，然後竭天下之力以築長城，徙徒謫戍以充之，於是天下不勝其苦，起而亡秦。世皆曰：「秦之天下已安已治矣，其為此者非也」，不知秦不併力於胡，即秦不以勝、廣亡，而胡之所以患秦者，當不下於勝、廣，彼秦王豈得已而為之乎？
是故漢之天下，非武帝遠略，破碎其種落，使十世之後不能復振，則懷、愍之禍不在易姓；唐之天下，非沿邊盡為節度府，則衰弱之形不遺於宋。自秦至今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中國為夷狄所割者四百二十八年，為所據者二百二十六年，而號為全盛之時，亦必使國家之賦稅十之三耗於歲幣，十之四耗於戍卒，而又薦女以事之，卑辭以副之，夫然後可以僅免。乃自堯以至於秦二千一百三十七年，獨無此事，此何也？豈夷狄怯於昔而勇於今哉？則封建與不封建之故也。
今以天下之大，使虜一入盜邊，則征發之不暇，賦稅之無度。戰國之時，六國邊於匈奴，當是時，秦之志在滅六國，燕趙之志在拒秦，而以其餘力支匈奴。當是時，未聞秦調兵食於外，燕加賦於境內，趙乞師於與國也，則一國之足以自支一國亦明矣。乃以天下守一隅而不足者，勢使之然也。
若封建之時，兵民不分，君之視民猶子弟，民之視君猶父母，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所謂力役之征者，不用之於興築，即用之於攻守，故秦欲取荊，王翦度用六十萬人，其漢兵以伏馬邑旁者其盛，乃三十餘萬，唐之兵不過百萬，宋兵至慶曆而極，亦一百二十五萬。古今天下兵數如此，秦國雖大，非即民為兵，亦安能以六十萬攻一國哉！趙至爭上黨之時，土宇狹矣，而趙括所將猶四十五萬人；春秋，江、黃、陳、蔡之屬各足自守，使其為兵者仰食於上，則國非其國矣。侯、衛既罷，秦人猶循故法，發及閭左，而疆土廣大，行戍塞下，至數千里之遠，於是戍卒變生。漢懲其失，謫發罪人，所謂力役者出錢以償之，而行間之事遂不與焉。兵民為二，蓋自漢始也。是故廢封建則兵民不得不分，分兵民則不得不以民養兵，以民養兵則天下不得不困。賈誼曰：「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然匈奴之眾皆兵也。以匈奴之民與漢較，不能當百之一；以匈奴之兵與漢較，則未始不可相若矣。」何也？漢欲聚一大縣之兵，勢不得不發天下之卒，欲養一大縣之兵，勢不得不徵天下之賦，故曰其勢然也。歷觀夷狄之取中國也，其平時累入以撓之，重構以瘠之，相與守之數十年，中國未有不困絀。乘其內憂，不過一戰，而天下之群縣皆望風降附矣。向使列國棋置，一國衰弱，一國富強，有暇者，又有堅者，虜能以其法取彼，未必能以其法取此，豈有一戰而得志於天下如此而易易乎？
嗚呼！古之有天下者，日用其精神於禮樂刑政，故能致治隆平。後之有天下者，其精神日用於疆場，故其為治出於苟且。然則廢封建之害至於如此，而或者猶以謂諸侯之盛強，使天子徒建空名於上。夫即不幸而失天下於諸侯，是猶以中國人之人治中國之地，亦何至率獸而食人，為夷狄所寢覆乎！吾以謂惡傷其類者然且不為，況乎其不至於是乎！後之聖人復起，必將慟然於斯言。
衛所
有唐府兵之制，稱為甚善。然本朝設立衛所，其意一也。內設五府七十二衛，猶唐之十六衛也。外設衛所於險阨之地，猶唐之折衝果毅府也。有事征發，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猶唐緣部之兵被檄乃來也。既旋，則上佩印，官軍各回本衛，猶唐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也。都司統攝屯田，計田授軍，正糧十二石，收貯屯倉，聽本軍支用，餘糧十二石，給本衛官軍俸糧，猶唐更番入畝，士不失業也。
開元末，詔罷府兵，故天下之勢外重內輕。今京軍不歷踐更，未經戰陣，有名無實，當其有事，選用戰兵，求一二萬而不足。唐以中虛而弱，今中實而亦弱。然唐自改為彍騎，諸府雖有兵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今京軍不足用，征行屯戍，一切出於召募征發，而畿輔數十萬之軍，仰口徒食如故。然唐之十六衛雖廢，其折衝果毅府尚得調遣入伍。今衛所不事征發，即郡縣有警，亦驅鄉兵、召民壯以當寇，有司舍其原設之兵，而不敢蒐牧衛所，一不與郡縣之利害。
然則本朝兵制之弊，較之於唐為更甚也。當屯政舉行之日，力耕積穀，其軍不惟自足贍養，又以廣縣官之儲。逮其衰也，計軍九十四萬，養於縣官，於是戰守之兵不得不加賦以食之，是以一天下養二天下之兵也。兵分於農，天下之勢尚且困絀，乃又使軍分於兵，為農者一，為兵者二，所謂國非其國矣。
是故天下之害，未有盛於衛所者也。宋藝祖都汴，嘆曰：「不及百年，東南之力竭矣！」本朝都燕二百九年，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吳楚，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東南之力十困。夫宋，天下方安於貪猥惽弱之中，奉此蠹朽之餘以相周旋，張而不馳，弛而不張，待其自張自弛而後已。或曰：「畿輔之民大半為軍，今計口而給之，故天下有荒歲，而畿輔不困，此知其無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則非養兵也，養民也。天下之民不耕而待養於上，則天下之耕者當何人哉？東南之民奚罪焉！」崇禎十四年，金陵大疫，孝陵衛軍死者過半，當是時，東南之米暴貴，余謂當事曰：「道路之人皆知衛軍冗食之害，而不敢議罷者，恐其變也。今乘其消耗，聽而不補，不亦可乎？」未逾月而額如故。嗚呼，欲國之不亡，得耶！
朋黨
朋黨之禍，與國之終始，然未有本朝國統中絕，而朋黨尚一勝一負，浸淫而不已，直可為一笑者也。
初，歸德沈鯉、江夏郭正域為物望所歸，沈一貫承王錫爵、趙志皋之後當國，布列其私人於要地，相與扼之。妖書事起，一貫承上怒，欲陷鯉及正域，悉收其往來游客拷繫之，正域幾不免。部郎於玉立獨左右之，亦被斥。會無錫顧憲成罷歸，創東林書院講學，譏切朝政，而玉立與焉。其後，一貫之敗，攻者多講學東林之徒也。
憲成死，方從哲入政府，凡附東林者皆以法謫之。當是時，神宗欲廢太子，而立其愛妃鄭氏之子福王，王錫爵、沈一貫暇豫之，而方從哲則鄭氏之私人也，故一時言國本者俱謂之東林。光宗立，鄭氏自危，乃獻美人以結歡於上，於是官因鄭氏者得不廢。光宗既為鄭氏所敗，宮中多鄭氏之黨，而魏忠賢得權於熹宗。然其時，諸為從哲所謫者皆起，遂以為東林一時之盛矣。
魏忠賢用事，小人作點將錄，進之忠賢，因之為東林黨人碑，坐貶死者數百人。毅宗誅魏忠賢，凡官因魏忠賢者，定為逆案。逆案之人乃出奇計，導虜人入喜峰口，薄都城。時袁崇煥任邊事，崇煥故附東林者也，因以計陷之，崇煥受誅。毅宗亦遂疑朝廷之上有所謂東林者也，思以抑之。楊嗣昌有寵於上，奪情入相，不為黃道周所容，上因不悅道周。道周故與周之𧃍交惡，婁人張溥為復社，之𧃍以其事上之，謂復社主自道周，收道周入獄，周延儒再相，其事乃解。
馬士英立弘光，逆案之人阮大鋮從中為之畫計，弘光德之，且以為魏忠賢故鄭氏之黨，其附之者常欲立其父福王者也，於是在逆案者盡用之，而以降賊之名斬復社周鍾，捕魏學濂、陳名夏，又作蝗蝻錄，言復社為東林之孽。虜設偽朝，其相馮銓，故逆案人也，頗引用其類。及陳名夏亡命入虜，其酋聽之，而漢人之仕於虜者，以為東林云。
歐陽子曰：「小人無朋，惟君子有之。」吾於東林觀之，以為不然。東林之起，不過數人耳，未嘗有名籍相標榜也。其後以言國本者歸之，以劾閹人者歸之，所謂黨人者，乃小人妄指以實之耳。彼君子者，未嘗曰「吾約黨人而言國本也，劾閹人也」。復社乃場屋人習氣，於東林何與，而亦歸之耶？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使昔之東林者果有門戶，而在此為不仁之甚者也，是故君子必無朋者也。仁義何常之有？蹈之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黃允稱於郭泰，邢恕學於程氏，苟必曰吾黨人也，則世無小人矣；程頤之於蘇軾，文天祥之於李庭芝，苟必曰非吾黨人也，則世無君子矣。魏忠賢既誅，凡官因魏忠賢者，以國法斬之，可誅者半，可赦者半，其時之君子，居前不能令人輊，居後不能令人軒，徒以空文錮天下之小人，別小人為一朋，真若自以為一朋者，卒使其害至於亡國，則歐陽子之一言誤之也。
史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吾謂使亂臣賊子得志於天下者，其後之作史者乎！
夫紀者，猶言乎統云爾。晉書變例載紀，同一四夷也，守其疆土者則傳之，入亂中國者則紀之，後之夷狄，其誰不欲入亂中國乎？五代之君，其地狹，其祚速，與十國無以異也。守其疆土者則世家之，與於篡弒者則帝之，後之盜賊，其誰不欲與於篡弒乎？
宋之亡於蒙古，千古之痛也，今使史成其手，本朝因而不改。德祐君中國二年，降，書瀛國公，端宗、帝昺不列本紀，其崩也，皆書曰「殂」；虜兵入寇則曰大元，鳴呼！此豈有宋一代之辱乎？而天下恬然不知為怪也。許衡、吳澄無能改虜收母篾喪之俗，靴笠而立於其朝，豈曰能賢？衡之言曰：「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所甚難。」夫三綱五常，中國之道，傳自堯舜，非亡宋之私也，乃以為亡國之俗，雖曰異語，衡獨不畏得罪於堯舜乎？澄之言曰：「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澄嘗舉進士於中國，變而為夷，貞者固如是乎？今傳衡、澄者，一以為朱子，一以為陸子，後世之出而事虜者曰：「為人者得如許衡、吳澄足矣。」二子者尚然，則是竟不知其不可矣。
中國之與夷狄，內外之辯也。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猶人不可雜之於獸，獸不可雜之於人也。是故即以中國之盜賊治中國，尚為不失中國之人也。徐壽輝改元治平，韓林兒改元龍鳳，吾以為《春秋》之義將必與之。使天地亟去撐撐區脫之號，彼史臣從而賊之偽之，獨不思為賊為偽有甚於蒙古者耶？
高皇帝平天下，詔修元史。當時之臣，使有識者而在，自宜改撰《宋史》，置遼、金、元於《四夷列傳》，以正中國之統，顧乃帝之宗之以為一代乎！
難者曰：「若是則本朝不得正其始矣。」曰：堯舜相傳之統，至元而絕，高皇帝驅氈裘之屬，還衣裳之舊，是百王之嫡嗣也。猶祖傳之父，父傳之子，若孫不幸而有春申、不韋之事，祖父之不享久矣，子若孫復而嗣之，乃責其不從異姓以接夫本支乎？此愚儒之論也。
難者又曰：「元之享國也久，其祖父皆嘗為之民矣，胡得不帝之乎？」曰：元之法律曰：「蒙古人毆漢人，漢人勿得還報，蒙古人毆死漢人者，斷罰出征。」彼方以禽獸加之人類之上，何嘗以中國之民為民乎？顧中國之人反群焉而奉之。吾聞獵者張機道旁，虎觸機矢，貫心死，有僧道男女舉群至，號哭曰：「殺我將軍！」獵者叱之曰：「爾倀無知，生為虎食，死為虎役，今幸虎死，又哀哭之，何故哉？」於是諸倀奔散，不知將軍者虎也。則夫史臣之帝元者，何以異於是！
嗟乎！為史而使亂臣賊子得志於天下，其不如無史之為愈也。
留書題辭
癸巳秋，為書一卷，留之篋中。後十年，續有《明夷待訪錄》之作，則其大者多採入焉，而其餘棄之。甬上萬公擇謂尚有可取者，乃復附之明夷待訪錄之後，是非余之所留也，公擇之所留也。癸丑秋，梨洲老人題。
凡一卷。完成于清顺治十年（1653）。是一部总结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探讨社会历史治乱及政治制度得失的重要著作。所谓《留书》，顾名思义，即留存箧中暂不发表的著作。因未传刻，抄本又多年未见，故其内容一直不得而知。1985年，浙江宁波天一阁骆兆平在编著浙东著名藏书家冯贞群先生的《伏跗室书目》补遗一卷时，发现了由郑大节父子订校的《留书》抄本。该抄本有黄宗羲的自序和正文，正文分《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五篇。作者在《自序》中说“为书八篇”，“其书不可不留也”。康熙二年（1663），作者在《留书》的基础上又作《明夷待访录》，将《留书》的大部分内容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