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纵第二十五
本篇导读
贞观中期社会上出现了奢侈的问题，臣僚希望引起唐太宗的注意，于是提出解决的办法。他们认为如果帝王奢侈纵欲，则不免横征暴敛，耗费民力；臣子奢侈骄纵，则难免自取败亡。应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臣僚劝谏太宗要戒奢侈、抑骄纵，百姓所患的不仅是贫苦，更重要的是上下不能同甘共苦。如果统治者不能体恤百姓，百姓自然离心离德。众臣提醒太宗要吸取历史教训，俭朴节用，爱惜民力。
贞观十一年，太宗令所司造金银器物五十事，侍御史马周上疏陈时政曰：『臣历观前代，自夏、殷、周及汉氏之有天下，传祚相继1，多者八百余年，少者犹四五百年，皆为积德累业，恩结于人心。岂无僻王2，赖前哲以免3！自魏、晋已还，降及周、隋，多者不过五六十年，少者才二三十年而亡，良由创业之君不务广恩化4，当时仅能自守，后无遗德可思。故传嗣之主政教少衰，一夫大呼而天下土崩矣。今陛下虽以大功定天下，而积德日浅，固当崇禹、汤、文、武之道，广施德化，使恩有余地5，为子孙立万代之基。岂欲但令政教无失，以持当年而已！且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以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祚遐长而祸乱不作也6
『臣窃寻往代以来成败之事，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凡修政教，当修之于可修之时，若事变一起而后悔之，则无益也。故人主每见前代之亡，则知其政教之所由丧，而皆不知其身之有失。是以殷纣笑夏桀之亡，而幽、厉亦笑殷纣之灭。隋帝大业之初，又笑周、齐之失国。然今之视炀帝，亦犹炀帝之视周、齐也。故京房谓汉元帝云7：「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此言不可不戒也』太宗曰：『近令造小随身器物，不意百姓遂有嗟怨，此则朕之过误。』乃命停之。
1 祚：帝位。
2 僻王：指邪僻不正的国君。
3 免：免于难的省略用法。
4 恩化：用恩德去教化百姓。
5 使恩有余德：谓恩德除了用以自守外，尚能遗留给后代子孙。
6 卜祚：古人认为帝位是上天所赐的，而占卜可以测知天意，故以卜祚借称帝位。遐：长远。
7 京房：西汉学者，本姓李，字君明（前七七至前三七），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人。由于他开创了今文《易》学京氏学，所以驰名于中国学术史。京房的《易》学把灾异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京房讲灾异的目的在于干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由此，当汉元帝召见他时，他就趁机对元帝宣讲自己的见解，通过讲灾变的方法，京房获得了元帝的信任。
译文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下诏令宫中有关司衙铸造宫内金银用器五十种，侍御史马周上疏论述当时的政事说：臣通观前朝历史，从夏朝、殷朝、周朝以及汉朝的情况看来，帝位的传袭继承，时间长的有八百多年，短的也有四五百年，都是因为积累德行、功业，他们的恩德深入到百姓的心中。难道其间没有出现过邪僻不正的国君吗？只是依赖前朝贤君的恩泽而免于祸患罢了！从魏、晋以来，一直到北周、隋朝，国祚长的不过五六十年，短的仅有二三十年就灭亡了，都是因为创业的帝王没有致力于推广恩德教化，当时只能保住自己的帝位，没有留下让后人怀念的恩德的缘故。所以继位的帝王的政治教化稍有衰减，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呼吁造反，国家就会土崩瓦解。现在陛下虽然凭巨大的功勋平定了天下，但是积累德行的时间不长，所以应当推崇禹、汤、文王、武王的治国原则，广泛施行恩德教化，使恩德有余，为子孙后代奠定万世传袭的基础。怎能只想求得政治教化没有过失，以保持自己当时的统治就行了！况且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虽然是因人设教，宽厚和严厉随着时局而变化，但是最关键的是在自身节俭、施恩百姓两个方面。因此百姓爱戴他们像爱戴自己的父母一样，瞻仰他们像瞻仰日月一样，尊敬他们像尊敬神灵一样，畏惧他们像畏惧雷霆一样，这就是他们的帝位能长久传承而不发生祸乱的原因
臣私下寻找前代以来国家兴亡成败的事情，发现只要有百姓怨恨背叛，聚众为盗贼，他的国家就没有不迅速灭亡的。国君虽然想悔改，也不可能重新获得安全。凡是修整政治教化，应当在能够修整的时候就去修整，如果事变发生才感到后悔，那就毫无益处了。所以后代的国君只有看见前朝的覆亡，才知道前朝的政治教化失败的原因，却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上所存在的过失。因此殷纣王嘲笑夏桀的灭亡，而周幽王、周厉王又嘲笑殷纣王的灭亡。隋炀帝大业初年，又嘲笑北周、北齐丧失国家。然而现在看隋炀帝，也像隋炀帝当时看北周、北齐一样。所以，京房对汉元帝说：臣忧虑后人看待今日的态度，也像今日看待前代的眼光一样。这话不能不引以为戒啊！太宗说：最近下令制造一些随身的小器物，没想到百姓因此就有嗟叹怨言，这就是我的过错了。于是命令停止制造。
赏析与点评
但有黎庶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贞观名臣马周从历史角度出发，指出一旦国家民怨沸腾，百姓聚众为盗，朝廷弄不好，便会爆发大规模的民变，最后，必然导致国家灭亡。历史上屡有这种事情出现，为政者须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集录唐代“贞观之治”的政治法律观点和业绩的重要文献。唐吴兢撰。它分类编辑了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的问答、大臣的诤议和所上劝谏的奏疏以及唐代的政治法律设施。全书包括《刑法》、《公平》、《赦令》、《君道》、《君臣鉴戒》、《择官》、《政体》、《纳谏》等,共10卷40篇,记述了贞观年间(627—649年)唐太宗君臣“安人宁国,先存百姓”、“正身修德”等的治国思想;削减繁苛,法贵宽平,简约刑罚的立法思想和“设法与天下共之”的守文奉法的“慎杀”的司法思想。《贞观政要》中关于贞观年间的史实比《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等书都较详尽,是研究唐初和中国封建政治和法律思想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