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印
江苏江都的于啸轩、海陵的沈筱庄，都是以须弥芥子、蝇头雕刻，驰誉中外的。于精于牙刻，沈擅长竹雕，沈平素总是自谦不会写字，其实他写的一手晋唐小楷，不求工巧而自多妙处。而他治的印神足气满，妙造自然，更是一绝。
沈筱庄自民国初年，就在北洋政府的印铸局担任制印科科长，他跟先师宋楚卿同乡，又是多年至好，所以时常到舍下聊天。他职司治印，而印铸局又积存不少官方治印的文献。他一来到舍间，笔者总要请教点儿有关治印的典章掌故，日积月累，确实增加了不少见闻。随时札记下来，有些事情，都是现在不容易听得到了。
他说，中国自秦代开始，就设有符节令丞，掌管官家的符节印玺。从汉代到宋代，有符节御史、主玺令史、符玺郎中、符玺郎，这些名称，都是历代掌管制造印玺的官员，到了元代叫典瑞监，明代叫尚宝司，清代把尚宝司一部分并入内务府，一部分并到礼部，设立铸印局。到了民国把铸印局改成了印铸局。这变动可以说历代掌印、铸印的简单沿革史。
晋宋以前，新官上任，就铸新发印一颗。新旧任交接，并不包括职官印记在内。南宋时候，内外百官，迁调太繁，终年刻印铸印，实在不胜其烦，而且金银铜炭耗费太大，府库支应不了，于是才把每迁悉改的制度，改为源远流长，新旧交接。可是各州各府有磨损作废的印信，还要缴还礼部，在礼部厅前一块坚硬的大石头上，会同主管官员将印信敲得粉碎，才算手续完了。
相沿到了清代，废印还是缴回，不过不再敲碎，而是在缴销印信当中，凿上一个缴字，银印交回铸印局，熔化储存，留做后用。铜印就汇送户部，改铸钱钞了。到了民国，政府虽然对于印信关防，也有种种规定，并且规定缴销。可是军阀割据，在各自为政局面之下，失败的躲进租界，逃亡海外，能将印信缴回的，真是百难得一呢。
谈印一定要先了解字的演变源流，上古的字，传说有龙书、穗书、云书、鸾书、蝌蚪、龟螺、薤叶等。因为年代久远，虽然听说，可是都没见过，传下来的只有史籀大篆。到了秦代丞相李斯，由繁变简，就是后来的小篆，又叫玉箸，或者是铁线篆，程邈简而变体，就是隶书，王次仲改为八分书。蔡邕改为汉隶，后来楷书、行书、草书。越变越跟原来书法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义，挨不着边儿了。
在秦代以前，玺印不分，到了秦始皇，镌了一方传国玺，只准天子的印叫玺，其余诸侯就是传国之玺，一律都改称宝啦。
印是取信于人的意思，所以从爪从卩，用手持节，表示信用。所谓六朝二其文有朱文白文两种，唐宋杂其体各朝各代制度不同。
章累文成章，章就是印，印也就是章，汉代的列侯，丞相太尉的官印，印文开始用章字。
沈筱庄先生对于历代印记看法是：有人说三代时期，没有印信，其实《通典》上，明明记载三代之制，人臣皆以金玉为印，龙虎为钮，不过年代悠久，印文不传而已。秦印一切体制，都还顺沿周朝的典范，因为由始皇传二世，时间太短促，所以流传不广。汉印是沿习秦印的，篆法虽然稍微有点儿增减，可是还没悖乎六义，仍然具有古朴典雅的风格，后世治印，还是以汉印为宗本。
魏晋六朝的印章，有了朱文白文，从此印章变化就越来越大了。唐代印章讹谬日增，笔法曲屈盘旋，毫无古法，完全悖乎六义。宋代承唐代邪谬，徒尚纤巧，去古更远。斋堂馆阁，诗词闲章，风行一时，若干字体，史籀都找不出来，于是治印的人，率意信笔而为，完全跟秦汉相悖而行。到了元代专事武功，不讲文治。幸亏后来出了几位饱学之士，如赵子昂等，极力提倡文治，讲求复古，力挽狂澜，使得中国几千年文化，得以续而不坠。治印虽然还是趋向纤巧，可是有元代后期的复古，笔意渐渐有恢复朴拙之妙。
清代官印最初都是满汉合文，而且讲究九叠朱文印，曲曲弯弯，把印填满为主。而且官阶的高低，明订印信的尺寸来区别。至于个人私印，先本宋元余绪，后来博古之士，趋向赏鉴秦汉印章，渐次又得秦汉之妙。以上说的，都是沈筱庄先生集几十年治印所得的观感，见仁见智，每人看法也许各有不同。
三代到秦汉，天子都是玉印，私印间或有玉的取其君子佩玉的意思而已，但不多见。汉代王侯都用金印。官至二千石，就改用银印了。可见古代用金银治印，是判别品级的。古往今来，不论官私印记，用铜印最为广泛，不过铜印也分紫铜、黄铜两种，有铸的、有凿的、有刻的，还有镀金涂银的，宝石、玛瑙、水晶，都可以治印，不过质地不是刚燥不温，就是滑而不涵，难以奏刀，而且近俗，聊备一格，做做玩饰则可，实在来说不能登品。秦汉时代根本没有拿石头治印的，到了唐宋才有用石头来刻私印，想不到现在反而以石头刻印章变成主体了，什么青石、寿山、田黄、鸡血、灯光、冻石、鱼脑冻、艾叶熏、桃花冻、芙蓉胆，真是千奇百怪，要是专谈刻印用的石头，那非写本专书不可。
象牙也是用来刻印的一种材料，因为不容易磨损，所以现代金融界，都喜欢用象牙章。象牙质软，并且容易奏刀，所以刻朱文，要深而且细的，用象牙最为适宜。不过刻白文印章，不管多么坚刀健腕，总是神韵稍差，涉于呆滞，要刻白文，宁可采用石章，不用象牙，这也是筱庄先生多年刻印的经验之谈。后来枯树、竹根、烧瓷、犀角，都拿来治，有的利其坚，有的用其怪，那都不足为训的。
谈到治印之法，筱庄先生说，分为铸、刻、凿、辗四种。铸印有两种法子，一种是翻沙，一种是拨蜡。翻沙是拿木头做印，埋在细沙里头，像铸造铜币一样；拨蜡是把蜡做成印模后，刻文制钮，用焦泥涂匀，外加热泥，上头留一出热洞，等蜡干了，把熔好的铜汁，从洞口倒进去。如果印钮要用精细的辟邪狮兽形态，那就非用拨蜡方法不可啦。刻印是用刀刻的，古时时常在行军戎马倥偬之中封官授爵，所以都用刻印。现在刻印的种种不同刀法，全是历代刻印所遗留下来的。凿印是拿锤凿出来的，又叫镌。凿比刻快，而且简易有神，不加修饰。有时意到笔不到，所以又叫急就章。白石老人刻印不重刀，不回刀，就是师法急就章的。辗玛瑙、宝石、水晶，都是滑而且硬，不容易着刀，所以只好用辗的方法。但是玉工虽然精巧，可是篆文落墨，有一定章法笔意，辗出来的字，转折结构，既不能混然一气，而且有欠流畅，自然不如刀子刻的传神。
白文印 古印都是白文，篆法也古雅大方。刻白文印下笔要壮健，转折要气脉贯通。太肥则失之臃肿，太瘦则又失之枯槁。得心应手，妙在自然。如果牵强穿凿，或用玉箸篆，则既非正体，更有失庄重。
朱文印 上古没有朱文印，六朝唐宋之间，才有朱文，刻朱文要绚练清雅，笔意深远。不可太粗，粗则庸俗。也不可多曲叠，多了则板滞无神，赵子昂朱文最擅长，爱用玉箸篆。夐绝淡雅，流动有神，学刻印者，应当多多体味。
篆法 印之所贵在印文，如果文体讹谬，就是镌龙刻凤，也不为奇。有些人只在刀法上刻意求工，可是对于篆体漫不经心，简直是大错特错。各朝的印都有各朝的体制，不容混杂其文，随意把篆法乱改。现在刻印的大半都犯这个毛病，应当特别注意，免蹈其弊。
章法 刻印章要求其章法好，平常应当多多观摩古印及好的印谱。刻印之前，需知文之朱白，字之多少，印之大小，画之稀密，怎样依顾而有情，怎样贯串才臻其妙。
笔法 篆书虽然有体，但是一方印刻出来，如何才能凝重典雅，迥异凡构，那就在于笔法了。笔法与轻重、屈伸、仰俯、去住、粗细、疏密、强弱，要在各中其宜，方得其妙。否则流于粗俗，难得佳构。
刀法 运刀必须心手相应，方得其妙。可是文有朱白，印有大小，字有疏密，画有曲直，不可一概率意而为。去住浮沉，宛转高下，都应当在施刀之前，打好腹稿。用腕力处要重，用指力要轻，粗宜沉，细宜浮，曲要婉转而有筋脉，直要刚健而有精神。刀法的准则，不外以上几点，至于细微末节，那要凭自己的经验，多加揣摩，心与神会，意心相合，自然能刻出好印章来。
印体 古代印章，各有其体，千万不可自作聪明，偶一弄巧眩奇，就会出乎规矩，流于庸俗。如同诗要宗唐，字要宗晋，都是各宗其正。刻印如以汉印为宗，则大致不差，不失其正了。
名印 印是用昭信守的，所以姓名之下只能加一印字，或印信、印章，私印字样，不能掺有别的闲杂字，否则就是失体不敬。
表字印 汉印都是用名，唐宋才有表字别号印章，表字印只能闲用，不能用于官文书契约文件之上，所以表字印、别号印顶多加上氏字或姓字。近代有些人莫明究竟，表字印也加上印或章字样，那就不合古制，刻印的人应当切记。
臣印 汉印有刻臣某某者，古代臣是男子的谦称，不独用于对君上，就是朋友往还，也常常用来盖在函件上。刘石庵有一封给同僚的信札盖上一方臣刘墉的印记，胡适之先生偶然说刘石庵有奴才相。黄季刚、林损两位国学大师，在北大***上，引经据典把胡适之痛驳了一番，这也是用臣印的一段小掌故。
别号印 有些文人墨客，喜欢刻某道人、某居士、某逸士、某山长、某主人印章，这种印章是唐宋才有的，诗画闲用尚可，用之于简札，总觉有点玩世不恭，稍欠庄敬。
书柬印 书柬用名印后，有某言事、某启事、某白事、某白笺、某言疏，都很正当。可是有人花样翻新，信封上再加盖某谨封、某护封，就未免蛇足了。
收藏印 收藏书画，加盖印记，也是唐宋时代才有的。有某人家藏、某人珍赏，有某郡，某斋、堂、馆、阁，图***盖在所藏书画上。如果印章款识不合体，篆字恶劣讹谬，印泥色败走油，再加上印记盖的地方不合适，那简直是把一幅好字画给糟蹋啦。还有盖上宜子孙、子孙世昌、子孙永宝等图记，结果子孙不能世守，摆在地摊，或者挂在荒货铺里三文不值两文卖，让人一看，祖泽已尽，子孙不肖，这些图记盖上，徒然惹人讥笑，是不是不盖还好点呢。
斋堂馆阁居轩印 这类杂印，也是唐宋时代才时兴的，字画上有了这类杂印，可以了解这幅字画嬗递的历史，若干前朝没有款识的字画，都是凭这类杂章，考证出年代作者的，虽有其弊，倒也尚有其利。
印品 沈筱庄先生说，印最注重品，印分三品。印铸局有一部《玉泉方要》上谈到印品：神妙能然，轻重有法中之法，屈伸得神外之神，笔未到而意到，形未存而神存，印之神品也。婉转得情趣，稀密无拘束，增减合六文，挪让有依顾，不加雕琢，印之妙品也。长短大小，中规矩方圆之制，繁简去存，无懒散局促之失，清雅平正，印之能品也。以上三品，刻印的人，如果能够时时揣摩，融合精意，那刻出印章，自然意境深远，直追秦汉了。
印钮 印章除了讲究质地之外，还讲究印钮。秦汉印钮，有龟、有螭、有辟邪、有虎、有狮、有兽、有骆驼、有鱼、有凫、有兔、有直、有钱、有坛、有瓦、有鼻，都是用来分别品级的，不过怎样分级，清朝以前没有专书可考，其说不一。到了清朝才制定了宝印规制。以印的尺寸来说，以四寸四分见方，厚一寸二分为最贵。递减到一寸九分见方，厚四分为最低级。关防以长三寸二分，阔二寸者为最贵。递减到长二寸四分，阔一寸四分为最低级。
宝印 关防所镌的文字，以玉箸篆为最贵，芝英篆其次，尚方大篆、柳叶篆、殳篆、钟鼎篆、悬针篆、垂霞篆又次之。最特别是喇嘛印，用转宿篆。
宝印规制订定，清朝皇太后宝用金质盘龙钮，皇后宝用交龙钮，皇贵妃、皇妃宝用蹲龙钮，妃宝就改用龟钮。以上的各宝，都是金质，一边刻满文，一边刻汉文，篆用玉箸篆。和硕亲王、亲王世子宝，朝鲜国王印都是金质龟钮芝英篆。琉球国王、安南国王、缅甸国王印，都用银质镀金，驼钮尚方大篆。多罗郡王印，也是银质镀金麒麟钮，可是用芝英篆。此外五等封爵，内外提督、总兵、将军、都统、副都统、经略大臣、大将军、参赞大臣、统领侍卫内大臣印，都是银质虎钮柳叶篆。有用满汉托忒回字四体的伊犁将军印。有用满汉托忒三体者，是乌鲁木齐都统、古城领队、大臣、伊犁办事大臣、管理巴理坤大臣印。有用满汉回三体者，是喀什噶尔、阿克苏、吐尔等处大臣印。有用满文托忒两体字者，是塔尔巴哈台办事参赞大臣印。有用满文蒙古两体字者，是张家口都统印、外藩各旗札萨克跟外藩各盟长印。以上都是虎钮银印。宗人府印、衍圣公印、六部印、户部盐茶印、三库印、行在各部院印、盛京五部印、军机处印、内务府印、翰林院印、銮仪卫印、理藩院印，都是银质直钮，满汉文，尚方大篆。唯有理藩院印还要加上蒙古字。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顺天府、奉天府、各省布政司，都是银质直钮，满汉文小篆。内官从詹事以下，外官自按察司以下，都是铜质直钮了。
印章 方的叫印矩，圆的叫印规，长的叫关防，叫图记，叫条戳。所有关防都是直钮。各省督抚以及仓场、河道、漕运总督的印，都是银质满汉文小篆。三品以上钦差大臣的关防是尚方大篆，四品以下钦差官的关防，就用钟鼎篆了，一律铜质。
喇嘛胡图古图（活佛之意）的印，或金或银，都是特赐，全是云钮，大半是满、汉、蒙古、唐古忒四体。沈筱庄先生对于清代印章，说得极为详细。他说清代印的质地、尺寸、印钮、印文，都是经过仔细研考来制定的，尤其朝鲜、琉球、安南、缅甸国王的印宝，都是由咱们中国颁给，更有今也日蹇国百里的感叹。
笔者因为耳濡目染，时承沈老的教益，虽然自己不会奏刀，可是对于治印之学，兴趣日深。有位舍亲李虎孙，是合肥李文忠裔孙，在上海住闷了，忽发奇想，跑到北平来搜罗印谱和围棋谱。他虽不住舍间，可是旅舍狭厂，搜购的印谱棋谱，都由笔者保存。棋谱不谈，光是印谱他就买了七百多种，他是兼收并蓄，不择精粗。真有稀世原谱，笔者真正借此大饱了一番眼福。他有一部元朝邱衍著《汉印萃古手稿》，有汉印朱拓三百多方。笔者春节逛厂甸，在一个卖破铜烂铁的荒货摊上看见有一堆用旧麻绳穿的废铜器，仔细一看敢情一串汉代长条铜印，有三十多方，花了八毛钱，就把这一串汉印买回来了。等把泥土洗刷清楚，拿《汉印萃编》一对证，这类汉印，只有一寸二分长三分宽，一律钱钮，全是头一个字姓都刻的汉隶，底下是花押，就不容易辨认了。查对结果在书上可以查得出的人，一方霍字印是霍去病花押印，一方李字印是后汉李膺。其余或者人名不见经传，或者斑驳残缺。以八毛钱买了两方汉印，当时真是欣喜若狂。后来舍亲李栩厂把这两方汉印要了去，一方留为自用，一方他转送霍宝树。因为霍是冷姓，居然汉印里有姓霍的，而且是霍去病。所以霍宝树得了这方汉印，一直视同拱璧呢。
另外有一方图章，也是无意中在地摊上拣的便宜货。这方图章是不规律八分大小一方艾叶熏，买的时候，涂满了干泥巴，抠了半天，也看不出什么字，等拿回家洗刷干净一看，印文是年二十七罢官六个字，再看边款是梁节庵先生参奏李少荃，被慈禧太后永不叙用，在焦山闭门读书所刻的印章。先祖与梁系会试同年，所以笔者对于这件事情，知道得比较清楚（前两年高阳先生在一部清宫小说，也提到过梁鼎芬有一方年二十七罢官图章）。既然这是一方历史性的图章，偏偏凑巧，笔者在二十七岁那年，也弃官从商，跟朋友往来简启，也都盖上这方图章。可惜来台仓促，这方图章，没能随身携带，否则真想把这方印章拓朱，送给高阳先生看看呢。
来台将三十年，除了在台书画名家自用印章外，古玩铺印章店就没看见过一方看得过去的图章。关于刻印方面虽然有几位大方家，竭力提倡，希望维持不坠，进而发扬光大，可是既没好石头，更没有印泥，您说怎样能鼓舞提倡起来呢？
唐鲁孙是中国饮食文化和掌故杂谈方面具有代表性和传奇性的人物。他以其博闻强记和细腻动人的文字功夫，演绎了一段段“舌尖上的民国史”。《南北看》收录唐鲁孙所写关于民俗掌故、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宫廷秘闻的文章二十四篇,介绍了唐鲁孙记忆中老北京街头巷尾常见的有趣事物和口耳相传的野史逸闻，这些内容如今已很难见到或听说，从而使得《南北看》的记载显得尤为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