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灾官的形形色色
北洋时代衙门有红有黑，红衙门根本不欠薪，就是欠也不过欠一两个月。黑衙门一欠就是十几个月，遇到年节，挖空心思，也只能发一两成薪水，一点也不稀奇。当时黑中之黑的苦衙门恐怕要属参谋本部了。
衙门在西安门大街，云白石的大楼，连围墙都粉得雪白，派头儿的确够瞧老半天的。据说原址是小德张的旧宅，后来小德张在永康胡同盖了新宅子，才把旧宅出手。民国成立，参谋总长坐得最长的，要算张怀之，黑衙门，苦差事，你不争我不要，所以张怀之反倒坐长远了。
遇到军阀一打内战，参谋本部就有生意上门，可以喘口气了。因为参谋本部的军事地图是经过专家测绘的，哪儿有山，哪儿有河，山多高，河多宽，都记载得详详细细。平常一文不值，一起战争，这种军事地图可就成了宝贝了。直系的军队来买，奉派也设法来要，卖个三五百张，衙门同事，就可以凑合发个三五成饷了。有一年实在大家穷极了，有人说从前小德张曾在宅子里有窖藏，在后园花丛里。于是有好事之徒，发起招股雇工挖宝，每股五块现大洋，将来挖出宝来，按股均分，并且打算给总长打个报告，一批准就动工。
后来有高明人说，这种报告怎么写，纵或报告上去总长也没法批呀，请机要跟总长打个招呼算了。
参加的人为了衙门的面子，躲开办公的日子，在礼拜天动工开挖，从早晨到天黑，十来个工人，挖了一整天，既没有挖到金银，也没找到珠宝；不过大家也没有白辛苦，一共挖出来十几口锈痕斑斑的大铁锅，失望之余，只好把铁锅论斤卖给打铁铺。还算好，参加投资的人没贴本，每股净得红利大洋七毛。事后以讹传讹，愣说参谋本部挖出来若干金元宝，等到真相大白，反倒成了当时一桩官场中的笑话。
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是在北平西长安街，紧挨着交通部。门前有面又高又大的影壁墙，有一年天寒岁暮，总长李思浩想来想去过年的头寸怎么也调度不开。政客中有位以算八字看风水起家的彭乐韬，凑巧正到财政部看朋友，李思浩听说彭精于堪舆之学，于是请彭把财政部里里外外的风水看一看。彭对看相确实有点儿研究，看风水这一门却不过是唬唬外行而已。看了半天，他说财政部明堂宽大，青龙双拥，座下吉星平平稳稳，并无不妥，只是门前影壁墙上有红瓷砖嵌着的一二三红点，拿掷骰子来说，掷出幺二三是要统赔的，如果改成四五六统吃，必定大吉大利。后来以粉刷墙壁为名，真的把幺二三改成四五六，是否财源滚滚而来，那只有天晓得了。
内政部北洋时代叫内务部，虽然在各部会里位列首席，可是内务部的穷，也是首屈一指的。
当时部里有一司叫褒扬司，举凡国家庆典忠孝节义的褒扬，都由这个司来办。北平有钱人家遇到尊亲大寿，或是父母之丧，总觉得能够托人请北洋首脑颁赐一方匾额，才算冠冕光显。可是那块荣典之玺，是存在内务部褒扬司里的。凡是有头有脸的人家，遇到办寿庆丧事，就会有人上门兜生意，谈褒扬了；少者百儿八十，多者千儿八百。等谈好盘子，由当事人写个呈文到部里，褒扬司往上一签，选定日期写好匾额，一座彩亭，一堂清音，由司内派人押着彩亭往当事人家里一送，还要扰本家一顿八大八小的酒席。酒足饭饱回到司里，就等着月底分褒扬费了。
所以，内务部有时欠十个八个月薪水，可是褒扬司就比别的司处强得多了。凡是部里同人，没有一位不想往褒扬司调的，可就是挤不进去。
内务部还有一个附属机构，叫坛庙管理处，是比较有入息的。所有北平的庵观寺院都属他管，诸如天地坛、日月坛、先农社稷坛，三海团城、三大殿、玉泉山、颐和园，也归处里管辖，有门票收入当然就不会欠薪了。内务部的卫生署，彼时既不取缔密医，更不查禁伪药，每年除了种种牛痘，打打霍乱预防针之外，可以说冷而又冷的衙门。可是在卫生署成立之初，居然有辆红牌六零六号汽车（当时政府机关汽车都是红牌），因为汽油无所从出，也就弃而不用了。后来因为坛庙管理处经费充裕，就把六零六号汽车拨给庙坛管理处使用。当时处长恽宝懿，是做过国务总理恽宝惠的堂弟。恽家在北平算得上是做官世家，自己家里有汽车，自然不愿坐汽车号码不雅的老爷车，所以汽车虽然拨给处长，可是仍旧搁在部里车库，没人去坐，不料反而引起一场纠纷。
当时内务总长是程克（仲渔），次长是王嵩儒（松如）。程那时正力捧朱琴心，这部汽车既然没人坐，于是朱四爷就不时借来代步，汽油自然是总务司设法支应。可是日子一长，虽然不是节约能源，可是穷衙门财源不足，为了设法免费供应汽油，总、次长二人为了这部破车发生不愉快。国务总理高凌霨，跟王嵩儒是儿女亲家，于是程仲渔吃瘪挂冠而去。报纸上把这件事绘影绘声，登了两三天，成了街头巷尾你说我道的政海趣闻。
民初北平一共有平奉、平浦、平绥、平汉四条铁路。平奉、平浦共用一个火车站，位置在正阳门以东，叫东车站，平汉在正阳门以西叫西车站，平绥在西直门，就叫西直门车站。虽然平绥路最短，交通线又是地瘠民贫的西北，客货两运都不太多，但只要通车，因为局面小开支轻，还勉强维持。最惨的是平汉铁路，路线既长，经过省份又多，总局设在东长安街，靠近王府井大街，人员众多，开支浩繁。另外，设在汉口的办事处，更是富丽堂皇，在汉口算是一等一的大机关。可是一遇上军阀割据，内战一起，不但铁路是柔肠寸断，而且挖铁轨、征车皮、劫车厢，把平汉铁路局的一点家当等于瓜分了，所以当时的平汉路局大家都叫他贫寒路局。
有一年薪水欠了六七个月没发，过旧历年再不想点办法，大家就真要罢工了。别人罢工不要紧，要是火车头司机跟烧煤工一罢工，那连北平到石家庄这一段也没法行车了。局长在情急之下，只有到交通部求救。
交通总长当时是吴毓鳞，思来想去，被他想出一条生路。您猜是什么好办法，西车站在全线通车的时候，客运货运非常频繁，所以上下行车有四座又宽又长的大月台。月台是法国人设计监造，天栅柱架，所用钢铁，都非常地道，于是跟东交民巷道胜银行一打商量，就拿车站铁棚钢柱做担保品，一下子就借了八十几万现大洋，不但平汉路局饥荒解决，交通部借此也沾润沾润，过了一个肥年。当时北洋政府之穷，您说到了什么程度。
北洋政府有个机关叫平政院，其实军阀时代枪杆就是法律，可以指挥一切，还谈什么平政不平政。这个机关，既然无足重视，自然列入闲曹。
有位湖北人方子明行四，跟黎黄陂有点姻亲关系，所以东一个兼差，西一个兼差，一人身兼数职。在平政院是佥事上行走，在农商、交通、盐务署都有兼差。有一天平政院秘书处总务秘书通知：同人方佥事子明病逝医院，妻病子幼，即将扶榇还乡，不及举行丧礼，同人如有致送奠仪者，请交某某人代收。
彼时大家都因领不到薪水，个个闹穷，可是人情味还是挺浓厚。普通份子六毛，有交情也不过一块到两块，如果送个五块或十块，那就是特别的大份子了。方四爷的丧事，既然秘书处有人代为张罗，把份子往秘书处一送，领份儿谢帖就完事大吉了。
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刚擦黑儿，在中央公园沿着后河露椅上，有人看见方四爷跟朋友又说又笑，正在聊天。这位朋友看见方四爷的同事，越看越毛咕，不敢上前。幸亏有另一位同事也打这儿过，两个人乍着胆子，往前一凑合，果然是活生生的方子明。他俩大叫一声方子明复生，才把方四爷的话头打断。两位同事细一追究，敢情方四爷半年前闹了点饥荒，想来想去，求人不如求己，干脆在平政院报病故。倒不是跟大家打秋风，因为当时一般衙门，有个不成文规定，不管怎么穷，一旦同人在职病故，死者为大，所有生前欠薪都要设法发清。碰上慈心主官，还能弄点抚恤金。当时公务员都有三份儿两份儿差事，找欠薪多的衙门来一个在职病故，不但可以捞回一笔整钱，比月月拿个三两成薪水，那可强多了，方子明一划算就这样报病故了。
这两位同事一听，原来如此，当然不甘心给活人送奠敬，于是敲了方子明一个小竹杠，在来今雨轩每人来一客一块二毛五的西餐，同时答应给他保密。可是久而久之，方子明的活死人的绰号，还是传扬出来了，您想想，四五十年前的公务员可怜不可怜。
财政部所属在白纸坊的印刷局，算是财政部以下最阔的机关了，虽然中、中、交、农大四行，小四行（大陆、金城、盐业、中南）的钞票不一定交印刷局印，可是邮票、印花、各省银行市官钱局的钞票铜子票，以及政府公债、银元模子，都是印刷局承印承刻的。不管是奉派、直系、安福系，哪一派，谁当了财政总长，要把印刷局首先拿过来，派自己人当局长。
有人说，大栅栏同生照相馆一换政要大相片，跟着印刷局局长就要办移交了。话虽然是一句笑话，可是事实也真是如此。
印刷局既然是个肥缺，可是同人薪水照样一欠十个月八个月，因为新任局长一到差，介绍函履历片就像雪片一样纷纷而来。当时各机关只要一换***，大小职员就都得回家蹲着等派令。新派令来了，您再上衙门请见，听候指派新职，如久等没消息，您这份儿差事就算吹啦。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真是一点儿也不假，哪像现在公务员，经过铨叙都有保障，不管换什么***，只要本人不贪污不出错，就是天王老子其奈我何。有人说现在***是住饭店的客人，一般职员反而像旅馆的主人，天天送往迎来，你走我不走，真是形容得一点也不错。
印刷局的文牍员、营业员没有限额。凡是推不开的人情，甩不掉的大帽子就往下派，同是文牍员，有的手谕上注上一个伙字，有的就不注。伙食费不论荐委，一律每月十七元，虽然数目不大，可是凡是领伙食费的人都可以按月领薪水，年终分花红。您要是列在不发伙食的范围之内，也许一个月领二三成薪，也许薪水一欠六七个月，那就说不定了。
谈到年终分红发奖金，在台湾的公务员恐怕连听都没听过。一过祭灶，局长就叫总务厅把职员录送去圈选。选定后，交秘书列单逐一召见，除了说几句慰勉话之外，致送固封信封一个，内中有局长手批致送本局印制日历若干份儿，最多的有五百份儿，最少也有五十份儿。如果要日历，那您到仓储课去领，您如果打算自己留几份儿，其余转让，那就有南纸店的伙计围上来了。
这种印制精细的故宫古物日历，市面上是卖两块大洋一份儿，您卖多少份儿，他们就买多少份儿。每份儿一块五毛，您要是批送三十份儿，那就是四十五元，照最起码的职员待遇核计，差不多就是一个半月年终奖金了，您说新鲜不新鲜。
民国六七年到十一二年，是北洋政府最艰窘的时候，大大小小的机关，或多或少都有欠薪，所幸差不多的公务员全有一两处兼差。到了月头上，这儿发三成，那儿发两成，凑合凑合也有一两百块钱，彼时生活程度不高，物价便宜，大家照样可以遛遛公园，摸上八圈，吃吃小馆，打个茶围，仍旧其乐融融。遇到逢年过节，有几个好事之徒，一起哄，大家一吆喝，成群搭伙儿往财政部一请愿，所以当时的公务员让新闻界送了个尊号叫灾官，到财政部请愿的专名词叫坐索。形形色色，各尽其妙，后来为欠薪还发行一次公债，发公债抵欠薪，于是有些人手里存着不少这种公债，等到民国十六年北伐成功，全国统一，当然这种公债就变成废纸了。
笔者好友海陵袁曲孙先生，手里这种公债很多，加上他还存有俄国的老羌帖、德国的老马克，一共好几皮箱。有一年过年，他忽然心血来潮，把公债、羌帖、马克一股脑儿拿出来当壁纸，把整间书室糊起来，请息侯金梁用甲骨文写了一个金屋的横额，在金屋里请大家吃春酒。名小说家张恨水俏皮地说：袁曲孙阔起来富可敌国，穷起来一文不值，说起来也算是一段灾官佳话呢。
总而言之，北洋时代公务员的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如果跟现在的公务员来比，那可真是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了。
唐鲁孙是中国饮食文化和掌故杂谈方面具有代表性和传奇性的人物。他以其博闻强记和细腻动人的文字功夫，演绎了一段段“舌尖上的民国史”。《南北看》收录唐鲁孙所写关于民俗掌故、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宫廷秘闻的文章二十四篇,介绍了唐鲁孙记忆中老北京街头巷尾常见的有趣事物和口耳相传的野史逸闻，这些内容如今已很难见到或听说，从而使得《南北看》的记载显得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