衙门里的老夫子
从前大小衙门，都请得有老夫子，多者十位八位，少者也有三位两位。所谓老夫子，是衙门里上上下下，对师爷的尊称。一提师爷，大家总会联想到绍兴师爷，其实师爷并不全是绍兴人，哪一省哪一县都有作幕当师爷的。不过绍兴人作幕的多，加上父以荫子，亲戚至交互相吸引，人数越来越多，而且熟能生巧，案例瓜滚流熟，名幕迭出，因之师爷，好像是绍兴人专用的名词啦。当年新官一授职，还没上任，首先要物色适当可靠的师爷，有的是自己聘请的，有的是亲友引荐的。反正什么样的官，请什么样的师爷。从来没有跟过督抚，又到府门去当老夫子的，您固然不敢请，他也不会来屈就。严格说起来，所谓师爷也分三六九等，您要请西席，也得恰如其分，办起事来，才能左右逢源呢。
师爷在衙门里的地位，颇像现在各部会的参事，又像机要秘书，可是师爷如果得到主官的充分信赖，予以授权，加上主官有权而不轻用，那这位师爷可以乾纲独断，他说了算数，不但现在参事秘书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就是秘书长以至于主官本人，要是本机关最高会议把这件事否决了，主官也只有干瞪眼莫法度，还不如旧式衙门里红师爷的威风赫赫呢。
师爷在地方机关，要按现在职位分类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主管刑名，一类主管钱谷。要是中央行政部门，或者够得上专折奏事的衙门，师爷也分两种，一种是专司笔札应酬文字的叫书启师爷，一种是专拟奏折公文的叫总文案（背后又叫红笔师爷）。主管刑名的师爷，等于司法官，有权批判刑民诉讼，可以说执掌生杀予夺的大权。主管钱谷的师爷，等于现在的税捐处，所有钱谷田赋以及财务上的征收事宜，统统归钱谷师爷掌管。
在彼时主官跟师爷，算是东宾关系，延聘的西席，不是长官对部下，从属关系。所以主官对师爷，不管是掌文案的司书启的，刑名也好，钱谷也罢，一律都称呼老夫子，师爷则称呼主官为东家，或者是东翁。无论是州、县、府、道，或者是藩臬、督抚，只要请到品学兼优、有为有守的老夫子，他们各自掌管职司，那身为主官的，真可以说是优哉游哉，垂拱而治了。
那些作幕的师爷，不但是世袭罔替，各有绝活儿，而且里里外外，上上下下，他们好像有个同业公会，互通往来，非但声息相通，而且彼此全有关照，知道怎样趋吉避凶，怎样大事化小。尤其是新任交接，他们都能面面俱到，既不会吃亏，也不至于受骗。总之吃这碗饭的，全是世守为业，自然特别爱惜羽毛绝不肯做些有辱声名的事，否则一旦传扬开来，一提某某师爷，人人摇头，那岂不就得改行换业了吗？
所谓师爷，还有一项特别的，就是东家一定要让老夫子住在衙门里，不但供膳宿，住处还得宽敞幽静，膳食更要丰盛适口，每位老夫子，还得派一个聪明灵巧的书童伺候起居饮食。像当年于式枚在李鸿章幕府里，另外设一小厨房，给予晦若专用，您就可以想象当年督抚对于得力的老夫子是怎样的重视尊敬了。
到了民国有位总长，不但性情暴躁，甚且到了骄纵狂妄的程度，而且有一个怪脾气，员司呈阅的文稿，稍有不合，立刻把公文往地上一摔。有一次，一位司长拿件文稿亲送总长书行，总长一犯狗熊脾气，把公文又摔在地上，哪知那位司长，不但是老公事，而且是老油条，立刻一弯腰，把公文拾起往头上一顶，冲着窗户跪下。当时那位总长也愣住了，一面拉一面问，这位司长说，来文上有大总统印，扔在地上，就犯了大不敬罪，这在前朝那还得了，所以跪在地上替总长祈福。他不说赎罪，而说祈福，足见这位司长的口才迅捷。经过这一跪，居然把眼高于顶的总长大人的坏毛病给纠正过来了。
光绪初年曾国荃，由两广总督内调，署理礼部尚书。到任之后，有位司官把文稿呈堂书行，做惯了方面大员的曾九帅，简直就跟土皇帝一样，根本就没把一般司官放在眼里，大马金刀昂然而坐，没站起来接稿。哪知这位司官，守正不阿，愣是拿着公文不放，并且退出厅堂，声色俱厉地对值日书办叱责说：曾大人久做外官，不懂得京里规矩，几时见过司官送稿，堂官不站起来接的，你没有事先禀明，是你办事疏忽，去拿戒尺来，自己打手掌十下。曾九大人一听，知道自己失仪，赶紧作揖谢过。从此知道京城长官对部属彼此都是有尺寸的，比外官难做，没过半年又谋求外放啦。
袁项城由直隶总督奉调军机大臣，达拉密（档案房执事）拿案卷去见他，袁项城当然也不懂枢垣制度，坐在座位上用手去接，达拉密拿着案卷往后一退，袁再伸手探身去拿，不想达拉密又往后退了一步，袁比曾来得机智，连忙站起来，才把案卷拿到手。敢情按照清朝旧制，官文书是属于朝廷的，堂官司员不论官大官小都是给朝廷办事。这种制度不仅是一种体制，更是对国家公文和公务员的一种崇敬，也就是敬业的意思。所以清朝六部员司见堂官洽商公务，堂官必须站起来听，核阅公文也是站着判行。
到了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王克敏做财政总长，大概还承袭点前代遗风，不论大小官员，到总长办公室报告公事，他一定站起来请来员坐下，他然后归座，有的时候敬一支烟，然后谈公事。王叔鲁说属员进总长办公室，心里一起尊，已经局促不安，长官再一绷脸，胆小的属员，应该说的话，都吓回去了，十成话连三成也说不完全，岂不误了大事。所以他对僚属来回公事，总是和颜悦色，起身让座奉烟，然后再谈公事。王叔鲁后来虽然当了汉奸，可是他这种举措，倒也有点儿道理，不可因人废言呢。同时也可以明了当年长官对部属，也有一定的尺寸，不是一味乱摆官架子的。闲言搁下，再表正题。
老夫子既不需要到办公室办公，也没有固定办公时间，当然更谈不上签到签退了。所有文稿，大半都是在自己起居室里构思拟办。跟现在主官一会儿叫某参事来，一会儿叫某秘书来气氛完全两样。主官如果有要公跟老夫子商谈，大半都是屈驾移尊，就教高明。所以在当时读书人抑郁不得志，退而为人幕府，仍旧维持自己确然不拔的节操，不像后来读书人为了赡家糊口，就是被人家又摔又骂，也只好充耳不闻，忍辱吞声地干下去啦。
笔者有位忘年交郑伯孚先生，他是广东董姓名幕的入室弟子，据他说学幕并没有什么不能告人的诀窍，一切都是经验累积，如能神而明之，自然左右逢源。从前某军门独子，在市街驰马伤人致死，按照大清律应予抵命。老夫子灵机一动，把驰马改为马驰，则其罪在马而不在人，所以军门独子，得以保全。又某年值慈禧皇太后六旬万寿，闽浙总督札委仙游县县令赉送贡品晋京呈纳。其时正当钱粮下忙时期，县令一走，当然影响入息。县太爷没办法，拿重金拜托老夫子婉为说词写张禀帖请求另派，大意是：今逢皇太后千春万寿，如由仙游县赉送寿贡晋京，罔知顾忌，单单派仙游县令，似有未妥，乞请钧裁。上官一看，当然准如所请，另派别员。后来闽浙总督，认为该员顾虑周详，在另外一件保举案，反倒把该员以才长心细膺列特保。这些事都是有得力老夫子才想得到呢。
还有一样，不论大小衙门，凡是师爷，有滴酒不沾的，可是没有不抽烟的，有的爱抽旱烟筒，有的喜用水烟袋。而且所有师爷好像一个科班训练出来的，一律不用墨盒墨汁，全用砚台研墨。郑伯孚说，这也是作幕的一项门道。因为偶或有些最速件，主官坐在老夫子屋里，等候看稿，这时候老夫子必定先拿烟袋抽上两袋，一方面盘算，一方面打腹稿。如果两袋烟抽完，腹稿还没拟好，那就把砚台注好清水，拿起墨锭，慢慢磨研，等墨磨好，腹稿也就完成，振笔直书，一挥而就啦。
至于人家传说，师爷拜师学幕都有一套秘密传授，那都是猜测之词，平常老师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学生，让学生知所趋避，那倒是有的。什么本门心法、学幕要诀一类的风传，那简直越说越神了，其实没有那么八宗事。不过学档案的，倒有一套管档案的方法，在当年的确有用。现在进入电脑时代，一切案卷可以用电脑管理，那些心传口授的档案管理方法，也就全都落伍了。
衙门师爷的待遇，都是保密的，只有本人跟东家知道，这倒跟欧美现在各大企业管理方法，不谋而合。从前一位官员，升迁调派，官声如何，大部分都操在师爷手中。所以养士酬庸之道，也变化多端。例如每月月初月半，那是规定宴集，岁时令节，更要准备丰盛筵席，款待全部师爷。遇到时蔬瓜果上市东家借名荐新，请师爷们打打牙祭，要是久雨快晴、丰年瑞雪、对月、赏花，都是犒劳大家的好题目。有时即兴吟诗、拈韵作诗钟，也都酒肴杂陈，笙歌助兴。宾东之间，真是其乐融融。再则就是老夫子的双亲三节两寿，主官可能不惜派人跋涉关山，备办寿礼，贵重补品，一声不响，用晚生侄辈名帖，送到老夫子的府上去。主官在老夫子原籍偷偷买房子置地，也不乏其人，等老夫子告老还乡，可以舒舒服服过下半辈子了。彼时虽然没有什么绩效奖金、年终加发等名堂，可是冬有炭敬、夏有冰敬，除了老夫子的月例之外，随时都会想个点子贴补贴补。
此外在督抚衙门的师爷，遇到办理保举，得力的老夫子，主官都把他们列名，可以混个出身。三年幕府，相处乳水的宾东，又要给老夫子张罗引见。进京引见之前，大张盛筵，当众致送优厚程仪。如果是督抚衙门的老夫子，则司道府县，为讨好上官，自然踊跃解囊。同时老夫子受主官这样推重倚畀，就是进京引见分发，大半都弃而不就，仍旧再追随原东家，代为筹谋策划。那些司道府县，焉能不尽量巴结，设法攀交。所以凑个万儿八千的程仪，是指顾间的事。老夫子进京引见之后，名也得啦，利也有了。回到原幕，给老主东办事，还能不鞠躬尽瘁，忠诚不贰吗？
唐鲁孙是中国饮食文化和掌故杂谈方面具有代表性和传奇性的人物。他以其博闻强记和细腻动人的文字功夫，演绎了一段段“舌尖上的民国史”。《南北看》收录唐鲁孙所写关于民俗掌故、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宫廷秘闻的文章二十四篇,介绍了唐鲁孙记忆中老北京街头巷尾常见的有趣事物和口耳相传的野史逸闻，这些内容如今已很难见到或听说，从而使得《南北看》的记载显得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