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 顾宪成、允成
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学者称泾阳先生。幼擅殊慧。年十五六，从学于张原洛。原洛曰：举子业不足以竟子学，盍问道于方山薛先生！薛方山名应旗，武进人，尝从学于欧阳德。然为考功时，尝置王畿于察典，以是一时学者不许其名王氏学。方山见宪成而大喜，授以朱熹《伊洛渊源录》，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是矣。这是后来东林诸贤，越过王学再寻程朱旧辙的发端。宪成以解元中进士，时张居正当国，病，百官为之斋醮，同官署宪成名，宪成闻之，驰往削去。曾罪谪桂阳州判官，又获罪，削籍归田里。遂会同志创东林书院，一依朱熹白鹿洞旧规。旁邑闻风四起，皆推宪成为祭酒。他论学主与世为体，尝言：
官辇毂，念头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念头不在百姓上；至于水间林下，三三两两，相与讲求性命，切磨德义，念头不在世道上：即有他美，君子不齿。
这一意态，却直返到初期的宋儒，近似范仲淹、石介之流风。因此会中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清议和讲学，倂成为一事，这才从书院直接影响到朝廷，一时也很有人想根据东林意见改革朝政，于是东林成为誉府，亦成为谤窟。宪成又曾一度起用，卒不赴。
当其时，王学已臻于极弊，学者乐趋便易，冒认自然。常称：不思不勉，当下即是。他则说：
查其源头，果是性命上透得来否？勘其关头，果是境界上打得过否？
而于王守仁自己所说，也极多严厉的纠驳。他曾说：
阳明先生曰：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是也。此两言者，某窃疑之。夫人之一心，浑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真是也。其非，天下之真非也。然而能全之者几何？惟圣人而已矣。自此以下，或偏或驳。遂乃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欲一一而得其真，吾见其难也。故此两言者，其为圣人设乎？则圣人之心，虽千百载而上下，冥合符契，可以考不谬，俟不惑，无有求之而不得者。其为学者设乎？则学者之去圣人远矣，其求之或得或不得，宜也。于此正应沉潜玩味，虚衷以俟，更为质诸先觉，考诸古训，退而益加培养，洗心宥密，俾其浑然者果无愧于圣人。如是而犹不得，然后徐断其是非，不晚也。苟不能然，而徒以两言横于胸中，得则是，不得则非，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脚注六经，无复忌惮，不亦误乎？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也只把尧舜来作为性善之实证。陆九渊也说：东海、西海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九渊也只把圣人来作为他主张心即理的理论之实证。王守仁也说，良知二字，是他从千辛万苦中得来，并不曾教人先横一自知得一切是非的良知在胸中。但流弊所极，则宪成这番话，虽平常，实重要。当知禅学精神，正在教人求之心，更不重于质先觉，考古训。宪成的意思，也就在排这禅。他又说：
阳明尝曰：心即理也。某何敢非之，然而谈何容易？
他不反对守仁的所谓心即理，但他不许人轻易说这句话。所以他又说：
朱子云：佛学至禅学而大坏。只此一语，五宗俱应下拜。
他又说：
余弱冠时好言禅，久之，意颇厌而不言。又久之，耻而不言。至于今，乃畏而不言。
正因王学末流很近禅，于是晚明禅学又大兴。他说他厌言禅，耻言禅，终至怕言禅，我们再参合上引黄宗羲的一节话在赵贞吉篇中，便可想象那时学术思想上颓波靡风之大概。
或问：佛氏大意。曰：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无善无恶。
他对王守仁无善无恶心之体一语，排斥得尤厉害。他说：
管东溟曰：凡说之不正，而久流于世者，必其投小之私心，而又可以附于君子之大道者也。愚窃谓无善无恶四字当之。何者？见以为心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也，合下便成一个空。见以无善无恶只是心之不着于有也，究竟且成一个混。空则一切解脱，无复挂碍，高明者入而悦之。于是将有如所云，以仁义为桎梏，以礼法为土苴，以日用为缘尘，以操持为把捉，以随事省察为逐境，以讼悔改过为轮回，以下学上达为落阶级，以砥节励行独立不惧为意气用事者矣。混则一切含糊，无复拣择，圆融者便而趋之。于是将有如所云，以任情为率性，以随俗袭非为中庸，以阉然媚世为万物一体，以枉寻直尺为舍其身济天下，以委曲迁就为无可无不可，以猖狂无忌为不好名，以临难苟安为圣人无死地，以顽钝无耻为不动心者矣。由前之说，何善非恶？由后之说，何恶非善？是故欲就而诘之，彼其所占之地步甚高，上之可以附君子之大道。欲置而不问，彼其所握之机缄甚活，下之可以投小人之私心。即孔孟复作，其奈之何哉？
这真描绘出了当时学术界一幅十八层地狱图，而直从那些地狱中人的心坎深微处下笔。所以他又说：
程叔子曰：圣人本天，释氏本心。季时其弟允成谓添一语：众人本形。史际时曰：宋之道学，在节义之中；今之道学，在节义之外。予曰：宋之道学，在功名富贵之外；今之道学，在功名富贵之中。在节义之外，则其据弥巧；在功名富贵之中，则其就弥下。无惑乎学之为世诟也！
他并不在讲学，只在讲世道，讲人心。若人心早在节义外，而又同时在富贵利达中，则世道可想，哪还有学术之可讲？讲来讲去，还是附于君子之大道，而投于小人之私心。故他说：
平居无事，不见可喜，不见可嗔，不见可疑，不见可骇。行则行，住则住，坐则坐，卧则卧。即众人与圣人何异？至遇富贵，鲜不为之充诎矣。遇贫贱，鲜不为之陨获矣。遇造次，鲜不为之扰乱矣。遇颠沛，鲜不为之屈挠矣。然则富贵一关也，贫贱一关也，造次一关也，颠沛一关也。到此真令人肝肺具呈，手足尽露，有非声音笑貌所能勉强支吾者。
他依然不像在讲学，还是在讲世道，讲人心。陆王所讲是历史人心之光明面，他则在指点出时代人心之黑暗面。我们若说周、邵、张、朱是外向宇宙万物求真理，陆王是内向人心求真理，则宪成眼光，只针对在现实的世道时风上求真理。这可说是东林讲学的新方向。
顾允成字季时，宪成弟，学者称泾凡先生。兄弟同师薛应旂。廷对，指切时事，以万历宠郑贵妃任奄寺为言，读卷官见之，曰：此生作何语，真堪锁榜矣。御史房寰劾海瑞，允成疏寰七罪，奉旨削籍。嗣起复，仍以抗疏犯政府谪外任。尝谓：
平生左见，怕言中字。以为我辈学问，须从狂狷起脚，然后从中行歇脚。凡近世之好为中行，而每每堕入乡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时便要做歇脚事。
又曰：
三代而下，只是乡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虽不犯乎弑君弑父，而自为忒重，实埋下弑父弑君种子。
又曰：
南皋邹元标最不喜人以气节相目，仆问其故，似以节义为血气也。夫假节义乃血气，真节义即理义也。血气之忍不可有，理义之忍不可无。理义之气节，不可亢之而使骄，亦不可抑之而使馁。以义理而误认为血气，则浩然之气且无事养矣。近世乡愿道学，往往借此等议论，以消铄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污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远。
一日，喟然而叹。泾阳曰：何叹也？曰：吾叹夫今之讲学者，怎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耳。泾阳曰：然则所讲何事？曰：在搢绅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传食诸侯一句。
他又说：
昔之为小人者，口尧舜而身盗跖。今之为小人者，身盗跖而骂尧舜。
骂尧舜好像不复是乡愿。但当时学风却奖励人发高论，致于骂尧舜。这依然在对时风作阿谀，实为乡愿之尤巧而尤诈者。但允成也并不反对讲心学。他说：
心学之弊，固莫甚于今日。然以《大学》而论，所谓如见其肺肝然，何尝欺得人？却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蠹也，非心学也。若因此便讳言心学，是轻以心学与小人也。
又曰：
道心难明，人心易惑。近来只信得六经义理亲切，句句是开发我道心，句句是唤醒我人心。学问不从此入，断非真学问。经济不从此出，断非真经济。
泾阳尝问先生工夫，先生曰：上不从玄妙门讨入路，下不从方便门讨出路。
正因为讲得太玄妙，遂使做来有方便。二顾兄弟讲来似平常，却使人感有一种凛然不可犯之色，截然不可逾之气。时人评允成，说他是义理中之镇恶，文章中之辟邪，洵为的评。
成书于1953年。台北“中华文化事业委员会”1953年初版，台湾学生书局1977年4月修订出版。该书在材料上多取自《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内容包括宋学之兴起、宋初诸儒、中期宋学、南渡宋学、金元诸儒、初期明儒、中期明学、晚期明学、明末诸遗老等，扼要地叙述了宋元明七百年间理学的发展演变及其特点。收入台湾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自宋学之兴起，下迄晚明遗老，分五十六目，将此六百年间理学发展衍变之迹，溯源穷流，作简明扼要之叙述。中国思想史上，两汉以后，儒学渐微，庄、老代兴，而佛学东来，递兴日盛，至隋唐而臻全盛。然佛学盛极转衰，继之则宋学崛起，而为新儒学之复兴，另辟新局。宋初诸儒，其议论识见、精神意气，有跨汉唐而上追先秦之概。周濂溪以下，转趋精微，遂为宋明理学开山，而后有二程、张载、朱熹乃至于王阳明之学术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