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史学与心学

2025-05-29 17:13 孔子与论语

一

春秋时代，乃一礼文繁缛之时代，又为一政治、社会、种种人事方面将次崩溃转变之时代。故其时人心激动，而有种种之新思想与新观点。此数者交织互染，乃有下一时代新学术之产生。其时则有无数术士，环绕于贵族阶级之四围，而为之执行其种种繁缛之礼文。此所谓术士者，易以今语译之，当称艺士或艺人，盖指其擅种种之专艺。此种专艺，约言之，可分礼、乐、射、御、书、数六类。习书数不必能射御，执射御亦不必通礼乐。其能通习六艺者则尤为上选。彼辈皆凭此六艺以献身于贵族卿大夫而参加其集团，此在当时则称为儒。许氏《说文》：儒，术士之称。是证也。孔子亦当日一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儒者。孔子亦因此而进身于贵族，而为之服务。其先尝为鲁之委积吏，主管仓谷出入。后又为乘田吏，主畜字牛羊。其后乃益明习于当时贵族阶级之种种礼文。然孔子不仅习其礼，抑又进而究其礼之意，乃觉当时所谓礼者实多非礼。《论语》：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子闻之，曰：是礼也？

此事盖在孔子青年，乃十足表现出孔子对当时贵族阶级许多非礼之礼之一种反抗精神。大抵当时鲁太庙中种种礼乐均属非礼，故孔子伪为不知而问以示讽刺；或者乃笑孔子，误以为其真不知礼，故孔子曰：这些就算礼了吗？以此为反诘。今试设一简譬。如一游人入外蒙古，对其政府礼堂悬列宁像片，因问此何人之像？当知问者并非不知此系列宁之像，乃不知此处缘何悬挂此像，故疑以设问耳。此种态度，春秋名卿大夫间亦早有先例。如《左传》文四年：

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孔子尝称宁武子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此处正是宁武子大知若愚一绝妙好例。孔子初入鲁太庙神情，即模拟宁武子意态而变化用之也。特在宁武子当时，不过是贵族阶级内部自身对于外交礼文上之一种讲究与机警；一到孔子身上，却变成一个艺士正式起来批评和反对当时贵族阶级之种种现行礼法。这是时代变动下绝然不可相提并论的两件事。

孔子正式的批评和反对当时贵族阶级种种现行礼法者，在《论语》里屡屡见到，如：

孔子谓季氏，八修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又：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这些都是正面公开的批评。当时的贵族礼，实际便即是当时的政治；因此孔子对于礼的批评，实际即是孔子当时对于政治的批评。他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这里孔子以一艺士身分而反对政出大夫之非礼。但艺士议政，本身亦是一非礼。故孔子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之议礼，同时即是其议政。故：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里孔子把政治问题归重到礼上，但同时又把礼的问题归重到日常人生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礼的问题，同时亦是政的问题，但同时又即是人生日常问题，所谓伦常问题是也。于是孔子遂由他的政治论转入到人生论。

二

孔子反对批评当时贵族阶级一切现行礼之根据则在历史。由孔子明习礼文，对于当时一切现行礼之历史本源与其掌故沿革皆探索明了。故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又曰：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又曰：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又曰：

甚矣我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

在古代之所谓礼，本即是全部规定了的贵族生活，亦即包括了古代全部的政治。在孔子心中，则礼的范围更大了，不仅包括了政治与贵族生活，亦复包括了全部人生。孔子在历史演变中研穷了自古到今的种种礼，即是研穷了自古到今的政治与人生。其够标准合理想者，此在孔门则谓之道，道之具体表现则曰文。孔子认为那种政治和人生之沿积，到他时代而穷了，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说只有他知道得这些。而他理想中最仰慕的人物则是周公，因周代礼乐起于文王，定于周公。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他要想来一新周道，把当时的政治和人生全部整顿刷新。当时人说孔子知礼，只以为他熟习得许多现行礼；但孔子的真学问，则在根据历史，知道自古到今之沿革变迁，遂能跳出现代圈子，把自古到今的沿革变迁来批评现代；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这些都是孔子之历史学与掌故学。

三

孔子研穷史学，却为种种因革变迁的礼文找出一个本原，这就成为是孔子的历史哲学。孔子认为一切礼的本原，不在外部，而在创礼与守礼者之内心。这是孔子之心学。孔子的心学，是孔子的历史哲学之最后的结论。故曰：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又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与礼是孔子常常提到的两件事。礼是外面的节文，仁是礼之本原，即指的人之心。此后孟子说：仁，人心也。此语便把仁字解释完尽。当知仁只是人之心，但此心必在人与人相交接时始十分透露，故汉儒又把仁字另作解释云：仁，相人偶也。相人偶，便是指的人与人相交接。我们应把汉儒解释来补充孟子的语义，则仁是一种社会心，乃人与人相偶处时之心。其实人生根本属之社会。一言一思，尽若是他一己私事，但依然脱离不了社会关系。试问若无社会，若无历史，则此人便根本不能有言，不能有思；换言之，即不能有其心。故孟子曰：仁，人心也。其实语义已圆足。因人字已包含社会性，已包含了相人偶。严格言之，世界上并无可以不相人偶之人，亦即不能有不相人偶之心。礼是一种相人偶的事，其本原由相人偶之心来。换言之，即礼从仁来也。

《论语》里说到仁字处最多，但大体不离上述之根本义，仁只是人心。孔子只怕人对此心态不易把捉，遂又提出一孝字来。孝是子女与父母相人偶时之一种心态，此种心态，人人有之。人能识得孝心，自能推广识得仁心。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便是此意。孝弟只是人在家庭对父母兄长相人偶时之一种心态。待其跨出家庭，进入社会，与其他一切人相人偶，则那时的心态并不是孝弟，而其为一种仁心则一。在孔门又特拈忠恕二字说之，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孝弟全是仁，全是人与人相偶时之一种心态。若人心没有孝弟，便不能有家庭。若人心没有忠恕，便不能有社会。若人心没有仁，便不能相人偶，不能有礼；换言之，即不能有种种人与人相处之道也。

四

由上述说，孔子思想便由史学转入了心学。《论语》里学字有涉史学者已举例如上，今再举其涉心学者。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迁怒如怒于甲者移之于乙，贰过如过于前者复于后。此皆非相人偶之道。此等学问自指心学，因其须在自己心上用工夫。又：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此条虽未明点出学字，但为孔门师弟子志愿所在，是即孔门师弟子之为学目标。程子说此条云：夫子安仁，颜渊不违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颜渊、孔子之志，皆与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尔。此条程子皆以仁字说之。缘三人所志，即其理想所欲到达者，均属一种内心境界，均不从外面事物功利之占有或成就着眼；此种内心境界，又非专从小己之愉快安乐及欲望满足等而言，乃均指人与人相处即相人偶时之一种彼我融和无隔阂无分别之心态；此即孔门之所谓仁也。当知人类正因有此心境，故能产生礼，故能产生道。此种心境，则为一切礼与道之本原。故孔门师弟子皆有志于此，惟三人所怀想之境界则自有高下深浅之别耳。

故孔子一切学问，皆从此种心地建立基础，而此种心地则为人人所同有。故子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可见孔门言学，必从忠信生根。忠信犹言孝弟，惟孝弟专指家庭子弟言，忠信则指社会每个独立之个人言。孟子要指点此种心地不烦教学而皆有，故举孝弟言之，谓是人之良知良能。孔子此处，则重在指点人心之本质大体相似，故举忠信言之。故人人之忠信本质，可以与圣人相近，而圣人之学问习得则乃始与人人相远，故曰：性相近，习相远。此处则已透露出孟子之性善论。

孔子研究著作。近人钱穆著,集有作者18篇孔学研究论文。其中有10篇探究《论语》,包括《论语》的读法和朱熹的注疏,另外数篇是研究孔子思想与现实文化的关系,认为“孔子思想之重点与价值,正在要替人类提出一个解决此种种问题之共同原则。”这一原则“只‘道’‘德’二字便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4年初版。该书是钱穆阐述孔子学说,教读《论语》方法的结集。书中指出:儒家是一种“人文的宗教”,孔子的教义具有“道地十足不折不扣的宗教精神”。钱穆突出强调“情”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宋儒说心统性情,毋宁可以说,在全部人生中,中国儒学思想,则更着重此心之情感部分,尤胜于其着重理知的部分。我们只能说,由理知来完成性情,不能说由性情来完成理知。情失于正,则流而为欲。中国儒家,极看中情欲之分异。人生应以情为主,但不能以欲为主。儒家论人生,主张节欲寡欲以至于无欲。但绝不许人寡情、绝情乃至于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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