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　袁宏道 [1]

有明中葉而後，士氣狂囂，敢於謾駡，其風自七子始，而大播于文學批評之中。前後七子之詆諆時人，及其互相詆諆者，無論矣。萬曆間王元美官南都，湯顯祖囊括獻吉、于鱗、元美文賦，標其中用事出處，及增減漢史唐詩字面，流傳白下，使元美知之。元美曰：湯生標塗吾文，異時亦當有標塗湯生者。與若士同時聲氣相應，同以攻擊李、王爲事，其後卒樹公安派之幟者，則有袁宏道。

宏道字中郎，號石公，公安人，與兄宗道伯修、弟中道小修齊名，而中郎名最盛，舉萬曆二十年進士，選吴縣知縣，罷官後遷禮部郎，調吏部，萬曆三十八年卒，年四十三。中郎論詩文，主於真而其病流於率，此則公安派之得失所在也。牧齋論之曰：中郎之説出，王、李之雲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偉矣。機鋒側出，矯枉過正，於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滅裂，風華掃地。其言甚允。

中郎作文立論，皆率性而成，欲並自古之軌範，一切抉裂而後快。 [2] 惟其如此，其論文乃有出於恒蹊之外者。如云：

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爲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與龔惟長先生》）

少年工諧謔，頗溺《滑稽傳》。後來讀《水滸》，文字益奇變。《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一再快西風，聽君酣舌戰。（《聽朱生説〈水滸傳〉》）

新詩日日千餘言，詩中無一憂民字。自從老杜得詩名，憂君愛國成兒戲。言既無庸嘿不可，阮家那得不沈醉！（《顯慶宫》）

司馬遷與關漢卿並稱，始於嘉靖二年，韓邦靖殁時，其兄邦奇曰：世安有司馬遷、關漢卿之輩，能爲吾寫思弟痛弟之情乎？自中郎後至有清而金人瑞有六才子之説，小説戲曲，遂與史傳詩文，並占文壇一席地矣。至《顯慶宫》詩，則于憂君愛國之調，一併推翻，自當世言之，同爲駭人聽聞之論，然中郎自有其理論在。

中郎批評論之核心，在於確認古今之變。《雪濤閣集序》云：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時，襲古人語言之跡，而冒以爲古，是處嚴冬而襲夏之葛者也。夫法因于敝而成於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餖飣之習者，以流麗勝。餖飣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以闊大矯之。已闊矣，又因闊而生莽，是故續盛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續中唐者以奇僻矯之。然奇則其境必狹，而僻則務爲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於物無所不收，於法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近代文人始爲復古之説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至以剿襲爲復古，句比字擬，務爲牽合，棄目前之景，摭腐濫之詞，有才者詘於法而不敢自伸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牽於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倡億和，優人騶從，共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

復古之説始於空同，盛于王、李。復古往往爲革新之機，其説未必謬，復古而以剿襲爲尚，則其弊誠有如中郎所論者。中郎《與丘長孺書》，更言古今詩之所以不同而各有其價值者云：

大抵物真則貴，真則我面不能同君面，而況古人之面貌乎？唐自有詩也，不必《選》體也，初、盛、中、晚自有詩也，不必初盛也。李、杜、王、岑、錢、劉，下逮元、白、盧、鄭，各自有詩也，不必李、杜也。趙宋亦然，陳歐蘇黄諸人，有一字襲唐者乎？又有一字相襲者乎？至其不能爲唐，殆是氣運使然，猶唐之不能爲《選》，《選》之不能爲漢、魏耳。今之君子，乃欲概天下而唐之，又且以不唐病宋。夫既以不唐病宋矣，何不以不《選》病唐，不漢、魏病《選》，不《三百篇》病漢，不結繩鳥跡病《三百篇》耶？夫詩之氣，一代減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詩之奇之妙之工之無所不極，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景。然則，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

中郎于宋人詩文，最傾倒於東坡，如云：

蘇公詩無一字不佳者。青蓮能虚，工部能實，青蓮惟一於虚，故目前每有遺景；工部惟一於實，故其詩能人而不能天，能大能化而不能神。蘇公之詩，出世入世，粗言細語，總歸玄奥，怳惚變怪，無非情實，蓋其才力既高，而學問識見又迥出二公之上，故宜卓絶千古。至其遒不如杜，逸不如李，此自氣運使然，非才之過也。（《答陶石簣編修》）

蘇公詩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脱變怪過之，有天地來，一人而已。僕嘗謂六朝無詩，陶公有詩趣，謝公有詩料，餘子碌碌，無足觀者。至李、杜而詩道始大，韓、柳、元、白、歐，詩之聖也，蘇，詩之神也。彼謂宋不如唐者，觀場之見耳，豈真知詩爲何物哉？（《與李龍湖》）

中郎之言，皆爲推翻空同、于鱗、元美等一派之議論而發。推東坡以軼李、杜，誠不免爲偏宕之論，然必欲唾棄宋詩，則李、王之偏，亦自顯然。清代王漁洋《論詩絶句》亦云：耳食紛紛説開寶，幾人眼見宋元詩。亦不滿於李、王之論也。

于鱗、元美，高唱文必欲準于秦漢，詩必欲準于盛唐，中郎《小修詩序》詰之云：曾不知文準秦漢矣，秦漢人曷嘗字字學六經歟？詩準盛唐矣，盛唐人曷嘗字字學漢魏歟？秦漢而學六經，豈復有秦漢之文？盛唐而學漢魏，豈復有盛唐之詩？惟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原不以優劣論也。各窮其趣一語，深得古今詩文變遷之真意，誠非王、李所能知矣。中郎于李、王一派之惡聲，見於集中者如次：

且公所謂古文者，至今日而敝極矣。何也？優於漢，謂之文，不文矣。奴于唐，謂之詩，不詩矣。取宋、元諸公之餘沫而潤色之，謂之詞曲諸家，不詞曲諸家矣。大抵愈古愈近，愈似愈贋，天地間真文澌滅殆盡。（《與友人論時文》）

世人喜唐，僕則曰：唐無詩。世人喜秦漢，僕則曰：秦漢無文。世人卑宋黜元，僕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昔老子欲死聖人，莊生譏毁孔子，然至今其書不廢。荀卿言性惡，亦得與孟子同傳。何者？見從己出，不曾依傍半個古人，所以他頂天立地。今人雖譏訕得，却是廢他不得。不然，倚勢欺良，如今蘇州投靠家人一般，記得幾個爛熟故事，便曰博識，用得幾個現成字眼，亦曰騷人，計騙杜工部，囤紮李空同，一個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詩，安在而不詩哉？不肖惡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矯枉之過。（《與張幼于》）

空同舉王叔武之言，謂真詩乃在民間。而自慚其詩之非真，此特其早年之論耳。中歲而後，直以不越古人規範爲法則，流弊所及，遂成贋體。中郎《答李子髯》詩云：草昧推何李，聞知與見知，機軸雖不異，爾雅良足師。後來富文藻，詘理競修辭，揮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擬成儉狹，莽蕩取世譏。直欲凌蘇柳，斯言無乃欺？當代無文字，閭巷有真詩。却沽一壺酒，攜君德《竹枝》。此言與空同初論合，而何李之争及于鱗、元美之論，亦略述於此。

明代詩文中有一徐文長，自是盧仝、皇甫湜一流人，於大家中無可位置，而面目精悍，原有不可掩者。文長没後，中郎遊越，得其殘帙於故紙堆中，《與吴敦之書》推爲有明第一詩人。 [3] 又作《徐文長傳》，述其詩之背景，語極有味：

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糵，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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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33年本講義批：應連三袁同論。1937年修訂本目録此節改題李贄、袁宏道附袁宗道袁中道，修訂稿不存。

[2] 1932年講義下云：《記百花洲》云：江進之問：百花洲花盛開否，盍往觀之？余曰：無他物，惟有二三十糞艘，鱗次綺錯，氤氛數里而已矣。《詠西湖》云：一日湖上行，一日湖上坐。一日湖上住，一日湖上卧。《偶見白髮》云：無端見白髮，欲哭翻成笑。自喜笑中意，一笑又一跳。此種文字，繩以規矩，皆不成爲詩文。

[3] 1932年講義下云：推許過甚，非文長所能當也。《與馮侍郎書》云：宏于近代得一詩人，曰徐渭，其詩盡翻窠臼，自出手眼，有長吉之竒而暢其語，奪工部之骨而脱其膚，挾子瞻之辯而逸其氣，無論七子，即何李當在下風。從翻窠臼出手眼處推之，即此一語，具見中郎面目。

[4] 1932年講義下云：中郎又有《答徐見可書》云：于鱗有遠體，元美有遠韻，然以摹擬損其骨，會稽徐文長稍自振脱，而體格位置，小似羊欣書。此言評李、王、徐三家，頗爲持平。大抵中郎之論，每爲矯時而作，偏宕之極，至於忘反，固非批評家之準則也。然元美在當時，主持壇坫，雖雄才大略，自有過人，而叢謗府怨，蓋亦等于暴秦。及當時文士起而非之，中郎之摧堅陷鋭，亦陳勝、吴廣之亞。然有摧陷而無建樹，此公安派之所以不振也。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理论著作。朱东润著。初稿为作者1931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几经修改,1937年曾在武汉付排,因抗战爆发,未能出书。1944年由开明书店第一次出版。1957年12月古籍出版社在开明版的基础上再版,198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古典文学版再版。书前有自序,书后有后记。正文皆以文言写成。包括绪言在内,共76讲。每一讲的题目相对集中,而且较少引证和注释。就内容而言,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1.以批评家为线索,每讲以一个或几个批评家为中心,较少涉及时代与背景。认为,每个批评家的理论虽然和他的时代的文学潮流有关,但“就宗派而论,伟大的批评家也和伟大的政治家一样,他们的抱负往往是指导宗派而不受宗派指导。”2.中国古代批评家有诗文分论的习惯。认为,诗文各有特点,但更多的是相通,所以,在谈论古代批评家时,一般将他们的诗论和文论合并介绍。3.重视对宋以后的批评家的研究,在本书之前,一般谈中国文学都止于唐代,文学批评多谈到司空图。这实际上是受明代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观点的影响。本书有意纠正这一偏差,而采用远略近详的原则,这是文学批评研究的一大进步。4.虽是“史”之论述,但其中融进了作者许多观点。如对严羽,指出其《沧浪诗话》多处抄袭前人,等等。作为中国现代较早出现的系统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本书对现当代古典文论研究的影响颇大,迄今一直被认为是该领域的经典性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