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当一磅不是一磅
在与中国人的日常接触中，外国人常常对这个民族几乎所有的代表都缺乏严谨性和准确性而感到异常恼火。这个问题似乎延伸到了人们活动或爱好的每一个方面，无论是陈述一件事情的真相，还是制作一件家具，他们都很难做到严谨而准确。恼火的外国人用相当合乎逻辑的方式争辩说：中国人宽容的天赋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因为他们在处理自己的问题上非常宽容，对于自己的错误和失败也极容易原谅，所以他们对于旁人也习惯性地持一种宽容的态度。
中国人这种粗枝大叶的做事风格，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对待时间的漠然态度上。假如一个不了解外国人习惯的中国人与你有一个约会，比方说要在下午3点钟拜访你，几乎可以断言，除非机缘巧合，否则他绝不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准点儿赶到，但是他也有可能会提前一会儿到达，而且还可以肯定，他也不会离谱到4点钟之后才来。这样的做法让惯于守时的外国人很恼火，但中国人不守时的原因也很简单。3点钟对于大大咧咧的中国人来说，并非意味着钟表的指针精确地指向约定的刻度，而是一个更加富有弹性的概念，3点钟可以泛指钟敲3下之前或之后60分钟内的任何时间。由于中国古代的制度将一天分为12个时辰，而不是24个小时，这给了人们更大的回旋余地，3点钟可以意味着1点到5点之间的任何时间。其结果就是当一个中国人在你期望的时间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后到达了约定的地点，如果你认为他赴约时迟到了，他会感到难意和惊讶。用他测量时间的方法，他是相当准时的。
铁路、飞机和轮船的时刻表正在改变着中国人的时间观念，但他们不像其他国家的人那样受其约束。他们不像我们那样说赶火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赶火车。无论在哪，美国人及时地赶到火车站并登上列车的时候都会相当得意，而中国人则会选择更安全、更悠闲的方式。在火车出发前的几个小时，他们就会前往火车站耐心地等待火车到达，然后就可以从容地上车了。许多不了解中国人习性的出版商认为，他们有机会出版中国人应当非常期盼的铁路时刻表以满足其出行的需求，但这些投资总是失败，因为对于中国人来说，最不感兴趣的出版物大概就是时刻表了。如果一个外国人碰巧获悉他想要乘坐的那趟火车将在下午提前启程，而他除了前往车站再没有别的办法获得更加准确的信息时，他将会陷入极度的焦虑，但这样的情况根本不会困扰到中国人。他将会在中午的时候就径直前往火车站，让自己在那里安心舒适地等待着火车出发。
除了赤贫者，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携带手表，但钟表的精确程度却很少能够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因为在他们看来只要钟表的误差与准确的时间控制在5到10分钟之内，对于所有实际的目的而言就已经足够了，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去分秒必较。中国人觉得，手表准确与否根本没法与事关生死的体温计的准确性相提并论。
这种对时间不以为意的漠然态度当然是中国人正在消逝的众多特征之一。越来越多地选择乘坐船只、火车和飞机出行，对促使中国人改变观念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个促使中国人观念改变的原因是他们在过去10年中发展起来了对体育的兴趣。如今，学生运动员们常常争论着田径比赛中分秒的赛况，而他们的祖辈则非常乐意于把时间看作两顿饭之间的间隔，或者是抽一袋烟的工夫，抑或是整整一个白天。
其他因素也促使中国人对时间的重要性进行新的评估，并且事实证明对流逝时间的漠视并不是他们根深蒂固的一种性格特征。一位英国传教士曾经写了一篇关于他30年前在中国生活的文章，讲述了一段无疑是每一个传教士（或其他任何人）在中国内地建造房屋都会遭遇的经历。他与承包人就修建房子的计划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达成了共识，价格和开工的日子也都确定了。临到开工的日期，想看到房子开工的传教士迫不及待地去了建筑工地，但他并没有见到想象中一群工人热火朝天干活的场面，那里空无一人，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记述道：当中国的建筑工人受到责备，他们微笑着，看见你如此着急而很感到很好玩儿。他们无法理解传教士的愤怒，因为在这片土地上，一天、两天，甚至一个星期都是如此微不足道的事情，中国人总是在琢磨，外国人为什么会因为一件事情没有在商定的时间里完成而激动不已呢？写下30年前这段经历的英国传教士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人身上存在着一种无药可救的倦怠，没有人能从他们身上看到紧张的劳动或者高效率的执行。
如果这位传教士足够健康，活到了两三年之前。当他驻足半小时观察了上海现代摩天大楼正在紧张施工的建设场面和有效方法之后，一定会因为中国人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已经发展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工作效率而有充分的理由修正自己过去的观点。想当年，他文中提及的那些他和别的外国人在中国内陆居住的建筑，住宅、教堂和办公室等，构造极其简单朴素，因此推迟工期一两天、一两周甚至几个月时间，除了对出钱的外国人心情有所影响之外，想不出还会对别的什么人造成大的损失。这样做并不会影响到承包商的利润，因为他在当地购买物资，雇用工人，根本没有多少资本投入需要格外地加以保护，所以他就会以最适合于他的便利速度来完成这项工作。影响其工作效率的唯一因素，就是外国人的急躁愤怒了。
但如今现代写字楼的建设，投资额攀升到了数十万美元，按期完工已经不再是要满足一个内心焦虑的传教士的问题，而是变成中国承包商可以理解的用美元和美分来衡量的问题。如果这项工作没有经过仔细计划和认真实施，他可能会损失一大笔钱。他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履行价值数千美元的材料处置的合同和订单，为了能从他的合同上赚到钱，建筑不同部分的完工时间必须与整体进度表的要求协调一致。如果工人在开车运送钢铁和混凝土以及大量其他供应品时发生了延误，承包商将不得不赔付投资于这些材料的利息资金。建筑施工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如此，结果就是除了那些不可避免的，可能给建筑承包商的生活增添不愉快插曲的事件之外，不应该出现任何的延误。
在过去的几年里，上海有无数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建筑拔地而起，它对外宣称除了美国以外再没有什么城市有如此之多的摩天大厦了。所有这些高楼大厦都是由中国的承包商和劳工建筑起来的，他们只是最低限度地利用了外国专家提供的技术援助。完成这些建筑所需的时间与世界其他地区完成类似结构的建筑所需的时间相比较显示了极大的优势。事实上，在这种竞争中，中国的承包商和工人可能比美国之外的其他各国的工人都更加出色，因为他们在摩天大楼建设方面的经验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丰富。
中国人这种对时间粗枝大叶的态度也经常在许多需要测量、追求精确和完美的工艺形式中一模一样地表现出来。外国人发现中国人常常把一英尺、一品脱或一磅当作大约一英尺、大约一品脱或大约一磅，这令他们大为光火。在中国人那里，它总会多一点或少一点，无论如何这些都不重要，除非涉及一笔交易并且将要支付一笔现金。直到今天，中国人也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喜欢斤斤计较，中国的绅士们在清楚地知道一袋米分量不足的情况下，宁愿接受它，也不愿意为此发生一番口角，失去了体面。
中国的家庭主妇对自己的尊严体面倒是不太看重。当她去采购的时候，随身携带着自己的秤，因为她不相信任何人，对商人丁点儿的信任也会让自己多花一些冤枉钱。一个外国人雇来的厨师在采购东西时，也会用自己携带的秤来检查店主给的重量，但他从来不会在厨房里使用它。如果一份食谱需要额定数量的黄油、猪油或面粉，他也不会费心地去称量出各种原料，而是全凭肉眼的观察把它们用勺子舀出来，以此满足食谱上精确的比例。因为他没有为这些东西买单，而慷慨的付出也没有让他损失什么，所以他所用的材料总是比菜谱上要求的更多。虽然操作的方法不够科学，但结果通常却是令人格外满意的。
在12个一套的中国餐盘中，很难找到两个餐盘在形状和大小上是完全相同的。当把它们一个一个摞在一起时，它们不会呈现出外国商店里的盘子那整整齐齐的外观，而肯定是明显的东倒西歪。然而，每一个盘子本身都是一个完美的物件，没有发现任何瑕疵，中国的店主们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买这些盘子的外国女士会如此挑剔它们规格的一致性。
如果一张四条腿的中国桌子能够在地板上稳稳当当地放着，这可能并非归功于木匠的技术和细心，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只要桌子的顶部有一张说得过去的水平桌面，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如果一张桌子摇摇晃晃，这会令西方人发狂，但却会被中国人忽略。如果它真的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中国人会通过在有缺陷的桌腿下面垫上一些小东西来轻松地加以解决。如果一张桌子是打算在中国使用的，那么用统一高度的桌腿制造好桌子也是徒劳，因为地板就是不平整的。布满了裂缝和节疤孔的地板，虽然凹凸不平，但它和其他东西一样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有用的，他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为这些小事烦恼。一个花瓶、一首诗或一幅画必须要尽善尽美，因为它们是艺术品，但桌子是实用的，只要它符合设计的目的，就不应该再苛求于它了。没有人指望一头水牛像孔雀一样美丽。
所有的中国人或者是农民，或者是农民的后代，他们做梦也没有想过，抛开皇宫大殿里的地板不说，普通人家的地面除了是泥土做的还能用什么呢？所以他们当中很少有人从那些泥土地面上搬离出去超过两代。外国人的公寓以及他们对地板水平与否的高度关注都将会改变中国目前的状况，我想在几代人之后，中国人的桌腿也将是长短一致的。
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一些英国和美国的裁缝，还有一个西班牙人，他们向我保证将会以他们专业而独到的审美眼光为我诠释什么是完美。然而，把前边的这些裁缝所做的衣服摞成一堆也没有我在中国的老裁缝劳海盛一个人为我做得合身，他了解我那必须由最好的裁缝才可能应对的身材，他也知道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十全十美，他既不尝试也不要求自己做到这一点。当他说一套衣服行了的时候，我知道他是用自己裁缝的名誉进行了最诚意的担保。而在中国如果有什么事情说行了，就没有必要再问了。
一般而言，虽然中国的工人在测量或者生产产品的时候不是那么精益求精，但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可以这样说，凡是有必要完美精确加工的工作，就一定能做到，但只要没有必要，就永远做不到。在中国没有为了整洁和精确而对整洁和精确的狂热崇拜，或者对于完美的苛求，在那里完美不过意味着是虚荣和自负。如果每一套盘子的大小和形状完全一模一样对于它们的使用是至关重要，那么毫无疑问它们早就在几个世纪以前就被做出来了。但事实上一个盘子的直径比另一个盘子的直径小了几分之一英寸，无论如何不会改变这个盘子的美丽或这个盘子的效用，更不会改变食物的味道。只是当佣人们把它们摞起来的时候，才会发现有什么不完美的地方。
当我们来到麻将馆的时候，就会发现大不一样的情形。麻将牌每一个可见的面儿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当然是出于和玩扑克牌时同样的原因。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因为麻将牌的背面是用干燥好的竹子做的，有着纹理和颜色上的不同。而这些牌的正面则是由澳大利亚的牛骨制成的，也必须完全匹配。尽管任务如此困难，但工匠们就是凭着最简单、最简陋的工具，奇迹般地完成了竹子和骨头的匹配任务。他们把小块的竹板用燕尾榫和小块的骨头精密地黏合在一起，每张牌之间的细微差别仅仅相当于一张航空信纸才能达到的厚度。我认真地观察了麻将工人数个小时，并对这一项堪与操作计算尺或者运算相对论媲美的远远超出我理解能力的技艺赞叹不已。我更惊讶于这些由骨头和竹子加工而成的小方块能够经受住各种恶劣环境的考验。我有一套已经玩了十几年的麻将牌，它跟着我历经磨难，包括在一所由蒸汽供暖的美国公寓里可能会遭遇到的恐怖情形，但幸运的是没有一个精致的燕尾榫发生了松动。这里面没有什么秘密，只有工人们高超的工作技巧。
我还认识一位技艺高超的整修破碎瓷器的匠人。几个世纪以来，当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名流和贵族在用木碗享受其食物的时候，中国哪怕是最穷的阶层都在使用瓷器。这些瓷碗经常会因失手而打碎，虽然中国人对水泥之类的黏合剂一无所知，但这并不妨碍瓷器被很好地修补。匠人会在瓷器破损的边缘钻出几乎只有用显微镜才能看清的小孔，然后用黄铜或红铜的小铆钉把碎片连接在一起。
我有一个朋友，他通过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发现了陶瓷修理匠的技术非常有用。在一次前往威海卫的度假旅行途中，他很不幸地摔坏了自己安装着一整排上方假牙的牙托。因为在周边两天路程的范围内根本找不到牙医，这就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他于是打算放弃自己的度假计划，在接下来寻找牙医的过程中也只能靠喝汤来果腹充饥。
跟随他的那个足智多谋的中国小男童建议说，或许陶瓷匠人可以修理好它。因为这块坏牙托以现在的情形看就是一件毫无价值的垃圾，没有任何利用的价值了，而我的朋友也真是饿极了，于是他决定冒险一试。瓷器修理匠被找来了，他在牙托上钻孔，然后用细小的铆钉将其固定在一起。到了午餐的时间，我的朋友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地享用一顿牛排的正餐。最初，他只是把这看作一种临时性的修复工作，但他发现修补过的牙托非常令人满意，于是他又戴了它许多年。假如在美国，牙托经常性地发生损坏，那么中国的瓷器修理匠就可以通过修理它们而发家致富了。因为支付几个铜板的费用就可以将牙托铆接好，这当然要比把它送到牙医那里去重新做一个便宜得多。
在机器化时代促使精确度成为生产的必需之前，中国人就把自己的手工业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但这也使得他们比其他民族晚一些接触到精确性的需求。再加上从古至今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低廉，没有人认为花时间培训劳动力是值得的，这两个原因导致了中国的低效和粗糙的加工工艺。
在我们看来，虽然付给中国工人的工资很微薄，但如果用劳动成果来衡量，他们的生产效率也很低。根据中国权力当局的说法，一个中国煤矿工人的劳动效率只有英国煤矿工人的四分之一，仅仅是美国煤矿工人的二十分之一。这种用煤炭生产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方式并不完全准确，因为矿山的地质条件以及机械的使用情况都是比工人的技能和力气更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煤矿工人低廉的工资，使得开采那些在其他国家会被废弃的薄煤层也有利可图。关于劳动生产率，我们还可以从棉纺织工业当中得到更好的比较。根据同一个中国权力部门的说法，在上海的一家拥有1万只纱锭的中国工厂，需要550名到600名操作的工人，而同等规模和设备的日本工厂只需要350名工人。在中国的织布工厂中，平均两台织布机就需要一名操作员，而日本工厂同样的工人则可以照管五台半机器。
在中国的矿山、工厂和所有其他工业机构中建立的雇佣制度，也是导致低效率严重的主要原因。在大多数情况下，劳动力是通过承包人招聘来的。在这个体系下没有别的选择。承包商被一次性地支付了1000名工人的工资，自然他会想方设法地克扣支付给他们的钱。
由于劳动力如此廉价，因而任何试图提高劳动效率的办法看起来都是不值得的。中国的通行规则是：经营活动无论规模大小，如果你想加快速度就应该雇用更多的工人。这样的体制总是能够取得成功，因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因为工资低，所以没有人追求效率；因为效率低，当然工资水平也不会提高。这个怪圈或许会随着中国与西方世界更多的亲密接触而被打破。与此同时，认识这个怪圈也有助于解释许多中国的特质。
一位到过中国的美国游客就其所见发表评论，他觉得自己能够以五倍于中国农民的速度脱粒稻谷（小麦也是一样的），并试图以此进一步增加中国人效率不高的证据。他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当他在疾速地劳作过程中无疑会把大量的稻谷摔打得乱七八糟，而这样将会使很多粮食无法挽回地被浪费。对中国农民来说，在自己的农家小院里捶打谷物时速度并非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因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这个任务通常都能在晚饭之前完成。相较而言最为重要的事情是要让这些珍贵的谷物颗粒归仓。如果一个人想要了解中国，他应该永远牢记，各种各样的物资永远比各式各样的劳动具有更大的价值优势。
《我的朋友中国人》作者为美国人卡尔·克劳，他曾长期在中国经商生活。《我的朋友中国人》描写了作者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见闻，有饮食、黄包车夫、知识分子、邻里之间等。作者通过自己的叙述，在书中为中国人辩护，同时也驳斥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我的朋友中国人》语言诙谐，读起来妙趣横生，通过《我的朋友中国人》可以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